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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猜看，餐廳女服務生、旅館房務員、鐘點清潔工、看護之家助手，和沃爾瑪的售貨員，哪一種低薪工作最磨人心志、把人逼近發狂崩潰的臨界點？

　　本身並不貧窮的人往往想像貧窮是一種過得下去的生活。

　　儘管很清苦，但窮人們總是想出辦法活下來了，不是嗎？他們「總是在那裡」。並不貧窮的人很難理解那其實是一種極度痛苦的狀況：午餐可能只有一包多力多滋，所以早在下班之前就已經餓得快要暈倒；所謂的「家」就是一輛可以窩著睡覺的廂型車；即使生病或受傷，還是得咬緊牙關「用工作撐過去」，因為根本沒有生病津貼或健康保險，而只要一天沒有薪水，就意味著隔天連幾塊錢的伙食費都付不出來。這些經驗根本不能被歸類為「過得下去」，而是一種經年遭到剝削、受到無情懲罰的生活方式。

　　我們從小就被教導「努力工作是成功之道」、「努力工作就會出人頭地」，或是「我們就是努力工作才有今天」。我們被灌輸「努力工作」是脫離貧窮的不二法門，沒有人告訴我們，就算你「努力工作」（努力到你甚至從來沒想像過的程度），還是有可能發現自己仍然深陷在貧窮和負債中，甚至越陷越深。我們可能會發現，「再怎麼努力工作都沒有用」才是我們需要面對的真實世界。

　　為什麼會這樣？芭芭拉‧艾倫瑞克決定親自加入他們，找出答案。「如果你想了解一個階級，最好的方法就是加入他們！」

　　芭芭拉頂著60歲的身軀，從佛羅里達到緬因，再到明尼蘇達；她當了女服務生、旅館房務員、鐘點清潔工、看護之家助手，以及沃爾瑪的售貨員。她秉持著科學精神，梳理出低薪工作生存下去的方式：任何工作都需要技巧，不論它有多基本；最底層的工作，也要求精神和體力上的龐大付出；以及，如果想要有個安穩的小窩，你至少需要兩份工作。

　　這本書並不是關於什麼出生入死的「臥底」冒險經驗。她做的事幾乎任何人都做得來：找到工作，把這些工作做好，努力量入為出使收支平衡。事實上，這正是幾百萬名美國人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她以一貫的幽默與辛辣描寫這段交雜著汗水、淚水、清潔劑與番茄醬的低薪生活。她把苦日子寫得深刻，也興味盎然。

　　有人會說只要懂得設身處地，這些狀況並不難想像。當然。只是，每個人對忙碌的定義不一樣；對貧窮也是。如果少了這些作品，或許我們永遠不知道自己關在象牙塔裡的想像，距離現實多遠。金融風暴後，窮忙族成為普遍現象，本書也成為探討「窮忙族」的代表作品。

各界推薦

　　貧困者和決策者，那些擁有話語權的人們，居住在同一個國家，卻是兩個世界，後者擁有光環，提出的意見有人重視，而前者無人聞問，連真實的困境都被忽略，「反正一直都有窮人嘛」。芭芭拉的「降世」正是為了讓更多人知道，原來有這樣一個「在職貧窮」的事業和階級存在。──林立青

　　這些經驗的描述令人難以忘懷，她的文筆生動、機智，很少讀者能不被美國經濟底層那種令人羞愧的現實狀況觸動。本書必定將在底層報導的經典著作中占有一席之地。──《新富餘》作者，茱麗葉‧修爾（Juliet Schor）

　　美國對於經濟繁榮的負面視而不見。艾倫瑞克巧妙地層層剝除我們的自我否認，試圖消除富人和窮人、被服侍者和服侍者的區分。這本勇敢而坦誠的書是一項挑戰，挑戰我們是否能創造出一個不如此嚴重分化的社會。──《震撼主義》作者，娜歐蜜‧克萊恩（Naomi Klein）

 

