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智類型的節目與其觀眾群的大復活，不祇是一種理論上的可能，而且確實有政治意涵上的強烈需求。」早在十多年前，知名大眾傳播學者約翰‧費斯克（John Fiske）便預言了益智節目的大回流。
台灣的電視環境，在最近又重新狂飆了益智節目的熱潮。其實，在英美傳播學的領域裏，早已有一套相當完整的批判理論架構。費斯克在八○年代晚期所出版的扛鼎力作「電視文化」（Television Culture）一書中，就曾經特闢專章來談論益智節目的多元意涵和基本結構。
強調即時與現場參與
在費斯克的觀點當中，益智節目（Quiz Shows）一直是一種主流常態性的電視節目，不過，有別於一般的新聞性或戲劇性節目，益智節目源自於像猜燈謎般的「口傳文化」（oral culture）與「社群遊戲」（community games），具有互動參與的特質，因此，益智類節目也產生了特別主動參與的觀眾。
不同於其他類型的節目，益智節目所想要呈現的並非事先演練的劇本，而是「即時的事件」和「現場的感覺」（liveness or nowness），而這種虛擬的現場感給予觀眾特殊的參與感，讓他們覺得與螢幕中的角色具有同等的地位，與他們占據同一個時空。同時，觀眾也在收看節目時，被鼓勵與參賽者一起競爭，來測驗他們自己各方面的知識程度。
費斯克分析指出，就觀眾心理學而言，益智節目這種「不設腳本」（unwrittenness） 與「真實」（real）的特質，相較於戲劇性節目被編劇所強行製造的「懸疑感」，更給予觀眾獨特且更為深化的「懸疑感」 （sense of suspense）。
此外，費斯克也發現，一些名人、明星在益智節目的出現，也會強化觀眾的參與感。首先，當名人從他們的崗位和角色扮演中走出來而「平民化」時，會帶給觀眾一種親切感，甚至於，當他們的知識能力，被拿來與參賽者及觀眾放在同一標準前比較時，觀眾得以享受這種日常生活中不可能發生的，與名人競爭的快感。
運氣與機會主宰勝負
在益智節目當中，無論所考驗的是哪一類型的知識，總是不會忽略掉「運氣」 （luck）這一個要素。運氣通常與遊戲規則中「賭博」（gambling）的成分密不可分。參賽者通常可以選擇押注已得的分數或金額，來取得最終的勝利。某些節目的贏家，可能是比較幸運，而非比較聰明的人。
而偏偏「運氣」這一點，在一個既民主又競爭的社會權力結構當中，就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調和角色。因為，它告訴大家，在當今菁英統治的金字塔形權力結構中，每個人都有機會跨越自己的階層，晉升到權力財富的頂端，祇要給予機會，然而，「運氣」也提供了個人成功或失敗較可以接受的藉口──一個人的成功與否並非完全取決於個人能力，還在他是否有好運相助。
競賽類型涵蓋兩大範疇
在費斯克的研究當中，他也依據測驗的內容性質，把益智節目分為兩大範疇（見附圖）。第一大類是學院式的、事實取向的「知識」（factual knowledge）；第二大類則是以「人」為主的「常識」（human knowledge）。第一大類中的)>類，多是與事實有關、記憶性的，常紀錄在百科全書、參考書籍裏的資料型知識。
像是「益智大挑戰」 （Jeopardy）這類的節目，其題庫並非完全來自學校教育的科目，但在整體製作上，仍保有學院式的權威性和考試制度的無爭議性。然而，其嘉年華式的歡樂氣氛，卻與上述嚴格的考試規則，產生有趣的融合。
同屬「事實取向」的Ｂ類，是較不學院式的，而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例如，在猜價遊戲節目中，優勝者要能猜出一般家庭消費用品的正確價格。又如，「幸運之輪」（Wheel of Fortune）的題庫，便集中在常用字彙與流行諺語之上。這種類型的知識，並非從學校教育學習得來的，而是必須從社會經驗以及與他人的互動當中獲得。大多數的群眾多少具備這樣的知識。它的民粹性格較強，較為遠離專門化的、菁英類的知識範圍。
第二大類則與事實類的「知識」毫無關係，而以對「人」和社會所瞭解的「常識」做為測驗項目。因此，這類型的節目的試題答案並沒有絕對的對錯。也因為這樣，這類的常識無法被社會菁英所壟斷控制。遊戲的勝利與否，取決於「視人」與社會經驗法則方面的能力。「常識型」的益智節目，又可細分為Ａ、Ｂ兩類。在Ａ型節目中 （例如過去台灣的「大家一起來」），所針對的樣本是不特定的社會大眾。參賽者必須盡可能地準確預測出某份民調的結果。弔詭的是，贏家也就是最為「平凡」（the most ordinary）的那個人。就政治意涵而言，這類的節目最為「民主」（democratic），也最「去菁英化」。因其比賽的致勝關鍵取決於庶民式的「文化經驗」（cultural experience），而非少數菁英所掌控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取得這類常識的途徑，無法透過制式教育所訓練的智力和記憶力，而是經由社會的經驗判斷得來。
