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馬詩的現代意識及手法
我對非馬詩作感興趣，並非由於台灣詩評界有人稱他為“現代詩壇的一個異數”(1)，而是緣于閱讀中的感興。以我的感受，非馬實乃台灣詩壇的一個“常數”，但這是一個具有十分獨特面目的常數。穿行在他的詩中能處處感出圓潤的智性感悟，見到團團近乎黑色的反諷，並與其中徂徠著的意象摩肩碰腳，成為應接不暇的山陰道上人。而這一切又全都包孕在非馬詩意識的現代性中，呈現出一種當今世紀的風采。
一
非馬少年時代離鄉返台起的經歷，不幸反映著半個世紀中國家的斷裂，民族兩部分的隔絕，常常使台灣詩人心靈失去平靜的“民族情結”同樣困擾著他。無論是《醉漢》中那個一腳十年，勉力向母親走去的漢子，還是《日子》中那個終年穿上“相思這件貼身的襯衫”的“你”，無不是這難解情結的憂鬱性外射，調子雖然凄楚，但一概是“啼血”之作，故入人心至深．《醉漢》一詩；尤屬神品．
但本文所注視的，卻是詩人的另一份情感——全人類意識．他的《生命的指紋》為
我們敞開了他的心靈“地圖”：
每個我記得或淡忘了的城鎮／每個同我擦肩而過或結伴而行的人／
路邊一朵小花的眼淚／或天上一隻小鳥的歡笑／都深深刻入／
我生命的指紋／成了／我的印記
一切熟悉的、陌生的、有生的、無生的，不僅都與詩人息息相關，而且嵌入詩人的
生命，成為自我標識之“印記”。這種泛化的愛正是全人類意識的表現，也許詩人
自述詩觀時說過的一句話能更直接傳達這個信息：“對人類有廣泛的同情心與愛心，是我理想中好詩的要件”(2)
全人類意識並非我們這個世紀所始有，它是伴隨著人類社會物質與隨之而來的文化交流的世界性特徵的出現而產生的一種新觀念。它打破了世界各民族拘囿於內部交流與分途發展的孤絕格局，而在人們面前洞開了完整的、真實的世界面貌，從而有力促進世界人們對人類同一性的領悟與確認。全人類意識是我們前代與同代詩人進步意識的一個重要內容。但非馬詩閃射的全人類意識又帶有太空時代的特點而有別
於前代。太空時代不僅拉近了人類與宇宙的距離，也帶動地縮短了人類各民族自心
理情緒至生活方式各方面的距離，人類整體意識空前加強了．非馬詩對世界時局的
積極“介入”姿態，便是這一特點的生動表現．當傳來美國某家“太空服務公司”
將用火箭把人類骨灰射上太空的消息時；非馬一面嘲諷“許多人會把它當成／到天
國的中途站”；因為那兒“上帝不是／最後的審判者”，一面指出：
當然還有些細節需要考慮／比方說；搞不搞種族隔離／ 像南非一樣／
以保障白骨的純粹？／或者，只要有錢／阿貓阿狗 都可訂位？
（《太空輪迴》）
譴責直截而有力．如果說種族歧視仍是西方世界久治未癒的一方頑癬，那麼在社會
財富分配上的懸殊則幾乎是一種絕症，它們的乖謬性質在太空時代的理性精神下顯
得更為鮮明，十分刺目地顯示了文明社會存在的嚴重不和諧。我以為，非馬這類詩
較之上一世紀美國民主詩人朗費羅、惠特曼的廢奴詩篇和世紀初年美國工業桂冠詩
人桑德堡的人道歌聲，又呈現了一些新的時代色澤，即太空時代的理性精神。
非馬六十年代卜居美國後，他的眼光一直飛越東、西兩大洋，關切地球各個角落發
生的事變與情態：在飢餓的非洲，他從餓孩無聲的嘴巴，听到了一聲聲超音域的
“慘絕人寰的呼叫”（《非洲小孩》）；在亞洲凶險的海面，他看到“破爛的難民
船／鬼魂般出現／在欲睡未睡的眼皮上／顛簸”（《今夜凶險的海面》）；在芝加
哥華人紀念“九一八”集會上，詩人想起的不僅是當年日軍血洗中國大地的慘史，
