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 東漢宮、廷素描（一）（4）
（《龍的自裁》也開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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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中國將近一千八百年歷史中的學術，基本上僅僅只是傳統儒學胡同中的遊戲而已。這種現象就使得政治力量得到無限開拓的空間，學術成為政治奴隸，作為政治打手；傳統儒家在孔云孟說之同時，成為極私體制工具的一部份而不自知。這應該是個相當重要的關鍵點。
但歷史脈絡還是相當清晰，劉秀殺了一千多位親王賓客，以防範或許存在的潛伏危機；他兒子明帝劉陽（後改名劉莊）甚至親自下手當廷杖打大臣，已將帝王的情緒當成權威。「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四》）
蓋隨著帝權逐漸穩固，帝王潛在的極私慾望就更無須節制，為所欲為只是早晚的問題。所以，「是時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同上）﹔帝王如此，官員如此，那作為帝國最基層的人民將如何？這是可以想像的。其實，東漢王朝自這時起，已經開始自掘墳墓而不自知；只是速度還不快而已。
到楚王劉英謀反案時，誣攀牽連之廣、濫殺之多，已經完全失去法的正義性。所幸，這時還有寒朗。《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五》：「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爲符瑞。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顔忠等造作圖書（圖讖；神秘預言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可見，圖讖可以為劉秀所用，未必不能為他人所用。
而這個皇帝對自己皇室「親親不忍」的案子，並不代表他就不深究；事實他態度之嚴峻，使當時承審官員，「吏皆惶恐，諸所連及」。只要有一絲牽扯，立刻逮捕考掠，一郡之內就有二三百名官員被打死，全國被貶逐的有一千多人，數千人繫獄。真是寧可錯殺數千，不可誤縱一人。
寒朗以侍御史介入審查這樁大案，他認為其中誣攀太多，說「建（耿建）等無奸，專爲忠、平（顏忠、王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因為「忠、平（顏忠、王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寒朗從耿建遭顏忠、王平亂誣攀，看出各地也必然出現胡亂誣攀牽連的可能。但，想要平反這樣一件讓皇帝震怒的謀反大案，不僅不可能，自己甚至也要受到滅族的處分。寒朗大概吃了秤頭鐵了心，一意提出異見，而劉陽果然也下令「促提下捶之」，就要打他。這時寒朗喊說，先讓我說一句話，我死得心甘情願！
他說：我負責這件逆反的事已經一年，不能將奸人的所有罪狀一一追查清楚，卻反過來替罪人洗刷冤情；我當然知道我自已有族誅的大罪。但我之所以還要說，那是期盼皇帝能過覺悟而已。（註五）
他說，因為事關謀反大案，所有參加審判的官員「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所以，與其為犯人們脫罪，不如替他們入罪，至少可以自保平安！在這種情勢之下，「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就無可避免。隨後在朝廷會議上，「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悟陛下言者。」（《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五》）官員們回答，沒誅九族都已經便宜這些「犯人」了，皇帝太寬懷大量了；但私底下每個承審官員都無不「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
他同時也指出，這案件受攀誣的官員實在不少，但沒人敢講一句公道話；因為他們首先要自保老命，敢爲謀反者講話，莫非自己也是同謀？不只承辦官員要自保老命，連受審罪人也要希望自保老命，所以以大量亂攀來自證清白。總之，每個人都為顧全自己，只好亂說亂攀，將莫須有的罪套到無辜者頭上。
我們可以說，在劉陽這時期，東漢早已陷入恐怖統治之中！
