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來有幸，活在老蔣統治下12年，小蔣統治下13年，所受的教育也都是從這兩位老人家那裡所來。兩蔣時代的小學課本有一個特色，就是要教大家「仇匪恨匪」，然而我卻發現，這些教材卻只能讓孩子「恐匪懼匪」。
從小學二年級開始，國語課本裡就開始提醒孩子「共匪」的可怕，不過一開始還用溫馨訴求。這是我姊姊小學二年級讀的課文，國語課本第三冊第二十一課＜把共匪趕走＞：
大年放學回家，爸爸也從田裡做工回來。
媽媽把飯菜擺在桌上，大家坐下來，吃得很高興。
爸爸說：「現在大陸的同胞，大家沒有飯吃，沒有衣穿。我們要在 蔣總統的領導下，早早反攻大陸，把共匪趕走，使大陸上的同胞，也能夠吃得飽，穿得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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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課也用溫馨方法。這是我姊姊小學二年級讀的課文，國語課本第四冊第二十一課＜送衣服給同學＞：
冬天到了，天氣漸漸冷了。大年的媽媽忙著給他縫棉衣。
過了幾天，新棉衣做好了，大年穿著上學校去。
大年走進教室，看見新民還穿著夾衣，好像很冷的樣子。
大年問他：「天氣這麼冷，你怎麼不多穿點衣服呢？」
新民說：「我是從大陸上逃出來的。我家的東西，被共匪搶光了。現在沒有錢添做衣服。」
大年回家以後，就請媽媽做一套棉衣，送給新民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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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國語課本裡就開始對孩子直接說明「共匪」的可怕。其中有一課描寫匪幹與農人的故事很有意思，這是我姊姊小學三年級讀的課文，國語課本第五冊第十三課＜好人活不了＞：
有一個年老的農夫，一生勤勞，省吃儉用；最後種到八十畝水田，生活過得很好。他時常拿出錢來修橋鋪路和救濟窮人。
後來共匪來了。他們高喊著「窮人翻身」和「清算鬥爭」。有一天，許多共匪在村裡打鑼吶喊，叫大家去開「人民大會」。全村的人，不論男女，都只得丟下工作去開會。大家圍坐在一個廣場上。
一會兒，有個共匪把老農夫拉到廣場當中，說：「他有八十畝水田。這些水田都是榨取窮人的血汗得來的。大家說怎麼辦？」
老農夫很害怕的說：「不！不！那是我辛辛苦苦得來的。」
那共匪大聲的罵道：「胡說！八十畝水田都是你親手種的嗎？」
老農夫說：「有一些是花錢僱人種的。」
共匪說：「你花錢僱人就是榨取窮人。大家說怎麼辦？」
另外一個共匪說：「掃地出門，沒收他的房屋和田地。」
這時候圍坐在廣場上的人，都低著頭，為老農夫落淚。有的偷偷的說：「這年頭好人活不了。」
老農夫就這樣被趕出家門，變成了可憐的叫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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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課描寫匪幹與工人的故事也很有意思，這是我小學三年級讀的課文，國語課本第五冊第十五課＜工人的襯衫＞：
共匪都是大騙子，他們口頭上說得很好聽，什麼「改善工人生活」呀！「讓老百姓過舒服的日子」呀！可是事實上，他們處處壓榨工人，殘殺老百姓。
有一次，一個匪幹訪問一個工人：「共產黨來到你們這裡以前，你有幾件襯衫？」
工人說：「兩件。」
匪幹提醒他一句話：「大概是用最壞的布做的吧？」
工人望著他，不敢回答。
匪幹得意揚揚的問：「現在你有幾件襯衫呢？」
工人說：「一件。」
匪幹停了一下，說：「現在的襯衫，一定比從前的襯衫好得多吧？」
那個工人屬遲遲不敢回答。最後，他終於說出來：「這一件是用從前兩件舊襯衫改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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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義士」是控訴「共匪暴行」的活見證，課本裡當然少不了這些題材。這是我小學三年級讀的課文，國語課本第五冊第十七課＜投奔自由的義士＞：
李義士是山東人。他的父親是一個窮苦的農夫。共匪到了山東以後，他們的生活就更苦了。
李義士的身體很強壯，共匪看上了他，要他當飛行員。共匪對他說：「如果你參加空軍，全家老小就可以過好日子，有吃有穿，不用再做苦工了。」
