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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陳列在花蓮相逢，雖無深談，但心是跳動不已的。他說他把我的信夾在最重要的筆記本，那天早上還特地讀了一次。

上一次的見面，也就是初識，是在考完聯考那年的夏天。我是因為他而參加那個文學營的。雖然文學營在我印象中，就像瞻仰作家的大拜拜一樣，我還是很懷念那年夏天；一個對文學一竅不通的青年，收到作家在他在重考時買的散文集封底簽上「歡喜遇見有心人」的那種興奮。

文學營裡面大多是學文科的學生，獨獨我一個「自然組」的，讓我有些不安。可是當我提到醫學系，不免還是要惹來一身目光，「喔──要讀七年喔，好辛苦呢──」

大多數的同學對我們散文班的導師陳列都感到陌生，許多時後學員們都跑到隔壁去上課了，因為他們說隔壁來了個小說頑童，或是什麼浪漫詩人的云云。

但我還是喜歡聽陳列講話，說故事。他字字精準又柔雜著濃濃的人道關懷的書寫，伴我度過苦悶的補習班歲月。

就像他在散文集裡寫的罷，在獄中認識了一些天涯淪落人，或是蹲在陰暗的幽室裡，看日光從窗隙間射下來，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漸漸改變角度。我也常常在十八樓的宿舍，靜靜凝視著從新光三越大樓後方和陽台的水泥結構中流洩而下的落日餘暉，灑在地毯上，然後漸漸鋪蓋過那隻紅色的電話、和我的腳趾......

那個夏天，如果沒有記錯的話，陳列說他的理想是找個賢君，然後一輩子輔佐他。當然這個理想永遠是幻滅的。雖然在高中課本裡提到他的原則是「文學歸文學，政治歸政治」，但他也向我們道出想寫政治小說的願景。

而四年後的夏天我們重逢，在後身的文學營裡我向他問及這事，他也未能確定理想是否能付諸實現，但也很確定的說「台灣沒有好的政治小說──」

所以他才一直寫，一直寫，就像當年寫散文一樣，他要寫一篇有別於過去他所讀過的散文的創作來......

這次在後山，他仍提到了卡繆。不記得在哪篇散文裡了，只知道他曾引用了卡繆所言：「幸福不是一切，人還有責任。」對當時一心對準第一學府的野心勃勃而言，那是一句當頭棒喝。

他的文章充滿著人道的悲憫，包括罪犯、原住民、曠工、老兵、漁民等等，他總以一種很親切而非同情的筆鋒去記錄他們。記得有一次讀到某篇文末作者寫下的「同胞」兩字，鼻子一酸而墮淚的難過與懊悔，我頓覺自己過去從來沒有好好仔細地看人，包括朋友，包括親人。

後來我曾跟著學校的團契醫療團上山，去九二一地震災區，回來後寫文章投給報紙，心裡面想的都是「我想寫一篇跟陳列一樣的散文」。

那年蹲在水泥叢林裡，常戲稱自己被關在高高的百貨樓上的「空中監獄」。我曾在一封家書後畫了一格漫畫，內容好像是在畫一棟大樓傳出「救命啊」的呼聲，想來有點造作，簡直是「圖溢乎情」了。

「早知道你讀的那麼苦，就不會答應你去重考了。」父母總是喜歡自責，但誰知道當年一個決定，能如此劇烈地扭轉自己所有的人生觀、價值觀？這些都是無法預料的，所有好的壞的都不應該是必然。

就像我現在的同班同學Y，他是在考上大學才跑來跟我說我們在重考班就已經是同班同學了。他一直認為重考那年非常的快樂，讀書之外就是打球的規律生活，反而是我們現在貪圖不成的單純。

在我眼中，那暴君似的，或是風涼話成篇的補習班名師，何嘗不也可能是其他同學知識上的啟蒙喔？

Y是花蓮人，和陳列在後山重逢的那天晚上，我和Y坐在海邊的天主教會前的階梯上，偷偷訴說了當傳道人的願望。Y很不以為然，他大概認為那是「躲起來」的消極作風罷。

但我則認為幾年來的大學生活，並沒有教導我如何去當一個能夠愛人的醫生。我一直回想陳列那天早上說的「台灣沒有好的──」

沒有賢君，沒有好的政治小說......大學裡的讀書會也常邀作家來聊天，也依稀記得有「台灣沒有好的詩──」這樣的牢騷。

也許這股凡事不滿，就這樣深深種在我的骨頭裡，心總是想「台灣沒有好的──」沒有好老師，沒有好學校，沒有好醫院，沒有好醫生......

我無從確定去當個什麼什麼的願望是否會實現，因為過去的日子證明了許多時候大話是太早說出口了。太多的否定種在心裡，就阻隔了我去發現任何美景的機會罷。

隔天和幾個人在花蓮港邊追逐將明的天色，大家莫終一是的臆測日出的方位。我們沿路問早起的當地人，一路追呀追的，以前那種「夸父追日」的荒謬情節竟然上演在我們身上。

我們終究沒有看到心目中從海上升起的太陽。可是沿路的天南地北的聊天與哼哼唱唱，還有生氣蓬勃的一花一草都也好美好美。

也許上帝安排在我的生命哩，有那麼無以忍受的一年，也總有祂的美意。聖經傳道書：「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我得感謝那些充滿牢騷憤懣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