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不在家
◎張娟芬 (20040804-05．中時人間)
編案：作家張娟芬花費數年心血調查採訪「蘇建和案」，完成新書《無彩青春》（商周出版），詳錄這宗台灣司法史上的離奇「懸案」，也是人權史上的荒謬「冤案」。書成後，她並且撰寫一篇後記，讓我們看到一個人權工作者，在碰撞僵化體制、剝除頑固偏見時的甘苦歷程，讓人感慨，也讓人感動。
1
這是一個關於真相的問題。
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寫過一個短篇，叫做「竹藪中」。故事說的是一個武士死在竹林裡，他的妻子被強盜強暴了，其他知道內情的人還包括樵夫、行腳僧、路人等等。奇怪的是，強盜承認他殺了武士，武士的妻子也承認她殺了武士，武士的鬼魂卻堅稱自己是自殺的。樵夫、行腳僧、路人也都有不同的說法。
這個故事後來被導演黑澤明改編為電影「羅生門」。解嚴以後，「羅生門」一詞迅速蔓延開來，成為台灣最流行的世界觀。
在威權時代，我們對於語言與論述的欺罔太過天真無知；現在我們精明多了，我們對各方的說法一律表示等值的懷疑，以示公正超然，以示老謀深算。「真相」變成一個老舊過氣的字眼，「羅生門」取而代之，成為大部分人對大部分事情的看法。
「羅生門」最安全了。各種說法攤在我們眼前，我們不思考、不推理、不分析、不判斷，言之有理的與強詞奪理的照單全收，就像包牌買樂透一樣，穩中！蘇建和案，在大部分人的眼裡，大概也是一個「羅生門」式的事件。有人說他們有罪，也有人說他們沒做，可是我們又不懂，萬一選錯了邊怎麼辦？
這本書的部分文稿曾經因緣巧合地受過一些指教，我從中強烈感受到這種「選錯邊」的恐懼。謹慎是好的，懷疑也是好的；但我不能接受的是，尚未窮究事實，就先宣告放棄。在最初的謹慎與懷疑之後，應該指向深入檢視案情以求找出真相，而非輕易以「羅生門」之名舉手投降。
每一個案子，法院審理的時候都把相關的資料集成卷宗，包括筆錄、證物化驗結果、檢辯雙方的訴狀、法院的職權調查、發出的公文與得到的回覆等等。這本書主要就是依據這些卷證寫成的。另外我也訪問了被害人家屬、三位被告以及雙方的律師團。此外還有一些人協助我了解案情，他們大部分是長期參與救援活動的社運人士，也有少數法醫與法律專業人士。
人會說謊，人會忘記；但卷證是最老實的，童叟無欺。為了讓讀者了解文中所述皆有所本，我自找麻煩的做了一百多個附註，說明這些資料的出處，什麼卷、第幾頁。不是每一個讀者都有管道接觸到蘇案的卷證，但是檢方、辯方與法院相關人士都有權利閱卷，他們將是最嚴厲的監督者。我用這個方式來向讀者保證：本書原料未經基因改造，亦不添加人工色素或香料，敬請安心使用。
一般媒體處理蘇建和案以及類似的爭議事件，通常都是這樣：講一點蘇建和他們三個人的看法，配一點被害人家屬的意見，然後版面做到差不多大，好啦，這下誰都不能抗議了吧。「平衡報導」作為新聞處裡的一個原則並不壞，令我洩氣的是，他們總是拿雙方的苦難來做平衡，告訴我們被告好可憐好可憐，可是原告也好可憐好可憐；我們看得越多，越擔心說錯話或選錯邊，害他們更難過。
可是關於一個案子，真正的重點難道不是證據嗎？然而我很少看到媒體根據雙方對證據的不同評價來做平衡報導。我看到的是他們收起探求真相的熱情，但費心算計著如何以形式上的「平衡」來杜悠悠眾口。深入的分析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小心不要落人口實。難怪有人諷刺道：「二十世紀的媒體若有機會報導耶穌被釘上十字架的景況，文章的第二段一定是引述彼拉多（Pilate）的解釋。」彼拉多就是對耶穌進行不公平審判的那個羅馬總督。
當爭執發生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但到底誰有理呢？如果不問實際上公有理還是婆有理，而僅在形式上要求非得一半說公有理、一半說婆有理不可--那不叫「平衡報導」，那叫「預設立場」！
