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於:都市與計劃(民國九十五年) 第三十三卷第二期第93～110 頁
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藉由迪化街保存爭議過程之分析，來探討古蹟保存在台北全球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社會意義。本研究指出，迪化街的爭議過程為台北市提供了一個公共領域，讓各種對都市未來不同的想像與願景得以浮現，各種價值觀與都市意義得以被公開討論，這對於建構一個民主開放的市民社會是有正面影響的。從這個角度看來，迪化街保存的爭議不再是一個文化保存對抗資本積累的都市鬥爭，而是一個在新歷史社會脈絡中為舊都市形式探索、選擇與協商其未來可能意義的政治過程。
關鍵詞：古蹟保存，都市發展，規劃之政治過程，都市意義，迪化街—大稻埕
一、前言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藉由迪化街保存爭議過程之分析，來探討古蹟保存（historic preservation）在台北全球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社會意義。自8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互動的強度增加，歷史街區保存也逐漸成為世界主要城市的重要文化政策。然而在台灣，由於古蹟保存的概念發展得較晚，因而直至90年代初期都尚未成為政府與民間部門的共識。即使1982年通過的＜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文資法＞）給了古蹟保存制度性的支持，保存政策的推動與執行在80年代仍然遭遇了許多的困境，而其中最主要的困境在於古蹟保存與都市發展的對立。
由於古蹟的指定完全是一個由上而下的過程，而且古蹟指定的權限完全由中央政府所控制，地方政府與地方居民並未參與決策過程，因此古蹟對於一般的市民來說並沒有太大意義。 因此，地方政府與一般市民對身邊的古蹟並不在意，在高雄市甚至還曾發生市政府為了開拓馬路而拆毀一級古蹟左營古城牆的事件。另一方面，＜文資法＞對古蹟修復與管理採取的是完全恢復原貌的作法，建築物一旦被指定為古蹟，其形式就不能任意更動。這不但對私有古蹟的居民造成生活上相當的困擾，而且也阻斷了所有權人對房地產開發的想像。因此，私有古蹟所有權人往往都極力反對古蹟的指定。在某些極端的例子中，像是北斗尊安宮與三峽民權街，政府就因為古蹟所有權人強力抗爭而撤銷了原本的古蹟指定。
相對於上述的幾個例子，迪化街保存的經驗反而顯得相當獨特。首先，迪化街是第一個由民間主動提出的大規模街區保存計畫；其次，迪化街的保存議題引發了強度極高的意見對立，而且有許多不同的利益團體在其中積極運作；第三，迪化街的保存爭議延宕了將近二十年才得到了一個初步的結果；最後，而且是最特別的部份，在台灣以開發意識形態為主流的都市發展方式中，迪化街竟然得以被大規模地保留下來。基於上述諸項特點，迪化街的保存經驗不管對古蹟保存或是都市規劃來說，都是一個相當值得深入分析探討的對象。
由於本文的旨趣在於理解都市保存規劃之過程，因此研究重點將放在各主要社會-空間行動者（social-spatial actor）在爭議過程中，對迪化街價值的認知與詮釋，以及他們對迪化街未來發展的想像與願景。這些主要社會-空間行動者包括了：保存聯盟，社區組織，以及國家機構內的規劃師。而本文的內容則包括了古蹟保存的理論探討、研究方法簡介、迪化街的歷史分析、保存規劃過程中不同行動者的互動、以及討論與建議。
二、都市保存的理論課題
