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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 　 論壇 　 901115
陳欣之　
當台灣政治人物的口水及空洞的承諾，在經濟衰退的寒風中飄蕩，台灣立足的世界已然劇變。「九一一事件」不僅僅是一群極端宗教恐怖主義份子對美國的超限式攻擊，此一事件還帶來了主權國家體系內涵的鬆動及重組。

　國際關係所面對的第一個挑戰，乃是如何界定國際社會的暴力互動，尤其是戰爭的定義與模式。美國及恐怖主義集團在「九一一事件」的相互實踐，打破了戰爭限定於國家間的專利，更暴露現行的軍事組織及力量，完全不能因應這種非傳統的戰爭模式。美國在口頭上及實質上均展示，美國是與恐怖主義作戰，而不是與任何一個有固定疆界的政治實體發生戰爭關係，「九一一事件」揭示了國家與非國家行為者進行戰爭行為的現象。遭受恐怖攻擊之後，美國政府隨即對恐怖主義宣戰，並且整合世界其他國家及透過聯合國，採取軍事及政經措施，打擊恐怖主義。美國運用武力的標的並不是阿富汗這個國家，而是恐怖主義，以及任何一個包庇或是支持恐怖主義的地區及個人。在這一場美國對抗恐怖主義的「戰爭」中，國家安全意味著美國動員所有資源，從軍事、政治、經濟及社會等層面，對抗恐怖主義對美國所可能帶來的鉅大威脅。相對地，奧薩瑪．賓拉登亦號召全世界的回教徒對美國展開「聖戰」，不限時間及空間，打擊美國的有生力量及心理弱點，完全沒有前線及後方之分。事實上，「九一一事件」顯示非國家行為者對國家發動的戰爭，並沒有空間及時間的限制，更沒有道德及規範的上限，其殘酷及恐懼，讓這種非傳統的戰爭型態，產生超越物質力量的震撼，令人不寒而慄。

　戰爭限於國家間行為的界定被打破之後，國際關係研究如何面對及解釋國際社會中非國家行為者的權力，尤其是非國家行為者暴力行為的安全意涵，成為第二個課題。國際社會中的非國家行為者，包括跨國公司、國際犯罪組織、國際恐怖組織等等，其有意或無意的作為可以威脅國家利益及人類生活福祉，已不是特例。一九九七年及一九九八年的東亞金融危機，由於國際商業集團的獲利需求，對東亞國家及人民造成莫大的傷害，震撼了東亞國家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穩定。「九一一事件」顯示，非國家的暴力行為，對國家的價值、利益及生存所造成破壞性的作用，其功效並不亞於，甚至超出了主權國家對另一國所施加的傷害。如果非國家行為者的行為，具有超出或是等同於國家施加於另一國家的威脅能量，國家是否依然是國際社會中最重要的行為者，值得吾人重新檢視。

　非國家行為者地位的高漲，帶來了第三個挑戰，便是國際社會的重新定義及組成。自一六四八年威西發利亞條約(Westphalia Treaty)之後，國際關係是在主權國家體系之下運行，非國家的行為者雖漸漸被賦予一定的地位，但是學界均認為國家才是最重要及根本的行為者，忽略了非國家行為者對國家可能造成的嚴重實質與心理傷害，更不用說在國際體系中，國家與非國家行為者竟然互相發動軍事行動。「九一一事件」後，吾人不能再忽視非國家行為者在國際社會的地位、角色與力量，國家將失去主導國際社會運作力量的光環，吾人必須重視非國家角色比重日益上升的趨勢。隨之而來的，安全問題不能僅僅討論國家的安全，非國家行為者的安全需求，亦應給予更多的關注，否則便未能切合實際地描述國際社會的互動，還有國際體系結構的真實面貌。尤其是區域安全問題，將會因為非國家行為者權力比重的上升。產生不同的面貌，加劇了分析及解釋區域安全及國家安全威脅的複雜性，傳統的地緣政治及國家權力對比評估，亦頓時失去了分析國家安全問題及區域安全問題的可靠性。

　最後一個國際社會所面對的挑戰，乃是國際秩序的重新界定。長久以來，國際全球化及經濟的互賴，讓人們相信，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會隨著國家間合作範圍及合作動機的增長，減少衝突的可能性及破壞規模。然而「九一一事件」讓人們再度思考國際秩序及正義的合理性。是否僅依賴國家間的合作及減低國家間衝突的根源，就足以根本地讓國際社會在一個沒有最高仲裁者的無政府狀態中，維持有秩序的運作。國際社會中的經濟分配不公、種族紛爭及宗教仇恨，並沒有因為國家疆界的劃分而被隔離，相反地，國際失序的規模正在日漸深化與擴大。這些不公與失序，震撼了國際體系，對國際政治穩定、經濟運作及社會秩序，產生了震懾性的破壞力。「九一一事件」令人懼怕的主要原因，乃是經濟不公、種族紛爭及宗教仇恨帶來的憤怒，足以讓非國家行為者，逃脫人類道德規範的約束，用非人性及最極端的武器與手段，摧毀人類的文明及生存環境。國家間的和平穩定並沒有帶來國際秩序。

　打擊恐怖主義的戰爭，固然為國際社會找到了一個黑白分明的時代，但同時它亦迫使國家及人類重新思考安全的意義及內涵，以及世界的組成及其根本衝突。在這個重組及省思的過程中，無疑為當下的國際關係與安全研究投下重大的影響。

（作者為法國巴黎第一大學國際關係史博士，現任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