十幾年來的卷證顯示，辯方律師的訴狀汗牛充棟，而檢方幾無作為；這或許是當年的司法實務使然，檢察官工作繁重。即使是二○○○年開始的再審，從訴狀數量與開庭時的發言比重來看，辯方律師們仍然比檢方（加上告訴代理人）多得多。如果這本書裡檢方與辯方所佔的篇幅不是一比一，那是因為實際上就不是一比一。
我是一個在場邊觀戰的人。一場棒球賽打完了，古巴隊十一比一大勝中華隊，提前結束比賽；大勝就是大勝，十一比一就是十一比一。我只能忠實的寫出戰局，不能竄改比數硬說雙方平分秋色。
每次告訴別人我在寫蘇建和案，他們總是問我：「到底是不是他們做的？」從那些真誠的眼神裡，我看見的是，不論「選錯邊」的恐懼多麼大，每個人對真相的渴望，仍然無比頑強地在心裡滋長。
我想那是個好現象──還是有許多人並不滿足於「羅生門」式的解釋。其實以今日的眼光觀之，連羅生門也未必「羅生門」。如果我們立刻封鎖現場，由刑事鑑識人員仔細蒐證；將屍體送交法醫解剖，了解死因並比對傷口與凶器；最後再把所有人捉到法庭裡來交互詰問一番……則竹林裡的疑案難道沒有水落石出的可能嗎？
2
在真相之後，是賞罰的問題。
做對了事情的人應該受到讚美，做錯了事情的人應該受到懲罰，那麼我們便可以坐下來嘆一口氣，告訴自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蘇案的卷證顯示當時承辦的幾位警察隱瞞證據、偽填資料，而且上法庭作偽證。可是四名警察被告瀆職，卻獲得不起訴處分。沒有任何人因為蘇建和案而受到懲處、彈劾，或付出任何代價。
然而我心中總還存有一絲希望。我想，雖然當初起訴的、判有罪的人嘴巴上不承認有錯，但也許，在內心深處，蘇案已成為他們執法生涯裡最深的痛楚、最大的教訓。
不幸的是我查了一點資料。九十年七月六日，自由時報登出記者項程鎮對湯美玉法官的專訪。八十五年蔡崇隆在超視的時候想採訪她談蘇案，她在電話裡斬釘截鐵的說：「沒有必要。」現在她終於說話了。根據報導，她認為這個案子拖了這麼久還不執行死刑，對被害人家屬相當不公平；「湯美玉強調，沒有法官願意判人死刑，蘇建和等三名被告是她法官生涯首件判處極刑案例，絕不可能失之草率，為了維持審判公正性，在王文孝槍決前，還會同被告辯護律師南下高雄探視，王某仍表示蘇建和等人確實涉案；但如有外力或政治力介入，甚至有影響判決結果之虞，她也無話可說。」她依據王文孝的自白判處蘇建和等三人死刑，但她相信的是一個說話顛三倒四的人；她可以把王文孝借提到台北來，讓三名被告當庭與之對質，但她卻決定自行南下，而且前幾天才通知辯護律師；她應該把王文孝提到當地的法院去開庭訊問，因為審判要公開，但她卻在看守所裡問問就算了！這樣還不草率嗎？這可以寫進辭典裡成為「草率」一詞的標準定義！
不久前則在報上讀到崔紀鎮檢察官的大名。十二年前，花蓮縣長吳國棟涉嫌貪瀆被起訴，一審判決有罪，二審改判無罪。通常被告被判無罪，原告就會上訴。二審的檢察官就是調到花蓮去的崔紀鎮檢察官，他也的確上訴了，可是最高法院最後裁定他的上訴是無效的。因為上訴期間是十天，自判決公文送達後起算，過了十天以後如果沒有任何一方提出上訴，那案子就定讞了。結果崔檢察官好聰明，判決公文送來的時候他故意不簽收，兩個月以後再簽收，然後於十日內提起上訴。根據報紙報導，崔檢察官的解釋是因為案件龐雜必須調閱卷宗，所以應該從他簽收日起算十日為上訴期間。那意思不就是說，「雖然法律是規定十天，可是我愛什麼時候提就什麼時候提」？那沒有一個案子可以定讞嘛；只要他一直不簽收判決公文，他的上訴期間就永遠還有十天！十天要準備上訴意見確實是很急迫的，可是檢辯雙方同樣受此約束。大部分人的做法是在時限內先提起上訴，再補狀說明上訴理由。也許不像崔檢察官那麼聰明，但是至少合乎法律。還有另外一個案子，崔檢察官也以相同的手法逾期上訴。作為執法人員，崔檢察官彷彿不受法律約束似的。孰令致之？
我的幻想破滅了。他們一點也不痛，他們從蘇案中學到的教訓是：「我不遵守法律，也沒有人會辦我。」