在英美批判性都市研究的傳統中，有一個關於歷史街區保存的古典課題，那就是「都市保存」與「資本積累」，以及「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這兩組二元對立的概念。60年代與70年代的批判學者大致上都相信，同時保存社區的營造環境 (built environment) 與社會網絡，是對抗資本主義無止盡擴張與積累的最佳策略之一。舉例來說，美國的都市經濟學家賈可布(Jacobs, 1964)與都市社會學家甘斯 (Gans, 1962) 就曾大力疾呼同時保存既有營造環境及居民之社會網絡的重要性。而學院規劃師像是林區 (Lynch, 1972) 與愛坡亞 (Appleyard, 1979) 亦認為以社區居民為中心的都市保存可以協助居民免於被開發商與政府的發展計畫所驅散。這種保存取向最有名的體現乃是意大利伯隆尼亞 (Bologna) 的保存。伯隆尼亞成功地以大規模的方式，保存了城中心區的連棟街屋，以作為勞工的出租住宅（Appleyard, 1979: 36-37)。這個政策被認為是社區對資本主義城市無止盡開發的一個有力回應。該保存計畫相當成功地建構了以「使用價值」為中心的都市發展方式，用以對抗以「交換價值」為中心的都市發展模型。也因此當時在伯隆尼亞執政的義共政府得以驕傲地宣稱：「保存即革命」(preservation is revolution)。
然而自從8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研究指出，古蹟保存並不總是一種反開發的力量。事實上，在許多案例中，保存反而成了「後現代社會」或「後工業社會」中資本積累的重要幫手(Jacobs, 1992; Reichl, 1997)。古蹟保存是都市再開發計畫中，一種用來吸引心懷前工業時代鄉愁的中上階級之「文化策略」（Zukin, 1982）。另一方面，保存也被用來創造全球城市(global city) 藉以維繫其全球經濟控制中心地位所需要的「生活方式」 (Boyer, 1995)。最重要的是，以再開發為目的的保存計畫常常將歷史地區轉變成精品店或觀光區，迫使原來住在當地的窮人遷移至他地。更有甚者，當中上階級重新佔據城中心的歷史街區時，這些歷史性地點會以其奇觀式的空間品質與視覺再現，遮蔽當前都市性別、種族與階級等諸多社會問題，進一步擴大了都市內部的不均等發展（Boyer, 1994）。這也難怪英國社會學家休森（Hewison, 1987: 98）會大膽地宣稱：真實的歷史是危險的、斷裂的、不連續的，「如果我們真的對自己的歷史感興趣，我們可能得做的是保護歷史本身，以免它落入保存運動者的手中」。總而言之，這些研究指出，當過去 (the past) 也成為一個可以交換的商品時，古蹟保存就便成了一種重要的開發策略。換句話說，都市形式的保存不再是對資本積累的反抗了；相對於60、70年代的理想，古蹟保存在80年代以後似乎不再是一種革命行動，反而幾乎可以與資本積累劃上等號。
在對古蹟保存的批判研究做了以上的簡短回顧之後，有幾個問題開始浮現：古蹟保存是否必然是一個反都市開發的策略，或是必然是一個都市開發的工具？當它做為一個反都市開發的策略時，必然如早期的學者所宣稱，是一個進步的運動嗎？當它做為都市開發的工具時，必然如近期的學者所宣稱，將會擴大都市的不均等發展嗎？在「保存作為使用價值」與「保存作為交換價值之間」，是否存在其他另類的可能性？在台北當前的歷史與社會條件下，古蹟保存的社會意義可能會是什麼？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質化分析方法為主。分析的主要對象包括三個互相扣連的層面：1. 各行動者在媒體、公聽會以及規劃報告書所提出的公共論述；2. 保存規劃的發展；3. 迪化街在台北經濟全球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作者試圖藉由檢視保存個案的規劃過程來了解不同社會行動者如何因為各自不同的政治與經濟目的，介入了歷史記憶再現的爭議。
