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束東部的旅程，花了三天，完成我五年前的一個承諾。
五年前，不知道因為什麼緣故，我跟家人吵了一架，因為那時血氣方剛，總覺得自己所想的、所要的，父母都應該給予。好像只是因為一個不順心，我的火氣就上來了。接下來，我把行李整理好，在凌晨四點多出門，騎著腳踏車到車站，將預先準備好的行李袋用來裝腳踏車，把它放在車廂內，一個人搭上清晨六點多往梨山的第一班車。
時間很早，不過時至夏日，天色早已大白，許多務農的人在車過埔里後紛紛上車，準備前往工作的地點。他（她）們頭戴斗笠，皮膚黧黑，因為過度暴於日照以致臉孔的皮質層如乾涸的地表般龜裂，身上的汗衫或許因為質料，或許因為禁不起時間的沖刷，稀薄到幾乎包不住乾硬的皮膚，而大地的顏色在衣衫上留下的印記卻清晰可見，與隱隱從衣衫內透出的皮膚顏色相對應。他們或許背著鋤頭，拿著鐮刀，卻一貫的坐在司機旁邊，大聲打著招呼，彼此相互訴說今天的天氣、農忙的情形，臨下車時，也不忘為彼此打氣一番。我坐在車內倒數第二個靠窗的位置，一直看著他們，這也是我第一次真正認真去思考一般人所謂的「中下階層」，他們本身關於「尊嚴」的問題。
我現在在房間裡面，CD音響裡面是我新買的Dirty Three的專輯，一張關於失去多年好友的音樂。以#F小調為主體，搭配著單音、雙音的簡單旋律，可是重複的樂句卻在失真的小提琴聲音中不斷累積一個情緒，緩慢卻不間斷地充塞我被包裹的思緒。
這幾年來，我是不是也失去了什麼？
我於是問著自己。
我在大禹嶺下車，將腳踏車從車袋中拿了出來，開始往花蓮的方向，在中橫的路段騎著。一路都是下坡，並不需要花費我很大的力氣，我只要提高警覺，注意來往的車輛，以及黑暗的隧道內地面的凹凸不平，大抵上說來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到花蓮的時候天色早就暗了，我沿路問人，有沒有國小或是車站之類的地方能讓我過一晚的，有人很好心的告訴我，我往那個方向騎了過去。
在洗手台的地方稍微擦拭身體，將一天的疲勞與汗臭先解決掉，我走到國小的走廊，在地上舖了報紙，準備在此過夜。背包沉甸甸的，許多東西我都塞在裡面，拿出常看的書時，我想到家裡的床，想到我的家人，想到我的父母，不知道我這樣一聲不響出來，跟家裡也沒有聯絡，他們現在的情形如何？會不會到處找我？會不會替我擔心？不過，因為那時還在氣頭上，有點吃了秤陀鐵了心的味道，說不打電話就是不打電話，就讓他們嚐嚐失去兒子的滋味。
接下來的二天，我往基隆的方向，經過蘇花公路、北濱公路，一路到了台北，找跟我很好的一個親戚長輩。他一看到我，不相信我一個人可以騎腳踏車來到台北，接下來跟我說家裡的人找我找的很急，叫我先撥通電話回家。
那時候我的心情呢？很複雜。這三天氣已經消了，但是不知道如何開口跟我父母說，想到他們面對的事，使我再不能認為自己的立場像當初般堅定。當然，一方面還是害怕它們的責罵，使我猶豫著開口的話。
電話被接起來了，是我爸，他聽到我的聲音，問我如何，並說任何事回家再說。出乎意料之外平靜的聲音，卻讓我的心情極端的不安、忐忑，因為不知道如何面對接下來事情。
第二天，我搭下午五點多的車，從台北回到台中，請我一個朋友來接我。到家時，約莫九點了。我拿出鑰匙開了門，並希望父母都不在家，那我就可以馬上跑回房間，裝成睡著的樣子，明天早上一起床，什麼事情都沒發生過。
門開了，我爸坐在客廳的椅子上，抬頭起來看到我，第一句話，他對我說：
「吃過飯沒有？要不要吃碗麵？」
我在三天的旅途中，看到了這些年來我見過最美麗的人、事、物。太陽很大，我的皮膚因此留下了曬傷的痕跡。因為只有一個人的關係，我封閉的我的嘴，只是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聽，用心去想。許多原本非常在意的事情，像早晨沙灘上的招潮蟹，輕輕地在我腦海中留下一條條淺淺的痕跡，彷彿都不那麼重要了，在下一個浪潮舔舐過後，它們就會雲淡風輕，只剩一個吐納的時間，就全忘了。在面對海的壯闊後，我要如何慷慨激昂的宣稱礁石浪花的美麗？那些都只是一瞬間的東西。許多年後，礁石或因風化、侵蝕的關係，縮小了它斑駁嶙峋的身軀，甚至消失了，不過海依然繼續著她的潮起潮落。
我於是跟她做了一個約定，如果我真能在這趟旅程中，得到那麼一些些成長的話，我會再回來看她的。
五年後，沿途的景色變了很多，但老朋友依然在那兒。
「嘿﹗我回來了﹗」我說。
「你真的遵守約定了﹗」她說。
「是的，謝謝﹗」我有一股想掉眼淚的衝動。
「深呼吸吧﹗不過是一個吐納的事情。」她說。
「對啊﹗不過是一個吐納的事情。」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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