寫作接近尾聲的時候，有一天，蔡崇隆與陸凱聲有事來找我。我對崇隆說：「自由時報有人訪問湯美玉耶。她不覺得自己判錯，她說這個案子會拖這麼久，是政治力介入。」小陸狐疑的說：「那是什麼意思？」崇隆解釋說大概是講陳水扁吧。我說：「案子拖了十幾年，民進黨執政也沒有那麼久。講『政治力介入』的人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吧。」
後來崇隆問我書名想好了沒，我說考慮叫做「正義不在家」。因為我讀到美國詩人愛蜜莉．迪金生的一段話覺得很有意思：「法律是多困難的一件事，正義做出手勢讓世人可以找到它，可是當人們來訪視它時，它卻都不在家。」愛蜜莉．迪金生出生於一八三○年，她們家是法律世家，爺爺、爸爸、哥哥都是律師。連她這樣背景的人都對正義沒信心，崇隆慨嘆：「真的很難喔。那麼久以前，正義就已經不在家了。」小陸在旁放一冷箭：「一定是政治力介入！」
3在賞罰之後，是安慰的問題。
美國詩人歌手李歐納．科恩寫過一首十分動人的〈伯娜多之歌〉。伯娜多是個小女孩，有一天遇見了聖母，那景象從此鐫刻在她的靈魂裡。縱然無人相信她所見，她仍然堅定地告訴大家，「世間苦痛，有待療癒；慈悲寬容，人間所需。」科恩溫暖地寫著：「我只想抱著你，就讓我抱著你吧……伯娜多也會這麼做。」
親人遇害想必是難言的傷痛，我不曾親身經歷，只能遠遠的感覺心疼。好幾次我在法庭裡看見吳唐接先生坐在旁聽席上，想去採訪他，可是怕打擾他。後來採訪了告訴代理人石宜琳律師，石律師很熱心的笑著說：「沒有關係啦！」給了我吳先生的電話。
吳唐接先生禮貌而寡言。大部分的時候，語氣是無奈的。「人在做，天在看啦！他們三個自己心裡有數。」他說。
幾乎所有的被害人家屬，都認為「凶手一定不只抓到的這一個」。白冰冰認為綁架白曉燕的應該是人數超過十人的犯罪集團，社會版上其他的案件，家屬也都有類似的看法。法庭裡應該「無罪推定」，但是被害人家屬的心情，一定是傾向「有罪推定」的，這是人之常情。尤其這個案子警察破案的時候說凶手有四個人，後來卻縮水變成只有一人，這叫家屬的心情如何能夠調適？
法庭本來就不是設計來安慰人的；在對司法改革抱持殷切期盼的同時，我們常常忽略這一點。有時，法庭令受害者感覺到委屈不平。在他最脆弱的時刻，他需要的是信任與安慰，但法庭上進行的是詰問與懷疑。可是這不能怪司法，這是它的本質，它的限制。
法庭並不從受害者的角度看問題。因此倘若在法庭裡受審的這個人罪證不足，法官們唯一能做的就是讓他自由離去；至於受害者那充滿失落感的追問：「那到底是誰殺的？」法庭是無言以對的。
我也無言以對。那是天問。
死亡已經是難以承受的事，何況是那樣暴力的死亡。所有關於汐止血案的報導都說現場「血流成河」，「刀刀見骨」；我在鑑定報告裡看見兩位死者頭顱骨的照片，確實使人難受。顱骨那麼硬，要砍出那麼深的傷口，下手得多重才行？我每次都不自覺的一邊看一邊摸著自己的頭。
我惦記著想看現場的照片。彷彿那是一種面對死者的方式。
我沒有開口要求，覺得如果過度熱切，對死者不敬。後來在採訪過程裡終於看到了。照片當然是難忘的。葉盈蘭沒有瞑目，鬈髮被血浸得濕透，散亂的貼在頸上。手腕彎折成一個不可能的角度，因為骨頭已經砍斷了。吳銘漢的後腦被砍出一個個血口子，頭皮裂開變成一張張嗚咽的嘴。暴力兇殺使我們的眼睛看見不該看的物事。
我看著吳銘漢與葉盈蘭的臉，想著：在拍這照片的幾個小時以前，他們也是活人，跟你我一樣，有溫度，有呼吸，有散亂的念頭，血液規規矩矩的在血管裡奔流。我安靜凝視他們在世間的最後造型，我想要記得。任何死亡都是莊嚴的，即使這麼莽撞的罪行，也無損其莊嚴。
隔天夜裡，我做了一個夢。我看著葉盈蘭倒在地上的那張照片，但是照片變成了錄影帶的畫面。有一雙腳走過來，蹲下，為葉盈蘭把雙眼闔上。
我醒來，心裡暖暖甜甜的，然後翻個身又睡著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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