更是此刻“在日本的教科書上／以及貝魯特的難民營／先後复活的／全人類的羞恥”(3)（《默哀》）；甚至從紐芬蘭島大批小海豹的遭捕殺，也聯想起這“多像戰火裡成千上万無辜的幼小的人類”遭虐殺的浩劫，唱出了“在冰雪的海灘上／純白成了原罪”的激憤歌聲（《獵小海豹圖》並其“附記”）．非馬十分清楚各種有形無形的人類競爭，包括戰爭之類暴力行為；但他寧願把世界看成一個靠人類感情維繫的不大生物圈，一棵人類同栽共享的“世界樹”(4)。他的視矚焦點從不偏離人類生態，並在其中力培新世紀的“智慧果”。他不將非洲亞洲種種事態看作各別的存在，而視為“復活的全人類的羞恥”，正是這種人類視角的體現。
非馬詩的全人類意識尤其凝集於對世界範圍內戰爭與狂暴的譴責上。那首照出戰火
“燒過越南／燒過中東”的《電視》早已為人熟知。高科技時代，“一個手指頭／
輕輕便能關掉的／世界”，卻“關不掉”上述的戰爭悲劇．這“能關掉”與“關不
掉”突接的兩極對照正是對於人類中理性精神喪失的譴責。《越戰紀念碑》刻劃一
老婦在碑石上尋覓無可尋覓的愛子的情景：
此刻她正緊閉雙眼／用顫悠悠的手指／沿著他冰冷的額頭／
找那致命的傷口
“冰冷的額頭”只是冰冷的大理石；而要找出“傷口”的不死心的冀求，只是老婦
哀傷臻於極頂時的妄想；整首詩也只是憑空虛擬的場景，可是能有什麼“真實”比
它更具無言的控訴力量又比它更為“真實”的呢？這種對世界現實的“強切入”與
參與，使非馬詩具有了“現代感”與“歷史感”的雙重性質：它所突現的心態、情
感極富現代人的時代特徵，又由這時代特徵而在歷史進行中獲得了時空縱深感。
如果說，非馬對母國文化的無限依戀凝成他創作心理上的民族情結，那麼這種對全人類的關切熱愛意識便是他的“人類情結”。它不但是民族情結的漾散、擴張，而且是它的昇華與入化。在非馬詩中，我們常會見到意蘊的層層遞散與深化：由一己、一家而推及全民族以至全人類。如《月台上的悲劇--羅湖車站》由相肖自己雙親的旅客驚覺到離別三十多年的父母一旦月台相晤竟然“相見不相識”的悲劇，表達的已遠遠超過一己家庭之悲歡而達於民族斷裂或人類違隔的深層意蘊；“我”鼓足了勇氣想對花說的《有一句話》，冷不防“斜側裡卻閃出一把利剪／把她同我的話／ 一齊攔腰剪斷”，表達的也決非一己騷人墨客式惜春傷紅的哀情怨緒，而是升騰在意象中的對於人類美好願望常遭邪惡力量摧折的無限興感。《印章》、《黃河(之一)》等詩，也皆類此。這類詩作涵蘊的全人類意識是非馬現代意識的重要內容之一。
探究生命的實質以迎接文明循環的新“挑戰”並重構人類的價值觀，是非馬全人類
意識的另一表現。人類抵達本世紀後高速的文明進步，必然更有力引發對於生命及
其關聯域（命運、環境、際遇、死亡等等）的形而上思考，力求超越前人而有新的
發現與肯定，從而重構人類的價值觀念並推動整體文明的發展。非馬顯然慮及於此。請看《四季(二）》中的：
妻兒在你頭上／找到一根白髮時／竟帶有拾穗者／壓抑不住的／喜悅 （《秋》）
越冷的日子／希望的爐火越旺／／我們心中／沒有能源危機這回事 （《冬》）
反轉舊識而推出新意，一掃前人見白髮而生悲、遇肅殺即坐愁的消極盛衰意態，極
力顯現秋天生命成熟的喜悅與冬天蘊含的希望、拼搏的勃勃生機，表現出對生命成
熟、貢獻、進取的價值肯定，構成一種平靜、從容、坦蕩的氛圍，讓人身入一種渾
圓靜穆的人生妙諦之中。而在更多的詩中，則是表現為自然季節中有生萬物拔節向
上的精神意蘊。《花開》中那驚喜於天空的遼闊爭著把每片花瓣都伸展到極限的
“小花們”，以一種郁勃的生命姿態，探身進入於哲學領域作對於生命體內驅力的
熱烈肯定，藉以提昇那些嚮往生命力量的心靈。《獅》中那驚覺“參天的原始林已
