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報業的起點──澳門新聞出版史（1557-1840）》 序
文/林玉鳳
我最早對澳門新聞史有興趣，是考研究生的時候。當年準備入學考試期間，第一次在中國新聞史的專著中讀到“澳門”兩個字。那是敘述1822年出版的《蜜蜂華報》的一段記錄，當時覺得很震撼，因為從來沒有想過自己出生成長的澳門，居然曾經出版過“中國領土上最早的近代化報刊”。我從小在澳門接受教育，那個年代，本土教育沒有任何關於澳門歷史的內容，大學本科時也沒有新聞史這個學科，因為人們習慣性地認為澳門是個微不足道的小城，而《蜜蜂華報》令我開始想像澳門的過去，也令我對新聞史，尤其是中國近代新聞史充滿了興趣。這個興趣在其後幾個月迅速增大，被錄取後上學的第一天，我就跟學院申請把研究方向從原來報考時填寫的“廣播電視”改為“新聞史”。
之後，碩士導師谷長嶺教授鼓勵我以澳門的葡語報刊史主題展開研究，認為這個題目可以填補歷史空白。我在其後幾年間陸續把澳門仍有存報的葡文報刊以及相關的記載做了一次整理，碩士學位論文後來以《澳門葡語報章的發展特點》為題發表，現在是本書第四章第四節的主要組成部分。
因為那一次整理工作，我發現中國新聞史當中關於澳門的研究奇缺，即使不少學者都認為這段地方史很重要，特別是近代的那一部分，對整個中國近代報業的發展有開創意義，可是，礙於語言和報刊原件不易查閱等因素，相關研究還是很難開展。決定攻讀博士學位時，我認為自己身為澳門人，既有責任嘗試書寫這段歷史，也有地利條件去完成，於是決定以澳門新聞史為題目，希望把葡文報刊以外的其他報業發展都一併研究。我的博士導師方漢奇教授在我碩士論文答辯的時候，曾經問了一個我當時無法解答的問題：“澳門的報業史由葡文報刊開始，但為什麼是1822年而不是更早？”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在確定博士論文題目的時候，就決定放棄以《蜜蜂華報》為起點，將研究的時間軸定點在澳門開埠前期至鴉片戰爭前，因為十六世紀中葉到十九世紀初的這一段澳門出版史，與中國近代報業的起點關係最為密切，研究範圍也由報刊史擴展至其他出版物，後來，我在這個基礎上完成了博士論文，也就是本書的雛型。
當年論文的資料搜集工作開始以後，我就發現不少歷史上曾經在澳門出版的刊物原件以及相關的原始記載根本不在澳門，而是散落在不同地方的檔案館和圖書館中，像馬禮遜曾經在澳門出版的中文報刊──《雜聞篇》和中英文雙語報刊The Evangelist and Misellanea Sinica（《傳教者與中國雜報》）原件都在英國，耶穌會早期在澳門的出版物在羅馬和日本。為了查證《蜜蜂華報》以前澳門是否曾經出版過一份叫《消息日報》的報刊，以及十七、十八世紀澳門是否曾在出版禁令下有出版活動，我輾轉各地，尋找分散在葡萄牙、西班牙、法國、德國和澳門本地的相關文獻，終於明白：要把這段歷史廓清，原來需要到世界各地去走一遍，因為近代史上首次大規模的東西方以至世界性的交流所產生的結果，曾經濃縮在澳門，然後又被帶到世界的不同角落。
這種規模的資料搜集，超出了博士論文可以承擔的範圍。所以，取得學位後，我還是每年造訪不同的檔案館和圖書館，希望儘量探尋所有可能的線索，不過查閱和考證的難度比想像的大，加上日常工作緊張，進展緩慢。現在大家讀到的本書定稿，是前後積累了十年的材料的基礎上寫成的，當中的報刊、書籍、日記原件以及部分古籍，分別來自澳門歷史檔案館、澳門中央圖書館、澳門民政總署圖書館、里斯本阿儒達圖書館、葡萄牙海外歷史檔案館、倫敦大英圖書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劍橋大學圖書館、牛津大學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和羅馬國立中央圖書館。這些資料以眾多不同語言寫成，有些已經有印刷版本，有些仍然是手稿，我通常利用暑假到檔案館查閱資料，待到寒假才有機會細讀，還要借助不同專家之力翻譯部分文獻。因此，本書的寫作年期跨越較大，而且是以不斷增補的形式寫就的，我在寫作時既希望考證部分可以詳加敘述，又希望內容不致過於枯燥，所以各章體例視乎考證的重要性而有所差異。
本書研究的年限為1557年葡人正式入居澳門至1840年，時間跨度近三百年，多數篇幅集中在三個部分：傳教士的出版活動、譯報活動和葡文報刊的出版。這三部分內容以出版技術為經，以人物為緯，重點考證的是十六世紀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 (Mathew Ricci) 和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的宗教出版活動、十九世紀天主教拉匝祿修士若阿金·若澤·賴特（Joaquim Jose Leite）的新聞編寫工作、基督教新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的宗教和新聞出版活動、林則徐和馬禮遜的譯報活動，以及《蜜蜂華報》出版前後的澳門出版物。
