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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0年後的民族與民族主義（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programme, myth, reality），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著，李金梅譯，城邦文化，1997，ISBN 957-708-537-7


霍氏是英國的馬派史家，其研究時期以十九世紀為主，延伸至17、18及20世紀；主題則包括近代史、盜匪、民族主義等等，堪列當代史家頂尖之流。筆者赧嘗試先行為本書摘要，再略試述一二有關本書的看法。


一，書摘

第一章、 民族新義：從革命到自由主義

「民族」最重要的意涵，是它在政治上所彰顯的意義。最早由十八世紀始，對於民族有兩種定義：一為「民族主義派」，強調本國人必定具有先天上與外國人顯著不同的共性。一為「革命民主派」，強調享有主權的全體公民即構成國家、等於民族。兩者背後的共同邏輯，都是「國家＝民族＝人民」，以政府為思考的核心。

到了十九世紀（1830~1880），國際貿易盛行；在自由主義者如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邏輯當中，「民族」被置於邊緣的地位。因為古典經濟學的分析單位為個人或企業，其行為假設為秉於私利、理性驅策，於世界市場中求取利潤。因此大如民族或國家的分析單位，並不在古典經濟學的討論範圍之內。直到李斯特（Friedrich List）建立了「自由主義的民族概念」，民族才得以與國際經濟相嵌合，「國民經濟」遂得大行其道。李斯特建立了兩個原則：一為「門檻原則」，一為「擴張原則」。代表的是民族進步史觀，意味著「民族原則」只適用於具有一定大小的國家，且民族的建立應當是逐步擴張而非分離主義；小規模的社群唯有同化到大型的社群和族群當中，民族主義才具有其歷史正當性。

1880年以降，當民主思潮徹底質疑君權神授的說法，以及社會主義漸次風行，民族建國搖身成為最具煽動力的政治口號；如何動員全體公民也成為最迫切、最尖銳的問題。此時民族與民族主義乃盛行至最高點。

第二章、民眾觀點：民族主義原型

何謂「民族主義原型」？此處霍氏乃借用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基礎，意指人民所藉此想像出來的一種社群關係，以填補當「真正的」社群或網路組織退化或消失時，人民情感的空隙。因此，霍氏所爬剔出民眾「想像」「民族主義」的基礎，包括：語言、族裔、宗教、貴族民族主義（政治民族）等。其與近代民族主義不同之處，在於「原型」尚未與以特定領土為基礎的政治組織產生必然關係。換言之，民族主義原型談的是跨地域或跨政權的民族構成要素，是民族主義的充分但非必要條件。當擁有上述要素時，政府或建國運動要推動民族主義、鼓動人民愛國熱忱將更形方便。

第三章、政府觀點

本章主要回答了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民族主義在近代日益重要？」原因有以下幾點。首先，民主化程度日增，人民開始學會用選舉權合法地淘汰執政政權。政權面對選舉制度，必須設法維持民眾對於政府（政權）的高度熱忱。其次，中介媒介如教會、地方領主等管理合法性消失，國家/政權被迫必須直接面對人民，急需有效的管理型式來管理人民。三，傳統人民效忠的對象消失（包括君權神授、宗教等等），政權急需建立新的「公民宗教」，以作為公民動員的基礎。基於以上幾點需求，國家急需建立公民的愛國主義意識，民族主義可謂生逢其時，堪為助拳。

但是，隨之而來的第二個問題是，「利用民族主義來建立國家愛國主義，政權（或國家）本身可能面臨的危險為何？」考慮民族主義本身所能動員的力量強度，已駸駸然威脅到國家政權。因此，政權也暴露於民族主義兩面刃的風險之下。其次，愛國主義若與民族主義相結合，容易產生窄化或激化的危險。特別是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結合推到極端，常落入種族歧視或仇外情緒、甚至基本教義派興起的危險。三則，政權在透過國旗、國歌、國語等手段，來塑造公民愛國意識時，常常會因為手段本身，而陷入複雜的政治認同或政治取捨問題，其中尤以國語一項為最。在決定何者地方方言成為官方語言時，決定本身就代表了國家選擇的（地方）民族歸屬，更遑論隨後而來牽涉中產階級的大量利益，包括因嫻熟官方語言而能晉升公職、或受教權利、甚至意味民族正統等等。

