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
助理教授 劉孟奇
教育部最近通知各校，在辦理推薦甄試時，除了任何相關資料都要仔細保存之外，還必須在面試時「錄音或錄影」！教育部的通告當然其來有自，近因應該就是最近鬧得滿城風雨的奧林匹亞科展弊案。「錄音或錄影」是善意的提醒：保留證據，以免沒有東西可以保護自己。這個通告反映出多元入學方案已經走到了教育者與被教育者必須相互猜疑的悲哀地步，也難怪有那麼多人又開始懷念起過去的大學聯考。
多災多難的多元入學方案其實說明了公共政策不能只著眼於立意是否良善，還必須考慮到：政策是否對症下藥？是否有其他更有效的替代方案？是否善用市場機能？牽涉的成本是否過高？有沒有配套的誘因機制？
多元入學方案最主要的正當性就在於「廢除聯考的壓力」，但是正如許多經濟學者反覆指出的，聯考並不是壓力的來源，大學學歷的需求遠大於供給才是壓力的真正來源。多元入學方案並未紓解競爭壓力，而只是改變競爭的方式，讓壓力以另一種形式存在。而既然「好的大學太少」才是造成沉重聯考壓力的來源，一個顯而易見的替代方案就是大幅放寬大學的設立條件，甚至鼓勵國外大學直接來台灣設立分校。如果當初教育部即朝著「大學教育市場自由化與國際化」的方向大步邁出，相信今天就不必深陷於多元入學方案的泥淖之中。
多元入學方案的另一個明顯問題是它嚴重低估了製造與獲取訊息的成本。根據「多元標準」錄取學生的理想固然美好，但是可靠的「多元標準」由誰訂定？如何訂定？卻並未有相對應的完整規劃。舉例而言，既然在審核學生資歷時，校內社團活動與校外志工參與極為重要，教育部就應該對學校社團與社會公益團體有系統地進行評鑑，而不是把評估這些社團的成本加諸於完全缺乏適當資源來進行這項工作的各大學系所，而且讓他們重覆著這個龐大成本。
或許多元入學方案最少被人提及的一個嚴重問題是：除了道德勸說之外，台灣的高等教育體系到底提供了什麼誘因，讓各大學系所傾向於根據學生的多元能力來招收學生？歸根結底，如果台灣的大學系所沒有必須與社會互動的壓力，沒有為社會提供服務的動機，而評價一個大學教師的最重要標準就是他的研究表現，那麼他們又何須招收特別具有團隊合作能力或社會服務熱情的學生？難道對他們來說，學生「聰明」、「好教」不會是凌駕於一切之上的考量？
如果台灣的大學體系面對高度的市場競爭壓力，同時各系所的財務情況與學生的素質、學生對於學習環境的評價、以及學生畢業後的表現息息相關，他們自然會有動機去優渥獎勵那些能夠提供高品質教學服務的教師。而由於學生的「德育」與「群育」往往會高度影響他們在畢業後的工作表現，各系所在招生時自然也有動機去仔細衡量學生在這一方面的成績。
或許會有不少人對於將「教育」與「市場」相提並論心存疑慮，但是我相信多元入學方案的教訓已經足以說明：忽視市場與自利心力量的公共政策，不但不能使公共政策變得純淨，反而可能腐化最最基本的道德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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