本書發現，澳門這個近代中國新聞事業的發祥地，早在1822年《蜜蜂華報》出版以前，其實已經有多種印刷出版活動。十六世紀傳教士東來以後，首先採用了中式木刻雕板印刷術進行宗教出版，兩個多世紀後，直至馬禮遜在1833年創辦了中文報刊《雜聞篇》，西式印刷術才首次有效地應用在中文報刊的印刷上。而且，不管利瑪竇、羅明堅還是馬禮遜，他們準備在華開教時，均認同和首先採用了中式木刻雕版印刷術印製宣教物品，這說明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曾經出現一段“東學西用”的歷史，這是過往一直被史家忽略的一頁中西印刷技術交流史。其次，本書確認了馬禮遜創辦的《傳教者與中國雜報》與《依涇雜說》《澳門雜文篇》實為同一份刊物，是中國首份中英文合刊的報刊；又發現馬禮遜曾經在1833年創辦中文報刊《雜聞篇》，《雜聞篇》實際上是澳門史上首份中文報刊，也是中國境內出版的第一份近代化中文報刊。最後，本書也確認拉匝祿修士賴特曾經在澳門聖若瑟修院編寫《消息日報》（Diário Noticioso）(或譯《消息報》)。《消息日報》一共存續了三十七年，具體起止時間是1807年6月4日至1843年10月3日，其間以不定期的形式記錄了共1139條消息，當中包括聖若瑟修院的內部消息、當時天主教中國教區和亞洲各教區的消息，以及當時的社會大事，包括發生在中國澳門和內地、亞洲以至歐洲的大事。不過《消息日報》應該只是賴特的手稿，沒有正式印刷出版，所以只能算是十九世紀在澳門出現的新聞編寫活動。
必須承認，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我經常思考這種以“西方人進入中國引發某種改變”的視角是不是最佳的演繹方式，已經累積的材料是否可以有更佳的處理方法。可是，每次想到自己研究的初衷是解開歷史疑團、填補中國新聞史上澳門部分的一段歷史空白，我還是選擇採用現有的角度切入，因為更多更重要的對歷史的解讀和演繹，還是需要以史為據，以事實為基礎，現在採用的方法，是我唯一力所能及的填補空白的方式。
這部作品，是自己因為中國新聞史一小段對澳門的記錄而追尋歷史足跡的第一步。可是，這麼一個小小的成果，其實是很多人灌溉的結果。從碩士開始研究澳門的葡文報刊史到今天，多年來，我一直注意收集有關澳門新聞史的史料，在這期間，有太多的朋友和同事向我伸出援手，有太多的人給我必須的啟示與鼓勵。在這裡，我首先要感謝我的博士導師方漢奇教授。方老師嚴謹的學風，常常讓我明白學問沒有快捷方式；老師提的問題，常常讓我發現問題的新角度，激發我追本溯源、查找證據的動力。我還要感謝曾經教導過我的中國人民大學的谷長嶺教授、葉鳳美教授、童兵教授、陳力丹教授、喻國明教授以及我的一眾同學，他們都曾經在學術上啟發和指導我。
我必須要感謝的，還有曾經協助我搜集資料或借出珍藏文獻供我參考的澳門大學的Glen Timmerman教授、張集歡先生、王國強博士、梁德海先生，澳門基金會的楊開荊博士，羅馬耶穌會檔案館的Mauro Brunello先生，澳門耶穌會的劉哲明神父，澳門基督教宣道堂藍中港牧師、澳門理工學院的李向玉院長，澳門歷史學會陳樹榮先生，澳門收藏家吳利勳先生；替我解答葡語疑問的澳門大學姚京明教授、澳門基金會吳志良博士，解答拉丁文疑問的澳門大學張紀紘老師，Mario Wenning教授，替我翻譯義大利文文獻的呂珠玲小姐；曾經為我提供資料線索的澳門史學者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女士，曾經接受我採訪的已故澳門史學者文德泉神父（PE. Manuel Teixeira），以及曾經協助我在德國查找資料的Georg Blaha先生；還有多年來曾經協助我整理和搜集本書資料的同事和同學：毛美斯小姐、蘇穎雷小姐、鐘國穎先生、梁淑祺小姐、龍詩穎小姐、陳蘊如同學及容瑋霞同學。
本書能夠順利完成出版，還要感謝澳門大學多年來對我的研究的支持，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對此次出版工作的支持，特別感謝在出版過程中提供協助的黃文輝先生、袁兆姍小姐以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的沈藝小姐。我還必須要感謝多年來一直在身邊支持我的澳門大學傳播系的同事，以及我的家人和好友。
本書的出版只是我研究生涯的一個中轉站，為的是抛磚引玉，希望各方前輩讀者對本書提出批評和指正，讓我在下一站，可以有所進步、報答大家。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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