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留學美國的朋友專程回來投票，她從大學生時代開始便投身民主運動，長期以來是民進黨的堅定支持者。她的父親是退役的高階軍官，生活寬裕，重視子女教育，家庭氣氛和樂。但是她的政治立場一直是兩代溝通的隱憂，是親密關係中的伏流。開票那晚，當電視機播放連宋以些微票數飲恨的消息，正在準備晚餐的媽媽氣得摔鍋，說早知道就不應該讓她回來投票。一場家庭內部的價值衝突於是爆發出來。她的父母討厭本土化，偶爾會批評民進黨支持者的文化教養與知識水平低落，甚至主張像他們這樣的人應該一人兩票。在這場交纏著個人、家庭生命史以及國家社會鉅變的「戰爭」中，她自己的心靈，與爸媽一樣，備受衝擊與驚嚇，她的親密關係從沒有經歷過如此政治化的撕裂折磨。
這是大社會文化潮流遞嬗過程中，許多家庭內部「文化革命」的寫照。她的故事讓我想起美麗島事件剛過，一位大學好友的親密話語：他父親希望他留學後不要回國，因為有一天台灣人獲得政權後將對外省人不利。
廣場祭典是私密話語的大宣洩
凱達格蘭大道上聲嘶力竭的群眾，或許很多來自於上述家庭背景。五十年來，我們這個社會，儘管經過各種「現代化」力量的沖刷，「大眾社會」的掏洗，其實還存在著無數個區隔公共溝通的蜂巢，真實的情感祇在親密關係中傾訴，公開言論不過是試探政治底線的儀式。行禮如儀的背後潛伏著被壓抑的愛恨喜懼。於是，對於大多數沒有掌握文化權力媒介（政客、主筆、名嘴、主播）的人們而言，唯有選戰時刻，藉著菁英的激昂口號，政治情感才得以安全而愉悅地宣洩出來。這是為什麼我們的社會，平日關於公共事務的理性溝通如此匱乏，而選舉一到卻急速「政治化」，幾至全民抓狂。
理解泛藍支持者的情緒，才能夠理解廣場群眾的心理。曾遭壓迫的人們經常忘記，也不願意接受一件事情：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曾在威權體制下得意的舊菁英以及至今仍然認同舊秩序的人們，其實也是身心備受煎熬的一群，此刻他們的不安全感，往往不亞於專制時代的被統治者。此次泛藍支持者的振臂喧譁，乃是無數個親密領域內部愛恨言說的隱密話語，歷經多年的醞釀，如同大霹靂般，瞬間於政治領域爆炸開來。「反扁」不過是泛藍群眾胸中發酵良久的「妒恨與恐懼之物」表徵語言，如同劃過陳水扁腹部那顆子彈所引發的憤怒效應。廣場上的祭典，模塑著集體認同的共通感受，表徵著擁藍群眾或者外省族群的認同生命史。一星期的集體展演，耗費了幾十年私密話語的積蓄。凱達格蘭事件，其實是一場內向性的、自我防衛的、充滿文化失落恐懼感的動員。當郁慕明對著揮舞國旗的群眾說，一邊一國，這是一場中華民國對台灣共和國的抗爭，一語道破了台灣複雜族群文化關係的認同史，也同時宣告了「第二個民間社會」（a second folk society）的誕生。
流動中的集體認同
台灣從專制獨裁走向民主的道路，無可諱言的，最大的動能就是本土社會反抗國民黨統治權力的凌虐，反抗大中國文化霸權對於在地生活語言文化的桎梏。這就是為什麼「推翻外來政權」的對抗性措辭，能夠博得無數人心的原因。這是截至三二○之前，反抗國民黨的「民間社會」一個主導的意識狀態。認同台灣社會文化自主權的民眾，尤其是那些曾經飽受威權壓榨剝奪的人們，最難以忍受的就是統治階級的文化優越感。而這種優越感的語彙，在民主化過程依然籠罩著主流媒體，尤其是聯合報、中國時報等平面媒體的分析評論，以及在廣播與電視中諸多語鋒犀利的弱智名嘴夜以繼日的複製。正因為如此，以本土化為訴求的自由時報、台灣日報，以直接對衝而簡化的語言抗衡「泛中國論述」，才會日漸蓬勃。三二○的歷史意義是，這場文化抗爭的運動，經過十多年的正面交鋒，如今已平分秋色。顏厥安教授在選舉剛過即坦率而銳利地指出：