同樣是測驗「常識」，Ｂ型的益智節目鎖定了特定的個人，讓參賽者來預測他們對某些問題的反應。在某些節目裏，參賽隊伍通常由家人組成，考驗的是彼此的默契。他們對於題目的回答的一致，被認為代表他們相互瞭解的程度。另外一個例子是像台灣當年的「我愛紅娘」之類的約會配對節目：參加者在隔著簾幕的情況下，彼此出題並回答對方的問題。經過這樣的「瞭解」之後，被選擇的個人就成為贏家。綜合而論，在第二大類的益智節目裏，科學實證式的知識的重要性遭到揚棄，取而代之的是，更為直覺性的、實際的、?的經驗判斷以及社會能力（social skills）。
顯而易見地，從圖表中可以明顯看出，愈往圖表下方的益智節目型態，愈為庶民取向、愈「民主」。愈往上走，則愈具有菁英主義傾向。當然，這樣的分類總有其侷限性，例如目前在美國當紅的「挑戰百萬大富翁」（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的題庫，就試著囊括兼顧學術性和庶民取向的問題。
遊戲與儀式合而為一
法國人類學家李維斯托（Levi-Strauss）曾經區分過遊戲（Game）與儀式（Ritual）做為文化形式上的不同：在「遊戲」當中，參與者有著相近的起始點，但在結束之前將分出贏家和輸家；在「儀式」當中，則是使得原本分異疏離的團體或個人，在結束前獲得共通的價值或認同。換言之，遊戲是一種由「同」往「異」的過程；儀式則是由「異」往「同」。
而費斯克認為，我們往往把益智節目祇當成是某種競賽遊戲，卻忽略了其社會儀式的一面。在益智節目中，觀眾所目睹的是「儀式∣遊戲∣儀式」 （Ritual∣Game∣Ritual）三段式的參與過程。節目開始前，來自不同家庭背景、階級、族群的個人，經由一些初步的篩選，成為同等資格的參賽者（equal contestants）。
經過遊戲的洗禮，贏家勝出之後，象徵社會「知識∣權力」的主持人的認可，觀眾給予英雄式狂熱的歡呼，獎品獎金戀物式的陳列，都使得整個場景成為一種典型資本主義的社會儀式。在此過程當中，遊戲的主持人享有著這種資本主義社會化儀式中祭司般的權力地位，「他」（通常是具有威嚴卻公平的男性角色）既是儀式中的仲裁者，知識的公設監護人，又是財富的公平分配者。
社會與教育體制的延伸
費斯克也指出，益智節目巧妙地重現了資本主義下的社會競爭學與教育體制。個人被視為享有「同等」的競爭機會，但個體能力上的「自然」差異，卻造成了最終物質上與社會成就上的不同。
就教育這個面向而言，益智節目也複製了西方社會的教育系統。所有學生被認為有立足點上的平等，具有「能力」的學生將通過一系列嚴格的考試，成為夠資格的少數，獲得高薪的工作，登上高階的、具影響力的社會菁英地位。其基本的假設是體制上與遊戲規則上的公平與中立（unbiased and neutral）。「考試之前，人人平等」以及「在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下，人人有同等機會」成為兩個相隨而來的迷思（myth），透過娛樂的包裝，一夜致富成名的資本主義神話，得以在聲光螢幕上不斷地被製造。
益智節目的娛樂性，可能對當今的社會權力結構與教育體系，有著間接背書的作用，它試著教導孩子與大眾，學校裏的考試競爭，將延續到成人世界裡。但是其中的遊戲規則卻是相當公平的。然而，我們不應該忘記，在觀眾這端的「解讀」和「挪用」（reception and re-appropriation）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多元而複雜的。
舉例而言，費斯克也提到，據一些研究指出，不同社會階層、教育背景的人從益智節目中獲得不同的快樂，教育程度較高的觀眾，傾向利用益智節目來檢驗自己在學院式知識的瞭解程度；而一般教育程度的觀眾，則傾向用益智節目來證明自己足以與參賽者、甚至專家一較高下，並給予自己在教育系統之外的認可。這些不同性質、程度、來自民間的愉悅，可能不全然受權力機制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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