李義士以為他們說的話是真的，就去參加共匪的空軍。
過了兩年，他一直得不到父母的來信，就設法回家去看父母。到了村子外面，看見父親在地裡挖草根吃。回到家裡，看見母親病在床上。他的心裡很難過，抱著母親大哭一場。
李義士痛恨共匪欺騙他，常常想投奔自由。有一天，他乘著飛行的機會，就逃離大陸，飛到台灣來了。
李義士到了台灣，受到同胞的熱烈歡迎，成為堅強的反共鬥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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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是對「共匪」暴政最嚴厲的控訴，但對台灣孩子卻沒沒什麼效果，也許是因當時台灣也普遍貧困。這是我姊姊小學三年級讀的課文，國語課本第五冊第十四課＜天堂變成地獄＞：
杭州是一個風景優美的地方。城外的西湖，周圍幾十里。湖邊有楊柳，真像一張圖畫。杭州人民，有的打魚，有的種田，十分快樂。所以大家都說杭州是天堂。
自從共匪到了杭州，又是「清算」，又是「鬥爭」。人民被殺的被殺，餓死的餓死。過了幾年，共匪更成立了「人民公社」。他們把人民當牛馬，讓幾百人幾千人一塊兒工作，一塊兒吃飯，一塊兒睡覺。男的在男「公社」，女的在女「公社」。使得家人分散，爸爸見不到媽媽，媽媽見不到兒女。
人們每天從早到晚的工作，吃不飽，穿不暖。杭州從前是快樂的天堂，現在變成了愁苦的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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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很佩服國民黨，他們真的是很懂得改進。當他們發現「人民公社」無法讓孩子「仇匪恨匪」，立刻改進課文中的插圖。
這種插圖有兩個特色，一是匪幹的標準造型是頭戴星星壓舌帽，叼根香煙，拿根鞭子，最重要的是一定要畫得腦滿腸肥。後來解嚴後我們看過周恩來的照片，就很難相信他是共產黨。毛主席我們一看就知道他是共產黨。
這種插圖另一個特色，就是大陸同胞都是骨瘦如柴、不穿上衣，用人來拉犁，這就絕對達到「恐嚇」效果。我那些家裡務農的福佬同學們，都用台語告訴我：「阿山真厲害，我家養的牛這麼壯，拉起犁來都氣喘噓噓，他們那麼瘦，力氣還這麼大，我不敢反攻大陸了。」
這是我小學三年級讀的課文，國語課本第五冊第十六課＜恐怖的人民公社＞：
共匪佔據大陸以後，一面用美麗的謊言來欺騙人民，一面用殘忍的手段來壓榨人民。大陸同胞看清了共匪的真面目，就紛紛起來反抗，殺死了許多共匪。
共匪著慌了，就在各地建立了人民公社。他們把人民的家庭拆散了，要他們分別住在不同的公社裡。丈夫看不見自己的妻子，母親照顧不了自己的兒女。家家都是妻離子散，享受不到一點兒家庭的溫暖。
在公社裡，老百姓每天吃不飽、穿不暖，過著痛苦的日子。白天他們要像牛馬一樣的做苦工，晚上還要在田裡耕種。因此，大陸人民一聽到「人民公社」，都會發生一種恐怖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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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與「共匪」有關的課文，就以這一課最奇怪。這是我姊姊小學三年級讀的課文，國語課本第五冊第十課＜李明不見了＞：
李明是一個年輕的工人。共匪剛到上海的時候，口口聲聲喊著：「工人萬歲」，李明以為要過好日子了。
可是一個月之後，共匪就要工人增加工作的時間。原來他每天只做八小時工作的，共匪卻要他每天作十二小時的工作，並且要他每天把四小時的工錢捐給公家。
李明失望了。他常常對人說，共匪不應該要他每天做這樣久的工作，又拿去他的工錢。
共匪知道了，就問他說：「李明，你覺得現在比以前好嗎？」
李明心裡說：「現在比以前壞得多啦！」可是他不敢說出來，只對著共匪笑笑。
共匪追問他說：「你笑什麼？回答我的問題啊！」
李明說：「我能夠說什麼呢？」
共匪對他冷笑一聲，再也不問他什麼了。
第二天晚上，共匪又來叫李明去談話。從此以後，李明就失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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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到底哪裡去了，課本沒交代，老師也沒說，我們小孩子更不關心。但台灣在白色恐怖期間，最有名的失蹤人口不是「李明」，而是黃埔一期的名將「李玉堂」。
