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找回台灣的和平願景
朱雲漢 台灣社會從八二三砲戰以後就逐漸脫離戰爭的陰影，承平日漸成為台灣民眾習以為常的常態，也構成過去四十年經濟與政治發展的基礎條件。但曾幾何時，戰爭的陰影開始逼近台灣，和平的願景開始遠離我們。剛開始，一般民眾還感受不到這股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對自己生存環境的立即衝擊，在心理上尚能逆來順受；等到迎戰機制的陸續啟動與戰爭風險的急速上升，開始明顯侵蝕到我們的民主品質、扭曲社會分配正義，扼殺經濟發展前景、窄化國際社會支持時，民間社會開始覺醒了。他們發現為政者居然完全缺乏締造和平願景的心思與能力，他們驚覺台灣內部有很多政治人物居然是長期倚賴「戰爭邊緣狀態」來汲取政治動員能量。他們發現要避免戰爭，要締造和平，不能寄望神仙與皇帝，只能靠自己。
建立以人為本國安論述
最近來自民間社會各個角落的代表性人物，不約而同地發起反對軍購特別預算的公投連署；在公共論述的各個領域，破除兩岸軍備競賽迷思的非戰論述此起彼落。台灣民間社會一場有史以來訴求主題最莊嚴，歷史意義最深刻、影響層面最廣泛的集體自力救濟運動，已經漸成氣候，蓄勢待發。
一場能在歷史關鍵時刻發揮力挽狂瀾作用的民間社會運動，不但要有縝密的行動綱領，更必須在思惟上大破大立。積非成是的觀念必須導正，蠱惑民眾的政治法術必須戳破。台灣社會要重新找回和平願景，必須在思惟上進行好幾重的建構。
首先，一個立足於民間社會的非戰論述，必須樹立「以人為本」的國家安全策略論述，才能有效抗衡以權力為出發點的宮廷版國家安全論述。從「以人為本」的立場出發，任何國家安全戰略都必須以維護「人的安全」與保障「人的發展」為最終目的。所有以維護國家主權、領土、獨立、自主、尊嚴為名義的安全戰略，都不能只停留在凌空的層次來思辨，必須要回歸到「人本」的層次來檢驗。無法通過人本層次檢驗的國家安全論述，都是值得懷疑的。這些論述與策略可能只是為特定政治集團的現實利益或偏執理念而服務。事實上，對絕大多數的民眾而言，當一種國家安全戰略開始明顯的危害到自身的安全、阻礙下一代的發展機會時，就質變為一種「國家不安全」戰略。
兩岸衝突危機籠罩東亞
其次，要戳破「備戰才能止戰」的迷思，要揭露「備戰才能止戰」論述背後隱藏的險惡。這個長久以來被為政者用來合理化軍備競賽的簡單論述，表面上有一定程度的說服力，但卻禁不起邏輯的檢驗與歷史經驗的印證。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積極備戰不一定能止戰，反而可能大幅增加戰爭爆發的風險；而且一旦衝突引爆，大規模的備戰容易導致衝突升高失控，也一定導致戰爭規模急速擴大的最壞結局。在歷史上，幾乎沒有單靠「備戰」就可以「止戰」的例子；止戰要靠「止戰策略」，要靠政治性手段。有效的防止戰爭策略必須同時借助政治對話、協商、談判，以及各種增強互信、控制衝突升高的機制。當「積極備戰」被政治人物設定成為「止戰」的唯一妙方時，其背後必然隱藏著極大的風險。因為一古腦的積極備戰通常透露出兩種險惡情勢：第一、為政者根本缺乏智慧、能力或動機來啟動其他更有效的防止戰爭策略；第二、當「備戰」被設定為回應敵意升高局面的唯一策略時，積極備戰的動機就很容易被對方理解為積極「求戰」或「迎戰」。試想如果對峙雙方，一邊內部的「政治正確」是「請戰」訴求，另一邊內部的「政治正確」是「迎戰」訴求，兩者相互激盪，最可能的結果就是戰爭一觸即發。