作者簡介

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 1941～）
譯者簡介

林家瑄

　　清大外語研究所畢業。譯有《兩位嚴肅的女人》、《我的失序人生》等專書及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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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轉載
就跟我下修的生活條件一樣，一種新型態的醜惡也出現在傑瑞餐廳裡。首先，我們是透過用來輸入點餐內容的電腦螢幕告示才得知，從今以後有個新規定：旅館附屬的酒吧禁止餐廳員工進入。我透過祕密情報網得知，肇事者是那位訓練我的超能幹二十三歲女生。她其實也住在拖車屋，而且是三個小孩的媽。有天早上不知道什麼事情使她失控了，所以她溜出去喝口酒，結果神智不清地回來。這項禁令對愛倫造成的傷害最大，因為她習慣在下班後解開一直被橡皮筋綁得緊緊的頭髮，到旅館酒吧裡喝幾杯便宜琴酒再回家。我們其他所有人也都感受到這項禁令帶來的壓力。就在隔天，當我要進乾貨儲藏室拿吸管的時候，發現門是鎖著的。這道門以前從來沒鎖過，我們整天都要進進出出，拿紙巾、果凍盒及外帶用的保麗龍杯。魁梧的協理維克過來替我開門，他跟我說，他抓到一個洗碗工想從裡面偷東西，而且很不幸地，那個惡棍得一直跟我們待在一起，直到代替的人來為止，所以他把門鎖起來。我當時忘了問他，那人到底想偷什麼，但維克告訴我那個人是誰：理平頭戴耳環的小伙子，妳知道，他現在就在門後。
 
我希望我可以跟各位說，我當時立刻衝回去問喬治，了解他那邊的說法是什麼。我希望我可以跟各位說，我起而對抗維克，堅持替喬治找一名翻譯，讓他能為自己辯白，或宣稱我會找到願意義務處理這個案件的律師。最起碼，我應該要作證說明這孩子很誠實。我想不通的是，乾貨儲藏室裡根本沒有什麼值得偷的東西，至少沒有半樣值得在黑市買賣的東西：「我是喬治啦，我手上有兩百包……也許兩百五十包的小番茄醬。你要不要買？」我的猜想是，就算喬治真的有拿什麼東西，也只會是一些鹹餅乾或一罐櫻桃派配料粉，而且動機只是因為飢餓。

所以，為什麼我沒有插手干預？絕對不是出於所謂記者的公平客觀，那往往是在掩蓋背後的道德麻痺。相反地，某種新的、令人作嘔的、奴性的東西感染了我，就跟晚上下班終於能脫下衣服時，我還能從內衣上聞到的那股廚房怪味一樣。在真實生活裡，我算是有一點點勇敢，但許多勇敢的人在戰俘營裡被淘空了勇氣，而也許，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整體環境有如戰俘營的美國低薪工作場所。也許，在傑瑞餐廳待上一個月或更久之後，我可能會重獲我的十字軍精神。但也有可能在一、兩個月後，我會變成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人，說不定就是變成一個會把喬治出賣的人。
 
但這並不是當時我火燒眉毛要解決的事。跳入貧窮生活一個月之後，我終於找到夢寐以求的工作：房務人員。因為我去了唯一可能對我的能力有點信心的地方：傑瑞餐廳從屬的旅館。我到人事辦公室裡，急切地吐露我的狀況：我必須找第二份工作，否則就付不出房租；還有，不，我不能當櫃檯接待員。「好吧，」人事室的小姐不耐煩地說：「那妳就當房務員。」之後就趕我去找房務經理米莉。她是個瘦小而神經質的西班牙女子，叫我「寶貝」，然後遞給我一本小手冊，內容強調員工必須有積極的態度。時薪是六點一美金，工作時間從早上九點開始，直到「能完成工作的時間」為止，我希望這是指下午兩點之前。看到負責帶我的中年非裔美國人卡蘿塔之後，我就知道根本不必開口問有沒有健保。因為這位要我叫她卡莉的女子，前排上方的牙齒已經完全掉光了。

我當房務員的第一天，也是我這一生在西嶼過低薪生活的最後一天，雖然我當時並不知道這點。那一天，卡莉的心情很糟。我們被分配要打掃十九個房間，大部分都是「退房」而非「續住」，退房的房間要進行全套清潔整理，包括換床單、吸塵以及擦洗浴室等。當我們發現其中一個原本被列為續住的房間結果卻是退房時，卡莉打電話向米莉抱怨，但當然毫無用處。「那就把這個該死的王八蛋弄好。」她命令我道，於是我負責弄床鋪，她在浴室噴噴擦擦。一連四小時我不曾休息。我把床單褪下來，再重新鋪床，每張大床平均花四分鐘半，我是可以加快到三分鐘，但看不出有必要這麼做。我們用手把較大的灰塵髒物撿起來，試圖減少使用吸塵器的機會，但大多數時候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努力把重達三十磅的巨大吸塵器拽下清潔車，費力地把它在地板上拖來拖去。有時候卡莉會遞給我一個噴瓶，上面的標籤寫著BAM（實際上，那是幾個字的縮寫，第一個字不祥地以「丁酸」［Butyric］開始，但其他的字已經磨損得看不見了），然後她就讓我清理浴室。在這裡，可沒有服務生面對客人的責任感能激勵我，我只能全神貫注把浴缸裡的陰毛撿乾淨，至少是我能看得到的暗色系毛髮。