泛藍似乎總沒搞懂，台灣這個新興的民主民族，是不可能滿足於一些枝枝節節的小允諾（更何況信用不佳），台灣人確確實實需要自我肯定與尊嚴的不斷向上提升，泛綠的菁英不斷地在耕耘此一心理機制，藍營卻處處顯露對舊威權符碼的懷念與對此一提升的忽視。（︿傷痛交流，超越勝負﹀，中國時報二○○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集體認同從生活中提煉而出。藍營對舊威權符碼的懷念，反映其生活世界深處與本土認同者的陌生與區隔。廣場上的象徵符碼，清一色以中華民國旗海定調，以國歌、中華民國頌展開序幕。電視上看到一位民眾激動訴說她好久沒看過如此盛大的愛國場面。然而，群眾領導者也清楚，如果運動的語言一味往「愛國主義」傾斜，則一邊一國的「這一國」在往後大選將永無翻身之日。於是，廣場上的集體認同開始發生流。人們唱起「快樂出帆去」、「愛拚才會贏」，講台語學做台灣人。令人好奇的是，如此努力的身分認同的宣告、摸索與形塑，卻與貧乏的政治訴求同台演出。拚和平、討公道、護民主、救台灣等口號被綠營支持者戲謔為叭叭夜市的噪音。尤其護民主、救台灣之說，對本土派而言，簡直匪夷所思。這是「第二民間」能否凝固認同，開拓治影響力的關鍵性障礙。「第一民間」以幾十年犧牲奮鬥換取的民主成果，怎麼一夕之間主客易位，昨日的保守者轉眼間變成進步的衛隊？從本土政權擁護者的角度思考，廣場上不斷升高的要求，豈不等於法國大革命之後的熱月政變？
體諒學做台灣人的艱辛
過去，操弄民粹的帽子，被主流媒體牢牢地扣在民進黨頭上；此次抗爭的領導者，一再強調自身的「和平理性」，不像以前民進黨群眾的「暴力」，也努力渲染「南北差異」的階級污名。廣場群眾解散當天，聯合新聞網的標題：「沒棍棒、沒暴徒、凱達格蘭留驕傲」。這些大眾媒體的操盤者心知肚明，另一個主客易位的驚奇正在發生：「操縱民粹情緒」的措辭正在反噬自己。
第二民間的誕生，對於民主前景的長期影響非可小覤。首先是清倉效應：威權向民主轉化過程中沒有解決的難題，一夜之間之間爆發出來，戳破了「寧靜革命」的神話。改革必然剝奪威權統治菁英的利益，必然傷害懷念舊秩序民眾的情感價值，這些都是必須謹慎而公正處理的轉型正義難題，漸進改革的步調，有其特殊的社會代價，如今仍在延期償付。
台灣做為一個新興的民主民族，接下去的難題是如何催生一個能夠共營政治生活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我們有活躍的第一民間，又剛剛誕生一個集體認同尚未凝聚的第二民間。民間社會還不能算是公民社會。公民社會，唯有當族群階級情感能夠在公共領域中公開無懼但不失溫雅的表達交流時，它才存在。公民社會，可以對於政治問題的解決方案沒有共識，但是不能不努力經營一個可以包容差異情感生活的公共基礎──如果我們不想讓國族認同紛爭上綱為敵我之分。其實，身分差異本身即是社會溝通與社會建構的過程和結果。從這個角度看，公共領域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在促使各種不同身分認同者能夠真誠溝通，並且進行理性的批判。經過這種公共溝通，社會學家Craig Calhoun所說的「民主包容性」才能擴大：「一旦我們承認政治社群的定義並不一定由國族定義所壟斷，或一勞永逸視為自然或遠古的因素所決定，就要當作一個公民社會的問題來處理。」
設若本土派期待廣場民眾告別舊威權秩序，揮別反動政治人物，那本土派也需體認「學做台灣人」絕非一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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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介民現為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專任教師。
相關資料參見以下網址。
http://140.114.79.80/%7Eiosoc/teacher/index.php?act=detail&pid=3
本篇為台長自行轉載，尚祈吳老師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