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長原始的構想裡，應該須要有更多對台灣價值的論述，
限於時間及精力，一直沒有實質的進展。
經與文化評論者張鐵志討論後，跟他要了這篇文章，
轉貼於此。
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2004/10/19
當競爭力名列前茅
【張鐵志】
在世界經濟論壇最近公佈的全球競爭力報告中，台灣獲得全球第四名，並且是前五名中唯一的非歐美國家，這絕對是值得台灣人民驕傲的成就。但這份報告也呈現另外一項特色，對我們思考台灣未來願景時有重大啟發。
這份競爭力排行的第一名是芬蘭，第二名美國、第三名瑞典，第五名丹麥，第六名挪威：除了美國以外，其他全部都是以高稅收、良好社會福利為主的北歐國家。這顯示，一個社會民主的福利國家似乎更可以維持良好的競爭力。這個結果並不特別，在世界銀行出版的年度報告《經營企業》(Doing Business)的評鑑中，北歐國家也一向是名列前茅。
雖然「競爭力」被許多經濟學家視為一個模糊的概念，但由於這份報告是訪問九千家企業的結果，所以基本上可以被視為這些企業如何看待一個國家經濟成長的潛力。問題是，我們該如何解釋這些高稅收的福利國家也是最有競爭力的呢？
西方福利國家的出現乃是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的歷史性鬥爭的妥協，亦即以民主原則組織起來的政府介入市場運作，透過社會重分配的原則來矯正資本主義的巨大社會不平等。但進入所謂全球化的時代，一種流行的論述是福利國家已經逐漸崩解。這種典型論述認為經濟全球化不僅會使得國家喪失影響市場的政策工具，如租稅和匯率政策等，並迫使各國的經濟和社會政策以及傳統的左右政黨政策都趨向一致，而這個一致就是「市場至上」，或「新自由主義」。
但事實上的經驗卻並非如此。戰後的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就是一方面是自由貿易體系的逐漸鞏固，另一方面卻是凱因斯式福利國家的日益成熟，以化解自由貿易造成的各種國內社會不均。而且貿易越開放的國家，也是政府公部門越龐大的國家，如西北歐各國。在八○年代之後，即使福利國家面臨挑戰，但其改革也很有限。更重要的是，即使他們改革某些福利體制，這些北歐社會民主福利國家相較於英美等更經濟自由主義的國家，兩者還是有很大的社會制度差異。這主要是因為，在全球化帶來的新一波經濟開放時，也帶來更多的經濟不穩定，社會不公平，和更大的社會風險。不論藍領或白領、已開發國家或開發中國家，都有越來越多人成為全球化的輸家，因此全球化反而更強化國家介入市場的需要。
現在這些研究報告更證明，社會福利制度不但不會拖垮一國的競爭力，反而能成為一國推動經濟創新和對外開放的後盾。因為完善的社會安全制度，可以保障創新和開放帶來的社會風險和調整期的陣痛。事實上，這幾個福利國家之所以能在競爭力排行榜上名列前茅，是因為他們有健全的總體經濟環境、良好的法治體系、以及優異的創新科技能力…這些才是競爭力的關鍵。
這裡面第一項或許是比較讓人意外的，因為這些國家的廣泛社會福利容易讓人以為會有巨額政府赤字。但是由於他們都採取相對進步的稅收政策，因此可以讓國家有充足財源，維持健全總體經濟環境，包括預算盈餘。進一步來看，一個國家的競爭力，是建立在上述這些基礎上，而非僅是靠低賦稅來吸引投資者。另外，這份報告沒有提到的是，由於這些社會民主國家具有統合主義式的強大工會（亦即全國的工會是有一套層級性組織架構），並扮演協調勞資矛盾和參與政府政策的關鍵角色，因此反而更能讓資方覺得這是穩定的投資環境。
目前民主化後的台灣正在摸索一套新的國家、市場與社會的關係。我們投注了很多心力關注產業升級或建立知識經濟的架構，而這份競爭力評估報告代表對過去幾年的努力做出肯定。但是若有一份關於世界各國的社會正義的報告，台灣又能排得進前十名嗎？當前朝野政黨遲遲未能實施國民年金，並都不能提出一套更符合社會正義的稅制改革，只是擔心得罪資本家。問題是，這些北歐國家經驗已經證明，誰說社會正義和經濟競爭力不能並存呢？
（作者為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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