枯萎／成一排森嚴的鐵欄”的往日猛獸，則從反向透視生命力之本源，引發對於生
存環境及生存狀態的自省意識，以為人類自我發展之鑒鏡。而最富意趣的，莫過於
《路2》：
風塵僕僕／的路／央求著／歇一歇吧／／但年輕的一群／氣都不讓它喘一口
／便嘻嘻哈哈／拖著它／直奔下山去
不但以風塵勞碌、喘氣、求憩的“人”與“路”的喜劇性倒置，傳訴出人的不竭活
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就中確立了“人”在與“自然”矛盾關係中的絕對自主位置，
確認人類自己選擇自己、自己創造自己的合理生存模式，極富於現代健全的人間性。它與前述介入世界時局的詩作是同一母題下的並蒂花：一是對於存在外界的切入，意在改變世界；一是對於生命本體的內探，意在完善人的內在世界以發揮人類潛能，它們是現代人思考與行為的同構形態。
二
科學眼光是非馬詩現代意識的另一重要方面。
台灣詩評界曾注意到現代科技訓練對非馬創作之影響。（5）作為一位工學博士出身的詩人和核能專家，這點是毋庸置疑的。但現代科技的精神並不能自動進入詩歌，它有賴於創作主體的涵化、通變、生凝這樣一個內化的複雜過程，而其中主導的卻是詩人本身的現代感情內涵及思維方式，缺此則再受多少年科技訓練也不一定就能寫出具現代科學眼光與實質的詩來。本文所說的科學眼光，即指建基於包括現代高科技在內的自然科學與哲學成就之上的現代人科學化理性認識與感情內涵及其外在方式。這在非馬詩中有如下數方面表現：
1、對於精神愚昧與麻木的智性揭示。《羊2》中那受了賤待還“感恩不置”，並無
所信還是恭聽“說教”的“羊，實是人類愚昧劣根的外化物。最後關頭它“毫無怨
尤地走上祭壇／為後世立下一個赤裸裸的榜樣”的詩句，更把“羊”的靈魂麻木揭
示以盡。《勞動者的坐姿》更具哲理內涵，起語“四平八潔的寶座／專為勞動後的
休息而設”是一種反常法，因循常理“寶座”專供帝王享用，與“下民”無涉，更
不要說上坐休息了。下節“名正言順的王者”“卻忸怩不安／側著身子危坐／怕滴
落的汗水／玷污潔淨的椅面”，以一種裹挾心靈的迫力強使你思考，並顛覆你習慣
性思維反應中的“反常”：勞動創造世界，勞動者始為唯一至高無上的“王”，只
是以往歷史的顛倒倒轉了主（民眾）僕（君主）關係，使人們習認“反常”為“正
常”罷了。詩不僅要重構人們對現實所已確立的凝固化通常感覺，更為了揭示出人
被異化的可悲事實。詩的力量便在於用一個真正的“反常”去推倒一個誤認的“反
常”，對麻木的靈魂進行一次精神的轟擊--解放。
2、反宗教的姿態。宗教迷信與現代文明並進是現代社會精神危機之一表徵，非馬的《投資》指出諸神賜福的虛妄，結句願神裝飾他們“自棄的心”含義極深：人類精神的“自棄”實為繁殖宗教迷信之理想溫床。《供桌上的交易》、《人與神》則道出了事實的另一個方面：宗教的盛行不衰實乃由於某種社會力量的作祟，他們高舉神幡不外為了在“人神交易”中進行精神與實利的詐騙。對西方的神祗詩人一樣不表崇奉。《子夜彌撒》稱上與天通的教堂為“有彩色玻璃穹頂的暖房”，不知其中“種了將近兩千年”的十字架“是否開了花”？肅穆的聖詩升起時是“風琴頭一個忍不住／嗚嗚哭起來”，而神職人員洒“聖水”被謔稱為“一邊亂洒著水”。無畏的諧謔實緣於科學的真知：人腦創造了上帝而任由其支配，同樣是人被異化的表徵，還原“上帝”以凡俗人的本質正是科學的職責。