我在下午三點半要求下班，此時另一名房務人員對我提出忠告，到目前為止，從來沒人能一面在傑瑞餐廳當服務生一面還當房務員，「一個小伙子曾有一次成功做了五天，而妳已經不是小伙子了。」我把這項有幫助的資訊記在心裡，然後衝回第四十六號拖車屋。我吞下四顆布洛芬（Advil，這次的止痛藥名），沖澡，彎著身體擠進淋浴間，努力讓自己穩定下來，迎戰即將來臨的另一輪工作。這大概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勞動力的再生產」，意思是，一名勞工得做一些事情讓她能再度進行勞動。雖然我想一氣呵成地從一個工作轉換到另一個，傑瑞餐廳規定要穿的那條褲子卻成了意外阻礙。昨晚我用手搓洗夏威夷衫的時候，那件褲子在四十瓦的燈泡下看起來還過得去，但在白天的陽光下，我才發現它上面都是沙拉醬弄的汙漬。結果兩份工作之間大約一小時的休息時間裡，我幾乎都在試圖用海綿除去褲子上的食物斑，然後把褲子攤在車子引擎蓋上曬乾。
 
若我能灌下足夠的咖啡，又不對喬治越來越糟的狀況耿耿於懷，理論上我應該能同時做好這兩份工作。被懷疑偷竊之後的頭幾天，喬治似乎並不明白自己惹上了什麼麻煩，我們快活的會話課仍持續進行。但他最近來上班都顯得無精打采，鬍子也沒刮。跟我擔心的一樣，今晚他看起來更像鬼魂，眼睛底下掛著兩個深深的黑眼圈。有那麼一刻，我因為必須把配烤馬鈴薯的酸奶油醬裝在一些小紙杯裡，而暫時站著沒跑來跑去，他於是走上前，顯然很想努力用有限的字彙跟我談一下，可是我卻在這個時候被叫去外場負責一張桌子。我當場決定，今晚我賺到的小費全都給他，管它什麼低薪生活實驗的省錢原則。八點的時候，愛倫和我一起站在廚房裡臭得要命的角落囫圇吞幾塊點心，但我只來得及吃下兩、三根義大利乾酪棒，而午餐我只吃了幾塊麥克雞塊而已。我告訴自己，我一點都不累，但也許「我」只是連感覺累的力氣都沒了。若我對整個情況更有所警覺的話，就會看到毀滅的力量已經朝我逼近。餐廳裡只有一名年輕廚師當班，名叫「耶穌」（請用法文腔念），而他才剛接這份工作。另外還有喬伊，我們工作到一半她才出現，腳上穿著高跟鞋，身穿一件緊貼身體曲線的白色洋裝，氣得七竅生煙，顯然剛從某個雞尾酒吧被硬叫過來。
然後，巨大的人潮來襲。我負責的桌子有四張立即客滿。如今四張桌子的客人對我來說不算什麼，但前提是他們大發慈悲，別在同一時間進餐廳。當我去服務二十七桌時，二十四、二十五及二十八桌的客人都嫉妒地看著。當我服務二十五桌的時候，二十四桌的客人則對我怒目而視，因為還沒人去幫他們點菜。二十八桌是四個雅痞型的客人，意思是每一樣菜他們都有意見，連雞肉凱撒沙拉都要另外指示。坐在二十五桌的是一對中年黑人夫婦，他們抱怨冰茶不新鮮、桌面黏黏的，雖然這些抱怨其實不無道理。但二十四桌的客人才真是海嘯級的：十名英國觀光客，他們似乎下定決心要完全透過嘴巴來吸收美國經驗。每個人都至少點兩份飲料：冰茶和牛奶雪客，麥格（Michelob）啤酒和水（請在水裡加上檸檬片），還有數量龐大、種類繁雜的食物：早餐特餐、義大利乾酪棒、雞肉條、墨西哥薄餅，要起司和不要起司的漢堡，配料是薯餅，要加切達起司、加洋蔥、加肉汁，還要調味炸薯條、原味炸薯條、香蕉片。耶穌累慘了！我也是！當我終於端著他們的第一波食物抵達時（在此之前因為要幫他們加點，我又跑了三趟），其中一個大概自以為是黛安娜王妃的女人，竟然拒絕把雞肉條跟鬆餅及香腸特餐一起吃，因為她現在才說，她點雞肉條是要當作前菜。