資料蒐集方法是以檔案回顧 (document review) 為主，關鍵人物深度訪談 (key informant in-depth interview) 為輔。檔案資料包括了：保存法案、重要保存計畫案、規劃報告書、法案與計畫的討論紀錄以及平面媒體有關保存政策之報導與評論等。深度訪談對象則包括了相關部門的政府官員、專業規劃師、保存運動者以及社區意見領袖。
四、迪化街的過去：從全球市場的口岸到全球城市中的孤島
迪化街是大稻埕地區的中心（圖一），而這個地區有著一個短暫但卻複雜的開發史。西元1860年，在西方殖民國家擴張市場的壓力下，清政府開放淡水做為國際通商口岸。外國的貿易商原本想在當時淡水沿岸最繁榮的艋舺設立洋行與工廠，然而由於艋舺的商人較為保守與排外，因此他們轉而將這些貿易機構設立在新開發的大稻埕。中法戰爭後，由於台北的政治與經濟地位日形重要，清政府便隨之在台灣建省，並致力於大稻埕商港的建設。為了更進一步吸引外資，清政府鼓勵本地商人興建洋樓出租給外國人，同時更在大稻埕設立各式現代化的都市設施，像是火車站、鐵路、電報系統等等（曾旭正，1997：75）。於是，大稻埕便在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年間飛快地成長為全台第二大城，同時也成了第一個台灣與全球市場接軌的口岸。
然而，大稻埕更重要的特點是，台灣的現代性 (modernity)，或說一種擺脫傳統束縛、求新求變的時代意識，乃是在這個地方誕生的。作為全台第一個全球貿易的通商口岸，大稻埕在出口本地產品的同時，也從國外進口了西方現代都市文化。矗立在迪化街兩旁的牌樓厝，便深受西方建築文化的影響。台灣最早的現代服務業像是保險業、金融業、郵政、電報服務等，也都是首先在這裡出現。西方的精英文化像是繪畫、古典音樂、戲劇等也是在此地被引進。除此之外，各種新的思潮也是由聚集在此的社會夢想家，像是外國商人、外國學者、傳教士、中國革命家等人物所帶入（曾旭正，1997: 37)。換句話說，大稻埕可說是在二十世初期的台灣扮演了西方現代性接收器的角色，因此它也可以被視為台灣當時的一個世界城市(world city)。
在日本殖民時期，大稻埕仍然扮演著一個重要的進出口貿易港，只是原來主要與西方國家的貿易關係轉變為對日本與東南亞的貿易關係。此外由於縱貫鐵路的完成，大稻埕也開始成為台灣南北貨、中藥、與布料最大的集散地（廖家顯，1996: 76)。然而，大稻埕在殖民時期的重性不只在於它的世界城市地位，它同時也是反日知識份子或是政治異議分子集結的大本營。例如當時的某些知識份子就在此成立了「台灣文化協會」，公開討論並鼓吹台灣民族意識與台灣文化重建等議題。對應著這類文化運動的興起，一種新形態的都市公共空間也出現了：那就是1930年代興起的純喫茶咖啡廳。就如同十九世紀西方社會中的沙龍一樣，這些空間也成了知識份子聚會討論時政、發表新作的場所（曾旭正，1997：50）。簡而言之，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大稻埕除了是一個國際貿易中心之外，也同時是一塊西方都會文化移植的土壤以及一個反日文化的抵抗基地。
然而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大稻埕地區開始呈現了沒落的現象。這個現象的產生，和台灣在國際分工中角色的轉變有關。從60年代晚期開始，台灣由於擁有廉價的土地與勞動力，遂成為跨國公司的海外生產基地，同時也隨之展開了本地工業化的過程。為了容納工業化所帶來的人口，台北市開始往東邊發展，而公部門的投資與建設，也都以東區作為優先的考量。相對地，大稻埕地區的發展則呈現了停滯的狀況。更有甚者，從1966年至1980年之間，為了連接新的台北市中心與淡水河西岸的新莊、三重等衛星城市，政府在大稻埕附近興建了多條東西向交通幹道，這使得大稻埕更進一步成為都市的邊緣（淡江大學建築系，1997: 67）。而就大稻埕地區本身來說，市政府在1973年前後拓寬了大稻埕地區大部份的街道，唯有迪化街未被拓寬。由於缺乏公共投資，相較於四周翻新重建的高層建築，迪化街的街景便顯得特別老舊而破敗。也因此已故的民俗學家林衡道先生曾稱之為「台北市裡面的一個孤島」。而就台北近年來奮力擠身全球城市行列的種種作為而言，把迪化街稱為「全球城市中的孤島」似乎並不為過。
