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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資訊爆炸的時代，交通發達的時代，但人與人之間，變得更冷漠了。」

這不是什麼名言，卻是常常出現在每個人心裡的無奈。我猜，如果中學國文老師要學生寫一篇「社論」，那這樣的句子一定屢見不鮮。

據說，在全球化的時代，在近十年間累積人類智慧的位元組，已足足與能更早之前祖先用一筆一劃寫下的字字句句等量齊觀了。

以前我也酷愛寫詩、寫散文，這樣也累積了不少「位元組」哩。現在則因課業繁忙，偶爾編個電子報。

我把編好的電子報發了出去，是一篇司改會提供的有關蘇建和案的文章。「這篇能不能早點登呢？因為一月十三號就要判決了。」寄給其他編輯時我這樣加註著。（朋友寄信回來說，宣判才是動詞，判決是名詞，她說這年頭國人的法律教育低落。）

自忖著這些花了大量時間精力在鍵盤上敲敲打打出來的文字，到底在通達的資訊交流間，終究只能招來匆匆一瞥罷了；不禁伸了個懶腰，決定出門閒逛。

向晚，走在寒流來襲的高雄街道。從家樂福走到宿舍，會經過電影院、金石堂、咖啡館……

高雄大概很久沒這麼冷了吧？這使得行人的腳步更急促了起來。人人裹在厚重的大衣裡，只露出一對眼睛，和世界交換無聲的嘆息。

望見電影院一張特別的海報，四棵樹並立，淺綠、深綠、枯紅與死寂的白。薩維耶柯勒所導，上面寫著based upon the novel "Schloβ Gripsholm" by Kurt Tucholsky（庫特‧圖霍爾斯基）。中文譯名是「生命可以重來」。

突然想到蘇建和案裡的三名被告。

朋友曾經問過我，如果他們的精神狀況不好，要怎麼去關心他們。我使勁提煉幾年來在醫學院裡吸的奶水，卻發現自己貧乏得可以。

比起朋友時常到土城看守所探監，我只有一次站在濟南教會前，猶豫著該不該參加走向黎明的繞行活動。

如今，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三人，已經被關了十一年了。不管對誰，對清白者，還是對死刑犯，讓一條可貴的生命遭受十多年對死亡的恐懼，總是件殘酷無比的事。

司改會的雅玲所寫的文章說，蘇建和在法庭上說：「如果檢察官是指控我害死我父親，我絕對沒有第二句話說……」。而劉秉郎後悔於當年沒有死在汐止分局，以及莊林勳因精神崩潰的沈默，讓這個冬天彷彿因著命運而漫長。

如果生命可以重來，我們可以選擇什麼樣的人生？如果是蘇案三名被告，他們要如何回答這個深沈的提問？如果生來就註定遭人凌虐至此，那他們還敢不敢需索一次重生的機會？

我在電影海報前駐足良久。一問得知這是影展電影，僅此一場，於是選擇了暫時放下晚上要趕的報告。

電影的主角，演的是庫特‧圖霍爾斯基本人。因在柏林發表指涉「軍人都是兇手」的社論，而遭納粹德國控告。庫特離開柏林遠走他鄉，暫避風頭。

原本激進而充滿正義感的庫特，在他鄉竟被恐懼牽絆住了。他幾乎不再寫作，放縱於肉體的歡愉與酒的麻醉中。

庫特與女友蒂亞相約，先度過夏天，然後看命運如何決定他們的未來。而意外地，一名收容所的女童激起了庫特的良知。

原本坐困愁城的庫特，總以「與我何干」來回應好心想要收留女童的蒂亞，卻因看到被收容所虐待致死的女童蘇菲的墳塚，而不禁懊悔痛哭。

生命，到底重來了嗎？庫特在故事結束後三年，死在異鄉。一句「人常以為愛能戰勝歲月，但向來是歲月戰勝愛情」，道盡了他對人生的無可如何。而時間，何止只有戰勝愛情呢？

走出電影院，雙頰因為兩行淚水被冷風吹得更加冰涼。

走回宿舍，一路踩著小學旁的紅磚道回去。突然有種念頭，想多看看身旁的人幾眼，或許是在路邊賣烤玉米的伯伯，或許是大賣場外賣彩券的婆婆……

許多臉孔也就這樣在腦海裡閃著。那些曾經「與我何干」的人，竟一下鮮明了起來。尤其是幾個月來在醫院裡見習看到的癌末病人。想起不久前，一位患乳癌轉移的阿姨，在我們到床邊記錄病情時她塞給我們幾顆果凍。隔沒幾天她突然呼吸困難，醫院給她插管急救……

我始終不敢回去問學長那位阿姨的病情，卻一直記得那握在手裡的，暖暖的蒟蒻果凍。

回到宿舍，電腦仍開著，有幾封剛收進來的電子郵件，還有未完成的外科報告等著。

而我卻扭開了桌燈，拿出去年沒寄完的聖誕卡片，寫下：「敬愛的建和、秉郎和林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