因此，本章極言：以政府觀點出發，現代政府確有其需要，利用民族主義成為新一代的「公民宗教」以動員民眾；但在另一方面，卻也坦言在操作過程上，政府所必須面對滿佈的種種陷阱。

第四章、民族主義轉型：1870~1918

民族主義在1870~1918年間，已由馬志尼時代的門檻原則，衍生成「可依族裔與語言原則，任何一群人只要自我認同為同一民族，便可有權在居住的領土上享有獨立的國家主權」。原因何在？一方面在理論上，社會學對於「種族」定義的精細化，以及演化論與遺傳學所提供的科學基礎，為民族主義提供了立論基石。使得任一群人只要有意願，自我認同為同一民族，皆不乏其立論的正當性。另一方面在實務上，大規模移民潮所激發出在地居民的自我認同與危機意識，加上政治民主化所培養的公民意識與公民動員，以及新興中產階級的出現，傳統保守勢力的反撲，均對民族主義注入了活化的力量。

因此，民族主義在1870~1918年間轉型如下：首先，方言中產階級利用語言民族主義，爭奪其經濟利益，包括出任公職、受教、代表高等知識份子等等。同一社會階層亦利用民族主義，轉變成激進右派（包括種族沙文主義、帝國主義、排外運動等），以面對移民潮所帶來的外來威脅。同時，民族主義甚至往往與社會主義相結合。

第五章、民族主義最高峰：1918~1950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何以民族主義可以發展到如斯高峰？在歐陸，大戰後多民族大帝國（如前哈布斯堡王朝、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等）陸續垮台，加之以俄國革命無產階級勝利，使歐洲各國大打威爾遜原則（民族自決）分疆列土，以避免中（東）歐各國落入第二國際無產階級領導之手；政治史上乃首次出現依民族疆界劃分政治地圖的做法。經濟上，兩次大戰使得國際經濟幾乎停擺，國民經濟自給自足蔚為盛行，因此在歐洲本土，「民族自決」乃成顯學；同時，受壓迫或未受國際承認的民族，往往以「民族自決」的口號來爭取其獨立地位；惟其本質，仍多為反帝國主義。至此，民族運動勢如野火燎原，在全球各地擴散開來。

民族主義蔚為顯學之際，也產生了幾項觀察：其一，民族認同等同於國家認同，因此「大族沙文主義」開始出現，政府對境內少數種族進行屠殺或集中管理等情形屢見不鮮。其次，為符合威爾遜原則（國家與民族與語言疆界完全重合），1914年後歐洲民族主義開始走向分離主義（即保持國境內民族的「純度」），而非十九世紀末盛行的統合主義。第三，左派利用反法西斯運動期間，右派不再炒作愛國情緒時，成功地吸納民族主義，以吸引工人與知識份子。甚至到了1945年後，各國爭取獨立及去殖民化的運動時，都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結為一體。第四，第三世界大部分的民族運動，主要並不是用來對抗外來的帝國壓迫者，而是用來反對新獲解放的國家「宣稱」它們是一個具有同質性的民族。問題的發生，往往來自於當被解放國獨立之後，政權赫然發現有無數經濟發展上、政治認同上、族群和諧上、國際地位上的問題需要解決；國內各族群間的競爭等於是為了取得或掌控國家機器。因此才會發生；獨立之後，反而會發生民族運動（訴求分離主義）的情形。