2004年的春節過後不久，台灣兩大報頭版報頭下，登了一則「李玉堂將軍及夫人陳伯蘭沈冤昭雪並頒予『回復名譽證書』」的啟事。短短幾十字讓大家回到五十年前白色恐怖的慘痛回憶裡。
李國英老師在家父就讀師大國文系時，曾教過他鐘鼎文。李老師留著西裝頭，穿西服襯衫、打領帶，很多人都誤以為她是男老師。但山東人都知道她就是李玉堂將軍的女兒。
黃埔一期的天子門生，出了三個山東名將，李玉堂、李仙洲和李延年，因為剛好都姓李，被稱為「山東三李」。而國軍是南方人的軍隊，「山東三李」下場都很悲慘。李仙洲於1947年魯南戰役，以中將副司令官身分被共軍所俘，在戰犯收容所住了12年，1988年病逝濟南；李延年中將來台後，因平潭島失守而坐牢多年，出獄後生活困頓，三餐不繼，1974年死在台北。
李玉堂的戰功在三李中最輝煌，歷經掃蕩陳炯明、北伐、剷平閩變、剿共、抗日和國共內戰，是個打硬仗的將領。尤其是他率領第十軍創造的第三次長沙大捷，更是名聞中外。抗戰時長沙會戰的第一次第二次，都是國民黨吹牛誇勝的，根本毫無依據；但第三次是連日軍自己也承認失敗的。
李玉堂是得過青天白日勳章的將領，但自海南島撤守台灣才兩個月，就自人間蒸發了。軍中都知道1951年1月26日他與妻子就被槍決了。但官方卻從未公佈李玉堂夫婦被槍斃，連被捕原因與羈押單位都諱莫如深。
五十年來，外界所知道的一切，都是官方刻意釋放出來的，這樣更能達到恐怖效果。已故香港報人朱振聲（筆名戎馬書生）在《台灣行》一書中說，陳伯蘭族兄陳石青，原任第十軍軍需處長，早年曾參加共產黨。李玉堂撤退海南島後，陳石青煽惑陳伯蘭向共黨靠攏，但事機不密，被台灣情報機關偵知，誆以總統召見，將李玉堂夫婦逮捕下獄。
軍法審問是由老第三師長錢大鈞任軍法庭審判長，查明李玉堂確未同謀，罪在治家不嚴而已。按照《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第九條，知匪不報的最高刑也只是七年徒刑。不過軍法官判他七年的判決書呈上去時，老蔣批了個「再判」；軍法官就改判他十五年徒刑，可是呈上去老蔣親筆又批了一個「恥」字。
因為老蔣的「匪諜邏輯」就是「先生通匪，太太不一定知道；太太通匪，先生一定是奸匪」，李玉堂犯了老蔣的邏輯，又遇到他剛丟了大陸，心情極度鬱悶，一個「恥」字，就這樣槍斃了得過青天白日勳章的抗日名將。
李妻陳伯蘭是江蘇銅山人，也曾經是徐州某女中校花，李任第九旅旅長時與陳結婚。李玉堂「伏法」那天正逢農曆除夕，他們看到憲兵至拘留所提人，以為是總統新年特赦，兩人乃沐浴換裝，李妻猶略施脂粉，一出門即見荷槍士兵，把他兩手反捆起來，押上軍車，李妻這時已腳軟不能走路，大哭不止。
李玉堂不失將軍氣概，對他太太說：「這時還有什麼哭的，快走！」但李太太已不能走，憲兵便拖她上車。而李氏夫婦死後，特務們以為陳伯蘭受共黨利誘，家中必藏巨財珠寶，打開保險櫃一看，除一些平時穿戴飾物，什麼也沒有，特務大感意外。
李玉堂在獄中曾留有遺書，給女兒李國英及五弟李蔭堂：「我命已矣！但事與我無關。總統命令，已無申訴餘地，我死後望有公論。我無對不起國家之事，國家如此對我，於國家何益？實為共匪所快。我不足惜，不過一生為國，如此下場，心有不甘耳，和平後，葬我於徐州雲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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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玉堂夫婦伏法前半年，老蔣一連槍斃了國防部中將參謀次長吳石、第四兵站總監陳寶倉等四人，以及台灣行政長官陳儀。吳石與陳儀被槍決前，軍法處邀中央日報攝影記者王介生、文字記者龔選舞，至台北馬町刑場目擊拍照，並發布新聞。
但李玉堂一案從逮捕到槍決，老蔣都不讓相關機關公佈，更何況媒體。家屬與國人心裡都明白，李玉堂應該是凶多吉少了，但國民政府始終諱莫如深，卻放任小道消息在軍中與外省人（尤其是山東人）裡流傳。「李玉堂不見了」就成了白色恐怖中最震撼的一齣「奇案」。
60年代老蔣有一次到金門巡視，用望眼鏡遠眺大陸河山，忽然發了瘋的大喊：「反攻大陸，你們快反攻啊！」空軍與海軍司令都不敢說話，李玉堂的山東同鄉、黃埔學弟的前陸軍總司令劉安祺就坦然報告：「校長，我們還沒準備好。」
老蔣氣得拿手仗揮打劉安祺，打了幾下又放聲大哭：「玉堂啊！玉堂你在哪裡？你在我就不用受這些人欺負了。」一時之間，劉安祺也落下眼淚，一大堆司令哭成一團。他們在為李玉堂痛哭，其實不也是為自己哭、為總統哭、為黨國哭，也為這不幸的時代，共掬一把心酸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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