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王莽現象（1）
西漢最後幾個皇帝，尤其劉驁（討了趙飛燕姊妹為后妃的那位）、劉欣（有斷袖之癖的那位）實在太糟了；就更突顯出王莽的好。王莽到底有多好？他謙恭有禮、節儉，關心他人勝於關心自己。所以，西漢的自裁，是以連續幾位皇帝的壞，來突顯王莽的好；長期清洗公侯王階層，而將「官心」奉送給王莽，因為王莽正好藉機收拾公侯王的向心力。於是，他匕鬯不驚地接收劉家江山。
所謂「人心思漢」，那是到王莽末期才有的；「更始、赤眉、光武因得以劉氏召天下。人但知莽之敗於人心思漢，不知人心之所以思漢，實莽之激而成之也」（趙翼，《廿二史劄記》）。趙翼這段話，顯示在莽新初期，根本不存在所謂的「人心思漢」；後來出現「人心思漢」，是因為王莽所激而成。莽心初期事實是「人心思莽」；這時人心（官心）一點都不思漢，人心（官心）思的是莽。後來搞成「人心思漢」，則是王莽自己造成的。
上文「人心」二字後面，我都附上「官心」二字；因為那時所謂的「人心」，實質就是指「官心」。至於人民的想法，那不重要，人民在政治上沒有發言權，可以不于理會；重要的是官僚階層怎麼想。
人心（官心）之所以思莽，我認為原因至少有兩點：
其一，漢王朝與公侯王地主階層的矛盾，長期促使著帝王不斷對公侯王地主階層進行鬥爭；包括權力鬥爭與思想鬥爭。權力鬥爭則以奪取他們在封國內的行政權、加征各種稅賦，甚至還藉機做人身、家族清洗。至於思想鬥爭，則因公侯王地主階層往往有自己的家學傳承，他們未必接受漢武帝以下，長期推行的那套「獨尊儒數，罷黜百家」思想；他們可以輕易看出，皇帝們所搞的那套獨尊的最後目的，其實是要尊帝。而尊帝的目的，則在壓抑、甚至消滅公侯王地主階層。換句話說，兩漢王朝權力鬥爭、思想鬥爭兩個策略，所針對的全是公侯王。他們已經成為王朝所鎖定的殲滅的標的。
其二，王莽在那時看來，他似乎是「純儒」；而非獨尊之後的傳統儒家，這點讓公侯王們對他產生相對的好感。而且，王莽在當權時，與公侯王階層相處相對和睦，這與劉欣處心積慮清洗重臣以突顯帝權相當不同。當他於劉箕子時再度掌權，更對公侯王階層利益相當照顧，這就讓長期處於受帝權迫害的公侯王們，願意向他交心。
只是，當時公侯王地主階層不知王莽的意圖不僅於此，這有些話長，等等再說。總之，西漢之末與莽新初期，是「人心（官心）思莽」的。至於後來又「人心（官心）思漢」了，那是王莽自己搞砸的；我們等等會詳細說明。
在將官心都奉送給王莽後，適巧，西漢後期諸帝都早死，繼位的又多年幼，這給王莽極大的揮灑空間。他的做法是以退為進；該尊的，他尊到極點，但就是不給權；該貶的，他貶的遠遠的，甚至乾脆就殺了。對於他個人的功績，他一再退讓，以不斷退讓而逐漸成為議題中心，以成為議題中心突顯出他的重要性與可尊性。以現代的話來說，王莽還是個炒作議題的高手。
而劉箕子既然當了皇帝，他的舅父衛氏家族，按照過去往例應該掌權，現在則連進京也禁止；王莽擁有「人心思莽」的優勢，將劉箕子母系家族排除於外，但他（也是外戚）自己則成為例外。梗在他面前的，唯有王政君。於是他藉口太皇太后年事已大，不耐煩政治為由，將所有人事任免大權抓在自己手裡。王莽對新任命的官員謙恭有禮，都致贈厚禮，顯然為收攏人心（官心）﹔對不滿意的官員，則奏報王政君，由王政君下令免職。新的權力中心就建立起來了。
王莽掌控朝政，立刻出現兩種現象；爭逐富貴的人，一直提出所謂的祥瑞（神秘論之一種），認為王莽重建秩序的功績可以比擬周公，為他歌功頌德。這分明只是前文所說的：「將個別不同『當權者』的個別喜好，當成普遍的價值」而已。王莽既然成為新的權力中心，於是他的喜好就成為新的共同的價值。
而另外一些人則迫不及待地想離開政治圈，以保命安身。因為王莽由大司空派出專人，前往各地誅殺前外戚家族黨羽，與仍然效忠漢王朝者。短短期間內，殺了幾百人，都是與皇室至親至貴的人；全國為之震驚（《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六》）。看來，他的真面目已經開始顯露，而漢家羽翼被翦，已經回天乏術。