第六章、二十世紀晚期的民族主義

自1950~1990，民族主義因跨疆越界的移民潮，以及劇烈的社會經濟變動，而產生了繼續前進的動力。在此，民族主義促成了幾股力量，包括回教世界興起的「基本教義派」、西歐本土的「族群/民族主義」（排外主義）、以及西歐老牌國家內興起的「分離主義」等等。這些變形的民族主義，適巧為大眾在劇烈動盪的時局當中，提供了族群認同的替代品。

然而，何以推論民族主義在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時，將不復十九世紀末以迄二次世戰的影響力？二十世紀晚期由帝俄崩解所引起的分離主義風潮，可為民族主義西斜的餘緒。原因包括幾點。一則，國民經濟正在逐步崩解，全球經濟取而代之。二來，國家主權影響力在冷戰期間，庶幾為兩極強權所替代。當兩極對抗終於消失，公民對國家主權也已不再有其愛國熱誠。再者，分離主義的政權主張，只帶來了種族屠殺與動亂，事實證明：對和平無濟於事。



二，讀書心得


看歷史家敘述過去，往往過癮處在於故事雜沓而來，唯史家可以分毫縷絲、抽經剝緯，渾沌世事乃得意義頓顯。讀者往往不得不為這一趟峰迴路轉、柳暗花明，而擊節叫好、大呼痛快。

不過，筆者看完這本「1780年以後的民族與民族主義」，第一個疑惑也由此而生：這到底是本學術論述？還是寫的稗官野史？

怎麼說呢？筆者的疑惑在於；似乎霍氏是採用了一種「後見之明」的觀點，來解釋民族主義由萌芽到西斜的整個過程。所以，在18世紀末的時候，雖然沒有民族主義這回事，但是民族「原型」已粗具雛形；19世紀末時雖然古典經濟大行其道，但仍有哲人為之建立「門檻原則」，使民族主義得與斯時自由經濟掛勾，「民族」取得一合法地位；20世紀則終於各項條件粲然大備，嗣大戰爆發、多民族國家頹然寢圮，則民族主義勢如脫韁野馬，一飛沖天……。

我不能說這樣的推論不盡情理，但我會認為其中「合理化」的地方太多、曲意解釋的可能太濃。好比作者戴了一副柏拉圖的「理型」（ideal type）眼鏡，來解釋過去三個世紀所發生的種種現象，結論是；「啊！無非是民族主義而已。」但是，如果作者換了一副亞里斯多德的「實然」眼鏡，看到的歷史還會是這樣嗎？這是筆者第一個好奇的部分。

第二個問題在於；如果我們真承認了民族主義如霍氏所言，「有史可考」，而且，在不同的時代都有其不同的環境意義與被需求；那麼，到底民族主義最源頭的產生動力是什麼呢？為什麼人類一直有這種「想像」的需求呢？霍氏在這裡，似乎沒有給一個理論性的架構，來解釋其「動機論」。

霍氏的長處在於：他精采地解釋了民族主義在每個時代所能發揮的功能角色，以及何以興、何以敗。但是，我們可以問的是：既然民族主義在兩次戰間可以被當成「愛國主義」動員民眾；在兩戰之後可以變成獨立建國的精神號昭；在現代可以成為極端份子安身立命的依託所在；這樣子一種歷百代而不衰、而且意義與時俱進的主義（或哲學），難道沒有比較深層的人類動機可以解釋嗎？還是，我們只能依史家的腳步，嘗試去解釋它（民族主義）在各個時代的功能與角色而已？這個問題或可深思。

第三個問題在於；到底什麼叫「馬派史家」？

這應該是個可以用連篇累牘學術文章來「淹沒」的問題。筆者想問，可是沒有答案。不過觀察霍氏的切入角度，階級（工人、中產）互動的描述非常清晰，第一、第二、第三國際合縱連橫態勢精采；雖馬克思限於史實未能一統江山，不過本書觀點也迥異於一般資本主義大獲全勝的論調。也許，馬派史家？嗯，代表一種有趣的觀察角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