其他人原本會接受眼前的食物，但已經在喝第三杯啤酒的黛安娜王妃卻堅持，他們在吃前菜的時候，其他食物都要端回廚房去。同時，那些雅痞正召我過去幫他們添更多無咖啡因咖啡，而那對黑人夫婦看起來就像隨時要叫美國有色人種促進會（NAACP）的人來抗議一樣。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大多淹沒在一片戰雲中。耶穌開始撐不住了，他面前的小印表機吐出點餐單的速度比他把單子撕下來的速度還快，更別談趕得上進度出餐了。一種逼人的躁動不安開始從客人之間升起，而所有的桌子都坐滿客人。就連堅不可摧的愛倫都因壓力顯得臉色蒼白。我把二十四桌重新加熱的主菜拿去，他們立刻要我退回廚房，理由不是微波得太冷就是太硬。當我帶著他們的托盤回到廚房時（一次拿三個托盤，連跑三趟），喬伊雙手叉腰等在那裡質問我：「這是什麼？」她的意思是指食物：好幾盤被退回的煎餅、各種口味的炸薯餅、土司、漢堡、香腸、蛋。「呃，切達起司炒蛋，」我試著回答：「而那是──」「不對，」她對著我的臉尖叫：「它是傳統炒蛋，巨無霸炒蛋，還是特製炒蛋？」我假裝研究菜單找尋線索，但混亂的程度已經達到頂峰，不只那些餐盤如此，我的腦袋也一樣。而且我得承認，我已經根本想不起原始的點餐內容了。「妳不知道特製炒蛋跟傳統炒蛋的差別？」她狂怒地逼問我。事實上，我唯一知道的是，我的雙腿已經沒興趣再繼續支持下去，它們大喊著要彎下來。我被一名雅痞給救了（老天慈悲，不是我負責那桌的雅痞們），因為他選擇在這一刻衝進廚房裡，大吼他點的食物已經過了二十五分鐘還沒來。喬伊尖叫著請他滾出她的廚房，接著暴怒地朝耶穌發火，順便還把一個空托盤扔過廚房表達她的憤怒。

我離開了。我沒有大喊「我不幹了！」，就只是離開。我沒有完成分內的雜項工作，也沒有從收銀櫃檯那裡拿走我的小費（如果有的話），更沒有要求喬伊允許我走。而令人驚訝的是，我真的可以不經允許就走出去，門會打開，厚重的熱帶夜晚空氣會散開來讓我過去，我的車也仍然停在先前停的地方。走出餐廳，我沒有沉冤得雪的感覺，也沒有罵了「去你的！」之後的爽快，只有令人招架不住的沉重失敗感籠罩我和整個停車場。我帶著科學精神開始從事這項實驗，以為它就像一道數學命題，但在實驗的過程中，太長時間工作、太需要不計一切專注在眼前事情上，使我不知不覺變成一個眼界狹窄的人。這場實驗變成對我的試煉，而顯然我沒通過。我不只沒能力身兼房務人員和服務員，也忘了把小費給喬治。對此我感到很難過，像蓋兒和愛倫這種辛勤工作又慷慨的人，一定能了解其中緣由。我並沒有大哭，但多年來我第一次發現，我的淚腺還在，而且仍然有實力發揮它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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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搬出拖車屋公園的時候，把四十六號拖車屋的鑰匙交給了蓋兒，並設法把我的押金轉給她。她告訴我，瓊安還住在她的廂型車裡，而史都已經被爐邊餐廳開除了。根據最新傳聞指出，他透過餐廳電話訂的毒品是快克，而且他被抓到偷收銀機裡的錢來付帳。我一直沒打聽到後來喬治怎麼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