再者，民間的非戰運動在面對玩弄民粹的政治人物最擅長的「政治法術」時，不但要神智清醒、還要苦思對策讓其破功。這個法術的要訣很簡單，就是妖魔化對方、神聖化自己。在這個簡易的民粹邏輯下，兩岸瀕臨戰爭邊緣的責任，百分之百是由於對岸邪惡政權的侵略本質，或是對岸狂熱民族主義分子的操弄；自己的政治動機、路線與策略是絕對的正當、無邪與純正。妖魔化策略的最主要對象還是島內的「敵人」。任何質疑與挑戰「戰爭邊緣策略」的團體與個人，都可能被安上「投降主義」或「中共同路人」的大帽子。在台灣內部，長期以來在野陣營不敢正面開展兩岸和平的論述，就是因為顧忌這種妖魔化策略的政治殺傷力；民間的非戰論述也受到相當的壓抑，也是因為這種政治法術製造的「寒蟬效應」所致。
當前兩岸所累積的軍事衝突能量，以及所可能引發的戰火燎原形勢，已經將東亞地區所有的人民，暴露在前所未有毀滅性風險之下。嚴峻的台海形勢對這個地區「人的安全」之威脅，在本質上超過恐怖主義活動、ＳＡＲＳ（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或金融風暴。台灣人民更不斷為此付出立即社會成本，因為戰爭邊緣狀態所引發的各種政治效應，正不斷在侵蝕我們的民主品質、扭曲社會分配正義、扼殺經濟發展前景、以及窄化國際社會支持，也就是直接威脅到「人的發展」。
台灣面臨嚴肅歷史抉擇
此時此刻的台灣正面對嚴肅的歷史選擇。沒有和平願景，就難保民主品質。處於「準戰爭狀態」氛圍下的社會是滋生「麥卡錫主義」的溫床。社會內部竟日杯弓蛇影，企業、藝人、公眾人物都要被迫接受忠誠檢驗，被迫政治表態。在國家安全的大纛下，民主程序、法治原則、人權保障都可以打折扣，言論自由空間也必然受到壓制，各種打壓異己的手段也都很容易合理化。同時，戰爭邊緣狀態更可以轉移民眾的視線，發揮掩飾各種施政缺失的一黑遮九醜功效，讓責任政治淪為空談。
沒有和平願景，就難伸社會正義。積極備戰的邏輯必然強化掌控國家機器的執政者在公共議題設定與資源分配上的支配地位。在國家安全議題當道時，弱勢團體最關心的民生議題容易受到忽視；備戰的財政耗費也必然導致資源擠壓效應，讓基層民眾最迫切需要的教育、醫療、環境與社會保障需求無法得到滿足。同時，通常社會中下層的民眾也最缺乏躲避戰爭風險的能力，他們無法分散投資風險或選擇移民。
戰爭邊緣政策將遭反撲
沒有和平願景，也就沒有發展前景。備戰的消耗必然排擠教育與科技的投入，戰爭的陰影更導致台灣經濟的嚴重失血，企業主與專業人才已經陸續出走。最近中產階級的資金也開始大量外移，七月底台股集中市場本益比降為十三．七七倍，比ＳＡＲＳ時期還要低，電子股整體本益比跌到十四．七二倍，也創下歷年最低本益比的紀錄。受到「一國兩制」束縛下的香港股市，雖然也同樣受到美國經濟復甦前景不明，大陸宏觀調控，以及油價飄漲的打擊，但其本益比已經明顯高於台股，並成為大陸台商境外上市的首選，這是台灣面對未來整體信心滑落的最直接寫照。
戰爭邊緣政策就像我們的過去土地開發政策一樣，已經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地下水、山坡地的超限利用，最後必然引發大自然的劇烈反撲。戰爭邊緣政策的超限運作，最後也必然引發民間經濟與社會力量的雙重反撲。 （本專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Copyright 2004 China Times Inc.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