3、對現代造神與偶像崇拜的全力抨擊。偶像崇拜將膜拜的支配者從原不存在的“神”轉移到實際存在的“人”，同樣是一種“造神”，其為迷信與神佛崇拜並無大異，故亦同在非馬掃蕩之列。《鬥牛》寫鬥牛場上傷重倒地之際的公牛發現招惹它狂衝亂闖的那片紅布“根本不是／什麼鬼太陽”，借一個從精神蒙蔽中醒悟的戲劇性細節宣告了偶像崇拜在現代的一次崩坍。《廟》中高可及天的廟宇“也容納不下／一位唯我獨尊的／神”，是自稱為“神”者罪欲膨脹的寫真。《回音壁》則響亮宣告：
我們听到的回音／只是模糊卑微的自己／不來自上帝
這“上帝死了！”的再一度歡呼，發自目擊世紀的矇騙的現代人，它較之當年尼采
同樣的呼聲已然具備了更多的科學性和確定性，昭示著現代人類精神又一次的超變。
4、對傳統進行文化反思的清醒態度。非馬的“民族情結”決定了他對母民族文化傳統的珍視。但他並不是一個現代“國粹主義”者。他懂得以現代價值眼光來重估傳統，評斷其高低上下。這就是他八十年代有幸返回三十多年夢魂縈繞的祖國大陸面對舉世聞名的長城、黃河、故宮、秦俑時為何並非專一發出遊子回歸歡呼的原因所在。事實上，我們從他《黃河》、《紫禁城》、《九龍壁》、《秦俑》、《長城
（一）》等詩中感觸到的情感心態是極為複雜的。漫步北京紫禁城那長廊復接長廊、宮門又出宮門的幽深古建築，他仿彿走進了歷史，辨認出：
曲折的宦途／迢遙的絕路／讒言鐐銬的沉重腳步 （《紫禁城》）
眼前的古宮闕確有氣象，只是似乎“靈視”所見在固執地“糾正”他“直視”之所
見，致令內情與外景發生了違拗。而登臨莽蒼蒼一帶飛動的長城，在他“自動調距
的鏡頭裡”時間倒錯了，看到的是--
萋萋的歲月／蜿蜒万里的／龍的骸骨
一種強烈的悲劇性感受使眼前宏深的宮闕、雄偉的長城一下子都換了顏色，變異為
詩中“國殤”性荒涼意象，仿彿“歷史”正站在那兒痛苦反思。和中國現代史一同
走過來的人們能夠深切體會非馬面對民族象徵與歷史證物時這份複雜情感。這決非
詩人情感出現二元分裂狀態，而是民族感情強烈的詩人回首“民生多艱”的民族歷
史後結束夢魘合理願望之藝術化表達，它何嘗不是民族情結催開的詩的奇葩！
正是由於詩人的科學眼光，使他往往獲得對事物的清明洞悉，“從明明不可能的情
況裡推出可能”（6），給人以“不意的驚奇”（7）。《一九七八年聖誕》節日歡
樂中，詩人想到的是爬到胖售貨員扮成的聖誕老人膝上，“然後大叫／你們把上帝
／賣到哪裡去了？”上帝被賣，豈非笑話？但在金錢磨盤碾壓一切的社會中卻又分
明是一個鐵鑄的事實。無疑這詩情的外張力來自於詩人的洞悉力。再看《鳥籠》與
《猴2》兩首異題同態詩，前者對開籠放鳥來個逆反，提出的竟是“把自由／還給／
鳥／籠”；後者則從猴子學賣藝人伸手向人要銅板的慣見動作反轉至“賣藝的人／
學猴子的動作／伸手向猴子／要銅板”的出人意表處。兩詩給人“不意的驚奇”處
在於它那雙向式思維對事理的深層開掘及其不動聲色的冷處理方式上。錮人自由者
（鳥籠）本身亦失去自由，役使他人者（賣藝人）本身亦不得不在某種情況下受他
人役使，俱不以自身意志為轉移。這已不是古代老聃“禍福相伏”的樸素又深曲的
辯證法則，而是對事理因果對證在現代哲學深層次上的挖掘，一種人生經驗的複調
組合，因而給人以無限豐富的知性感動。我以為非馬詩正是在這方面充分穎現出夫
子本色。而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特別看重非馬詩中這種水晶般透明光亮的現代
意識。
（下接 2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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