綜合以上的歷史回顧，迪化街可以說是在將近一百二十年間目睹了台北近代經濟、政治與文化史的發展。隨著全球經濟與地緣政治的變遷，不僅迪化街的空間形式不斷地改變，迪化街的都市功能與都市意義也持續地轉化。它曾是台灣與全球市場接駁的口岸、西方現代性的接收站、反殖民運動的基地、文化生產的公共空間、地方性的貨物批發中心、以及現今台北這個「擬全球城市」中的孤島。街上留存的各式牌樓厝，在過去曾經代表了財富、權力、現代與進步。可是對現在的社區來說，它們象徵的則是蕭條、無力感、前現代與落伍。然而，對保存運動者來說，迪化街的歷史性地景乃是台北的寶物，因為它是展現台北地方感 (sense of place) 的重要元素。換句話說，迪化街歷史地景的都市意義在80年代是不確定的。接下來，本文要分析不同的利益團體如何詮釋迪化街的都市形式，以及他們如何爭辯、談判、與界定當今迪化街在台北市的都市意義。
五、迪化街的未來：競爭中的不同願景
在被市政建設部門遺忘了近四十年之後，迪化街在80年末重新成為都市公共政策的焦點，而這與政府草率的都市計畫執行方式有關。為了改善大稻埕地區的交通狀況，內政部都委會曾於1977年指定迪化街為20米寬的的都市計畫道路。然而這個計畫一直未執行，直到1988年，由於公共設施保留地必須由政府在該年徵收完成，市府才在1988年四月公將於同年九月完成迪化街拓寬的土地徵收程序，並隨之進行拓寬工程。未料市府的決定引發了包括新聞媒體、文化界、建築與規劃學界以及市民團體等各界的反對，他們呼籲政府應停止拓寬迪化街的行動，以保留兩側的街屋。
然而另一方面，由迪化街地主所組成的團體則站在相反的立場，支持市政府的拓寛計劃。他們相信唯有拓寬街道才能改善迪化街的空間條件，並為迪化街帶來發展的機會。保存和發展的聲音形成了頑強的對立，而且兩方各自循求不同的政治管道，企圖在空間議題上取得主導權。結果這個對立的情勢維持了將近十年，直到1998年才在市政府以「再發展」為名，得到一個初步的共識。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我們大致上可以區分出三類主要社會行動者：保存聯盟、社區組織、以及地方政府。以下本文將把這三種社會行動者所出的都市願景以及他們之間的互動，放在台灣90年代的社會經濟脈絡中做進一步的分析。
（一）保存聯盟的願景
迪化街保存最主要倡議者乃是由丘如華女士所領導的樂山文教基金會（以下簡稱樂山基金會）。丘如華和台灣早期的古蹟保存倡導者不同，她並不是所謂的古蹟學者。絶大部份的早期倡導者都是建築專家、歷史學家或是文化人類學者。這些專業領域主導了台灣古蹟保存政策的論述，同時這些領域中的專家也在國家體制內享有發言的正當性。丘如華很敏銳地注意到取得發言正當性的重要性，因此在1988年八月，樂山基會動員了聯合報以及多位歷史學者、建築學者與文化菁英，形成了一個鬆散的、非正式的保存聯盟，展開了迪化街的保護行動。在樂山文教基金會的動員之下，聯合報從八月一日到八日連續八天，以「搶救永遠的迪化街」為題，報導了迪化街的歷史與現況，並邀請多位學者撰文，呼籲政府維護迪化街的街景與商業活動。除此之外，在八月二十日與二十一日兩天，該基金會更舉辦了「我愛迪化街」活動，召集市民到迪化街參觀，並邀請他們聯署，向市府要求暫停道路拓寬行動。這大概是台灣解嚴初期第一樁因為文化議題而動員的群眾運動。由於面臨了各界的壓力，市政府終於在八月十七日宣佈暫停拓寬計畫。
