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們認為自己和富人不平等時，實現平等的願望是產生革命情緒的普遍和主要的原因；這些可能是合理與不合理的要求。」 (查墨斯•詹隼 1993 : 1-3)
電影的內容是以地主與農民之間的剝削者與受害者角色的題材。我將電影分成三個階段。並試著去找出一些有趣的喬段。第一階段是老地主與老佃農之間，兩種截然不同的身分地位，但有著共同的默契，感覺上佃農對於現狀有一種不滿，卻找不出理由來對抗地主。在他們的孫子出生時，地主送給佃農們每人一瓶酒，地主願意與他們僕人們共享喜悅。就這一點而言，似乎與中國的傳統封建相類似。
老地主與老佃農之間的衝突沒有很大，有很明顯的階級觀念。例如:在飲酒的時候，當地主要求他們休息時，佃農們卻磨著犁刀，以最佳姿態隨時準備工作。但是到了第二代的地主與佃農，地主與佃農的關係是極端分歧的，例如，在一場因遭受風災而地主對佃農減少收入，以求收入之平衡，佃農們向地主抗議，結果得到地主的嘲諷，而佃農做出激烈的手段—割耳朵，以示抗議。
一場長期的鬥爭即將展開。到了第三代，也就是阿佛雷多與歐莫，兩造經歷過父執輩們從若有似無的抗議，到激進抗爭手段；當阿佛雷多從羅馬回到鄉下去接管家業，再見到歐莫，兩人從小培育的革命情感已轉變昇華為對立的立場，歐莫仍舊是佃農；阿佛雷多依然是地主。當農莊發生一連串的事故，先是小男童在阿佛雷多的結婚日死亡，阿佛雷多的沉默；屬於舊地主的婦女被法西斯主義者給吊死，阿佛雷多依然沉默；面對親密愛人的質疑、不諒解，阿佛雷多以軟禁的方式來維護他們的婚姻關係。在面對問題時，阿佛雷多找不出一個更好的方法解決時，他只能憑藉著過去的經驗以最「不麻煩」的方式來處理—沉默。
然而沉默的結果，使得他失去了愛人；僕人的背叛。就歐莫的而言，他是一個「在等待」的角色，等待改革時機，即使是受到屈辱。導演將歐莫以代表地主的資本主義的被剝削；以代表被極端的資本主義者—法西斯壓迫等情節，形塑出一種予人同情的角色。
就導演的立場而言，我認為，導演的政治立場很鮮明地是以關懷佃農、貧窮為出發點，敘述資本主義的貪婪面。他藉由法西斯主義者的極端，突顯出資本主義並沒有想像中的這麼糟，資本主義需要的是一種激進的改革，因為共產主義(者)相信，改革是必須的，但前提是要對社會結構有助益，而這個前提就是生產工具共有。法西斯者的手段太過於殘暴，沒有妥協的餘地，就社會改革而言是不可行的。
片尾，孩子們拿槍直指著阿佛雷多；歐莫以為救贖者似般地群策審判阿佛雷多，而繳械的一幕除了歐莫之外，其他人抱持著懷疑、或者悲憤的表情繳出武器；而廣場上的紅旗飄揚，則有一種共產世界將舖天蓋地地席捲而來，然而，小男孩的哭泣則暗示著革命要付出的代價，最後阿佛雷多與歐莫的扭打，象徵著富有與貧窮；保守與激進；資本與共產之間的拉鋸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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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莫斯•詹隼(1993)《革命:理論與實踐》(郭基譯)。台北:時報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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