正如當時長安俗諺所說的，「城中好高結（高髮髻），四方（各地）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六》）（註六）皇帝大張旗鼓要治謀反者罪，那麼「謀反者」就應運而給「製造」出來；透過乘數作用，效應給擴大到數倍，甚至數十百倍以上。
這就可以看出，皇帝為一己之極私，搞得全國官吏與人民無法不極私。這種輕則「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重則「嫁禍自保」、「嫁禍立功」的社會之下的秩序，將顯得非常磽薄，這是可以確信的。幸好寒朗這一番話促使劉陽覺醒，兩天後他親自到洛陽監獄審問犯人，一時間釋放一千餘人。
後來袁安擢升郡長，他就任時不到郡政府到差，直接到監獄審問犯人；只要是沒積極罪證的，一律釋放。「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五》）眾官驚悸在心。袁安一力承擔，奏報。劉陽這時已經醒悟，於是出獄又四百餘人。
我在本書各卷一再要強調的是，這種極私統治哲學不只是帝王一人的極私統治哲學，它是要擴及於官僚階層與全國人民的。劉陽及時因寒朗極諫而醒悟，使得冤案不致再過度擴大；但已鑄成者，終無平反之日，已死者亦不可能復生。更嚴重的是，已損傷的社會正義永遠不可能恢復；創傷將永遠存在。
日久之後，逐漸形成全國所有人思想與行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這在以後的歷史、章回小說、民間傳奇、故事，甚至日常生活中，我們都可以隨時印證：傳統漢文化是個缺乏正義思考的文化，因為在這種大情境之下，「寒朗們」不可能每次僥倖，「劉陽們」也不可能每回醒悟。誣，成為歷史中國的主要戲碼，也就理所當然。這種對價值觀直接傷害的事件，對王朝基礎的戕害最為嚴重卻又無從察覺。龍的自裁，其實往往由此開始。
再以北海王劉睦（劉秀長兄劉縯之孫）的故事為證。《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五》說：「睦少好學，光武及上（劉陽）皆愛之，嘗遣中大夫詣京師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劉睦），大夫（使者）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睦曰：『籲，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爲相愛耳。』其智慮畏慎如此。」
可以說，這種政治環境逼得所有人在面對政治權力時，都必須虛偽以對，不能不「智慮畏慎如此」。竟敢「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莫非有所圖謀乎？
而偏偏政治權力無所不至，於是每個人都成為虛偽人，說謊成為慣性行為的一部份；這是其中一面。其次，這種文化氛圍鼓勵人們負面思考，「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才能保平安、富貴；這不鼓勵生產、鼓勵開創，卻是鼓勵消費，並且是大量的畸形消費。大量畸形消費之不足，還得侵佔小民生計以「自污」保命，造成社會問題。於是，居位愈高者，為禍愈大；權勢愈盛者，為禍愈深。長期積累之下，國家不自覆滅，那是不可能的；於是自裁出現。
《論語˙憲問》：「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孔夫子學說到東漢這時，已被獨尊長達二、三百年，但他的教誨在整體環境下卻完全被扭曲。虛偽、無正義觀，充斥在整個中國上下之中；寒朗、袁安只是稀有的、瀕臨絕跡滅絕的稀有物種。可以確知這時早已形成「行為與行為規範相悖離」的思考與行為模式；所以到漢安帝劉祜時，士風已經到了「飾僞以邀譽，釣奇以驚俗，不食君祿而爭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名與實反，心與迹違」的地步。古典儒家與傳統儒家的區隔，亦已充分顯示其不同。
新的思考與行為模式在政治壓力下快速形成，那就不會快速轉向回歸故轍；所以劉陽以後的東漢局面，只會每況愈下，不可能逐漸好轉。正如西漢時期的后族當權傳統，也勢必陸續在東漢發威一樣。
劉陽寵愛馬皇后，馬皇后是大將馬援的女兒，在行為上也秉持家風，從不因為獲得寵愛就提拔自家兄弟子侄。但這僅僅只是馬皇后個人人格特質的表現，無法改變已經形成的傳統習慣。劉秀以建國君主掌握國家大權，皇權當然不受侵犯；劉陽嗣位後因馬皇后自持甚嚴，所以后族也不至於侵犯皇權。劉陽死後，傳位章帝劉炟，馬皇后成為太后，同樣不使家族過分烜赫。她說：「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