大致說來，保存聯盟視迪化街的空間形式以及街道活動為台北歷史在都市地景上的一種視覺再現 (visual representation)。由於許多台北獨特的地景在70和80年代都市急速擴張後消失殆盡，因而台北的都市識別性(legibility) 對新興的中產階級成了一個重要的公共議題。這種對都市識別性的焦慮感與歷史性地景的消失有密切關係，正如一位海外的歷史學家針對迪化街的議題所說的：「對歷史的重視對於一個培養成熟的民族性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們不了解過去，我們如何能談論未來？」 既然迪化街是台北少數未被現代主義規劃摧毀的歷史性街區，它自然成為一個重要的都市歷史象徵。迪化街之所以必須保存，是因為「它的空間品質與歷史價值是不可取代的，而它的的商業與社區活動更是現代都市中珍貴的資源」（台大城鄉所，1989：129）。
在西方先進工業國的許多城市，以開發為導向的歷史街區通常都被徹底地商業化，而且新的商業活動往往也與歷史建築原來的用途無關。這種歷史街區只成了一種歷史的擬像，一個完全只有純粹自身意象以及充滿了假事件與奇觀的世界，反過頭來取代了產生並存在於這些歷史遺產中的人文生態 (Sorkin 1992: xiv)。然而有趣的是，大部份台灣的保存倡議者倒是相當了解古蹟保存在歐美所造成的問題，因此他們試圖同時保存迪化街的形式以及居民的社會生活。在最早介入迪化街保存議題的學術單位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以下簡稱台大城鄉所）出版的規劃報告中，就已經對這個問題提出兩個未來發展的可能模式。第一個是強調迪化街的地景特色與傳統商業活動，放棄既存的批發業，推動迪化街成為國際性的觀光景點（台大城鄉所，1989: 132)。這種模式自然是類似歐美國家那種只重視覺形式不重社會文化內涵的保存方式。第二個提案則是較為社區導向的，它強調的是「以社區生活中之延續為主考慮地區發展，並兼顧以歷史學習為重點的市民或國際旅遊活動」（ibid.），因此最需被保存的對象乃是既有的商業活動，以及支持這些活動的空間。在這個原則下，政府應該致力維持既有的公共生活，同時鼓勵社區居民參與規劃過程。迪化街對外來市民仍具有休閒與教育意義，但不致於對居民與地方產業產生干擾。自然，大部份的保存推動者是傾向於第二種發展模式的。
然而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不管是觀光導向或是社區導向的發展模式，都是以保存現有的歷史建築物為前提，也因此它們都在某個程度上限制了地主的私有財產權。在保存聯盟的看法中，迪化街「不應該屬於少部份的市民，因為歷史是屬於大家的」（丘如華，引自中原大學建研所，1990：158）。此外，有些保存運動者更認為迪化街的保存是台北都市文化轉型最重要的一步，因為關鍵的問題是：
到底要把台北市界定為一個公共福祉的城市，是為市民共同的財富，是為眾人所長時間創造的地方，以眾人的利益為著眼點，著重城市的集體記憶，保存古老的市街呢？還是把台北市繼續變成一個投機的城市？僅僅把台北市視為個人的財產，個人財富累積的工具？（夏鑄九，引自中原大學建研所，1990：157）
換句話說，迪化街在某個程度上被視為台北市的公共財，因此地主絕對所有權的觀念必須在某個程度上被限制。基於這個前提，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的後續規劃報告（1990）便建議保留迪化街街屋的第一進，而只有在第一進之後的部份才許可地主自行改建開發（圖二）。
總結來說，保存聯盟將迪化街的建築形式與傳統活動視為台北歷史在空間中的再現，是無可替代的文化資產。因此，他們對迪化街的未來的願景是：保留既有空間形式與社會生活，一方面做為教育場所，一方面做為觀光景點。可是，實現這個願景的必要條件乃是對地主絕對所有權的限制，而這也正是引發社區民眾強烈反對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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