說漢家天下回天乏術不是毫無理由的。馬端臨《文獻通考˙自序》說：「西漢之封建，其初則剿滅異代所封，而以畀（給予）其功臣；繼而剿滅異姓諸侯，而以畀其同宗；又繼而剿滅疏屬劉氏王，而以畀其子孫。」以誣反誅殺異姓功臣，已經是在破壞君臣之倫了，滅疏屬同宗諸王侯，更是直接破壞人倫。又將領地改封給自己的兄弟子孫後，動輒奪權、推恩改封、苛稅、監視、幽禁，最後還一連串逼反、誣反、清洗。可以說，兩漢王朝對君臣之倫與人倫這樣的封建基礎，進行了長時期直接的破壞。漢之諸公侯王不反都難，還要他們支持劉家王朝？
所以在西漢時期，諸侯王造反的人次數相當高；沒造反的，也往往給誣反。諸侯王在他的封地上戰戰兢兢過日，怎可能對王朝有更多的關心、忠心？從劉邦、呂后、文帝、景帝、武帝、宣帝到哀帝劉欣，基本如此。所以，兩漢雖自稱「以孝治天下」，其實對倫理的破壞不遺餘力；這是自壞根基。
而劉徹「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也是個重要因素。思想管制的目的我們已經說明，是要讓帝王更能集中大權於一手；讓嚴刑峻法、高稅苛役（註一）集中天下資源，供一人歡愉更具合法性。目標也是針對諸公侯王地主階級。而王莽正好相反，至少在他篡取帝位之前看起來如此。倘若，各公侯王地主階級在改朝換代之後，還能繼續當公侯王地主階級，那這些地主階級當然更願意在王莽之下而非劉氏之下。
極私統治哲學另一樣難以防範的罩門，那就是君民隔絕。經數代相傳之後，帝王大致已經對他所統治的人民毫無了解了。漢宣帝離奇的身世，讓他有民間經驗以中興漢代。到劉奭繼位，基本上還不至於有太大偏差；但劉驁時，已經成為紈褲了，權力逐漸流失。至劉欣更形嚴重。可以明顯看出「君尊臣卑」以隔絕臣民的弊病﹔因為君主將自己隔絕於整體社會了﹔使君主遠離臣民，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年長而有較多涉世經驗的君主遠離臣民，也許還不至於不理解自己的臣民；但自幼生於宮中，長於奶媽宦官之手的年輕皇帝，恐怕在自身的人格成長過程中就受到扭曲，也因此極容易養成偏差思想與行為。所謂「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資治通鑑˙卷第一九五》）；在劉驁、劉欣身上，我們就看得相當清晰。
所以，若說漢家王朝是亡於劉驁、劉欣之手，那不如說漢家天下其亡於劉邦、劉徹所共同建立的新的宗法秩序。因為這樣的統治體制，不僅僅要頻繁發生各類形的誣反事件模式、效忠認同危機，而且產生「昏君」、「暴君」的機率非常高。劉徹就是暴君、昏君，還好不是昏過頭的昏君；所以他還能妥善安排死後的局面。而劉驁、劉欣屬昏君；但他們並不知道自己總在努力摧毀自己的王朝。
總的來說，因為君臣隔絕，所以極私統治是一個必然產生暴君與昏君的制度。因為猜忌，所以也必然長期持續毀損自己的王朝基礎而不自知。因此，王朝自裁只是早晚的問題。而王政君只是王莽政權轉移的助產士。
《漢書˙卷九十八》：「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王政君）歷漢四世爲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群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王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後卷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顯然，班彪看不出西漢王朝覆沒的必然性，而強調「與其失世，稀不以女寵」的錯誤觀察；他的「女寵」，事實指女禍。
