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邊人都對潘國靈很感興趣，原因大概出自他在中大兼教了一個課程。我對他沒有多大的認識，亦未讀過他的作品。有次阿湯拉我到華夏書院聽潘國靈談小說，雖沒有多大得著(這想法有點功利)，但留了一個很好的印象。誠然，他怯怯的文質彬彬是易於討好人的。後來在網上漫游時看到一篇不知道應該算是書評還是牢騷的文章，把《傷城記》罵了個狗血臨頭。這位譚以諾先生的過激措詞vs書生氣質的潘國靈，作為一個不相干的人，也很自然有種鋤「強」扶「弱」的心態。也因此趁著最後一個暑假，讀讀《傷城記》、《病忘書》。
由於兩本都是短篇小說集，加上自身的懶散，只挑了些看來有趣或重要、受重視的故事來看。可惜卻發現，如果把譚以諾的評語去掉那些過猶不及的措詞，亦非偏離事實太遠。《突然失明》曾獲青年文學獎，在書內的引介亦似乎是比較受重視的一篇。書的小摺頁引王璞的評語：「此文章構思新穎，文字寫得很好。」書後又有劉以鬯的引介：「表達手法頗新，優美不俗」。但在我看來，並不完全同意。
《突然失明》寫一社會學家研究廟街來撰寫論文，來諷刺學院的象牙塔式研究。形式上，敘述者以全知角度舖陳主角莫明的失明歷程，文本雜以學術論文的片段間隔分段。李歐梵曾說想嘗試以論文形式寫小說，我不知道潘國靈有否聽聞，但亦因此沒有令我對論文入小說有所驚喜。即使沒有李歐梵，董啟章也把這種大量採用學術用語/ 文獻報告的誇文本寫法玩得膩了，潘國靈再寫也不見得有新意。而文本的中心「失明」的靈感，又大有可能來自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薩拉馬高的《Blindness》。要說構思新穎、表達手法頗新似乎有待商榷。
另外，敘述者的位置及態度也令我感到疑惑。敘述者應為莫明的讀者，卻又有著全知的觀點，可看到任何場景以及莫明內心的各種想法，頗令我莫明奇妙。而敘述者在小說前期多次表示不習慣使用莫明的學術用語(又或是嘲諷?)，但在後期對學術用語的表現卻是純熟而認同，甚至取代了莫明的位置。前後不對應，而又難以找到對應的暗示或諷諭，這種敘述者的游移不定只令人感到小說未盡完善。
這種游移不定在語言的運用更是明顯。在潘的小說中，語言傾向龐雜卻沒有顯示出刻意的語言策略。在書面語中忽然爆出不能自已的廣東話每每可見，「排排坐食粉果」完全一反全篇語調。另又喜列舉一大堆文史哲藝的作家、作品、學術、神話，甚或醫卜星相更暗暗洩露其學院出身的偏好──這種不自覺流露的學院風格在諷刺學院時會否產生自打嘴巴的效果？又《傷城記》中的〈壓縮人〉也頗能看到作者未能駕馭龐雜的語言，書面語雜以廣東話、中英互用外，忽然又會看到很黃碧雲的句子：「低沉至不可說」。這種語言上的不自覺與游靜、也斯、羅貴祥等所刻意採用的語言策略可以是一個很好的對照。最難以克制的似乎還是學院用語，如拼湊後要加上括號(collage)，正是學術論文慣用的語言模式。
取材、結局都沒有多大的新意及令人反思的地方，更大的問題是小說大都給我一種爛尾的感覺。故事到了結尾就開始以一堆資料性的文字去填塞，然後故事就說完了。這種情況通常出現在篇幅較長的作品，再加上把篇幅其實不算長的小說硬分若干章節，也令予人未能駕馭篇幅較長、字數較多的作品的感覺。
說實話，潘國靈在小說上的表現並不十分令人滿意，但也的確作出了一些嘗試，如注入電腦知識、文字+視覺藝術等等。效果見仁見致，但至少我十分喜歡《病忘書》智海所繪的封面──地車中的沉睡。譚以諾的所謂文評則流於借他人發一己之牢騷，甚至沒有體會前輩的用心。譚的文章沒有引例分析而作苛責，以文學評論的角度來說是不負責任的，而他對香港文學的某些看法也難以令人苟同。全文來來去去就是針對潘國靈的好運氣，然後又借香港沒有好的新作家來合理化自己的牢騷，卻完全沒有考慮現時香港的文學環境。而過於看重名氣也只予人狹隘的感覺，也抹殺太多作者的努力。再者，香港文學也不只限於小說這個文體，而黃繼持等學者搞的也是早期的香港文學，在我看來，更非特別專注於香港文學的評論。以上都是作者理應三思的地方，不要隨便以「香港文學」的大論述公器私用。
潘國靈的作品看得不多，也許不夠全面。這篇也不算是正式的評論，如有錯漏請留言指正，筆戰請免。最後，希望不會一篇文章得罪兩個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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