固然，「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屬實，但孰以致之？還不是漢家天子為了打擊公侯王地主階層而任用了外戚？外戚作為清洗工具日久，因此權盛招禍。事實，漢家天子大封劉家諸侯，則諸侯作亂，大肆任命外戚，則外戚為禍，放棄外戚，則宦官登場。顯然，出問題的根源不在封國諸侯，也不在外戚、宦官，更不在「女寵」，而在漢室統治哲學之上；這點是我們所要一再討論的。班彪的「女寵」之禍說，無法解釋劉劉相互清洗之禍，也無法解釋宦官為亂之禍。因此，班彪只見一斑，未見全豹。
一種退化的統治哲學，以滿足最高統治者意念為施政最高優先的統治觀，儘管在統治技術上有所精進，其實只是在強化王朝自毀的機制而已。諸侯、外戚、宦官、「女寵」˙˙˙，都不是真正的重點，重點在「極私統治哲學」是一種退化的、統治者自身孤立的統治觀；因為它的統治基礎非常狹隘，統治者基本上將自己置於公侯王、官僚與小民的對立面，而官僚也同樣與小民對立。這樣磽薄的政權基礎，國祚怎可能長久？
將近二百年時間如此，這時突然出現個不再拿公侯王當清洗對象的外戚王莽，甚至，他還大封列侯，增加公侯王的陣容與利益，為絶嗣者立嗣˙˙˙；於是他樹立自己更廣泛的黨羽。並拿仍然忠於劉家者下手，以削減潛在的敵手，他的權勢就更加鞏固。
所以，王莽得以和平手段轉移政權；王政君則不過扮演了和平轉移的助產角色。但王莽政權卻急速的崩潰，從極私統治哲學的角度，又該如何來詮釋這段歷史？首先，我們必須體認王莽政權的結構與政策，從這裡下手會更清晰些。
漢哀帝劉欣死時，整個朝廷都推舉被貶在外的王莽；但卻有何武、公孫祿兩人獨持異議。他們說：過去在漢惠帝劉盈（劉邦子）、漢昭帝劉弗陵（劉徹子）的時期，外戚呂家、霍家、上官家（昭帝后父族）擁有龐大特權，幾乎危害了整個國家社稷安全；如今孝成（劉鰲）、孝哀（劉欣）連續兩代都沒兒子接帝位，正應該選立劉姓近親來鞏護劉家體制，不適合再令外戚擁有大權。使朝廷大臣中親疏相錯，國家的利益將會更穩固（註二）。
顯然，漢政治文化到西漢末季，並非完全缺乏制衡觀念，當時人們也看出外戚當權所帶來的禍患，何武、公孫祿兩人不主張王莽接手大權，認為應該「親疏相錯」，才能「爲國計便」。
不只現代人知道制衡的重要性，古人同樣清楚。但，至於如何制衡天子，何武、公孫祿並未提到；也許還是相信天變警示那一套，這也是極私統治哲學之下的盲點。不過，若執政大臣「親疏相錯」，至少可以防止權臣權力壟斷。但顯然他們二人的意見不獲支援，王莽在輿論支持下終究還是執掌了大權。
漢政治文化到秦漢之際，已經完全失去過去「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現象，小民完全與權力無緣；古典漢政治文化已經過渡到傳統。傳統與古典之間最大的分野，在於「民」已經完全失去政治地位。政治權力完全集中到統治階層：君主、公侯王、外戚與官僚。前三者都以家族、婚姻維繫權力傳承；後者則靠「舉賢良、德性、文學」，屬於意識形態的管道，而進入權力圈，主要還是來自於貴族、官僚群的子弟。只有極少數小民有機會加入統治階級。所以，君主或權臣，只要掌握住這些少數的統治階層，基本上已經掌握住所有的政治力量；這是當時的權力結構。
至於人民，除非人民從無組織狀態轉化成有組織狀態，否則人民無機會參與政治活動。也等於說，除非天下大亂，人民經過一段時間醞釀、運動，終於組成自己的武裝暴力組織，否則完全無政治發言權。無政治發言權，那意味著人民只成為單純的被剝削對象。但，一旦農民組成了諸如赤眉之類的造反隊伍，那已經不再只是對政治發言了；他們要推翻既有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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