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從史事、史人看秦漢之際的意識形態異化（5）
我們再從學術衍化的角度看先秦與秦漢之後的變化。
以儒家而言，孔夫子所揭示的大抵是一些基本理論、基本觀念；他是開啟了儒家一個治國理論的研究方向，爾後由他的學生相傳，都代有進步、衍化，到孟子時更加發揚光大。如果現代有人願意替《孟子》進行耙理，應該可以發掘出他整套的治國理論體系。道、墨、法等各家的學說應該也是如此。可以說，先秦時期諸子百家的思想都在日益精進，代有才人出。
所以，一般都認定戰國時期是歷史中國學術、思想成就最為光輝的一個時期；宋朝時宋儒也曾掀起這樣的一個高潮，這是儒學復興的時期。是說，在過去已經給敗壞掉的儒學，又在宋代得到一定程度的復振。清中葉公羊學派興起，又二度興起這樣的學術熱潮。但，無論如何，還是以戰國時期最為昌明，成就亦最可觀；那時節，學術引導著政治。
比如說，管仲與齊桓公的關係，正如商鞅與秦孝公之間的關係；國家大政操在相手中，管、商等等都依憑著自己的那套理論治國。但到了大一統之後，反成為政治權力決定著學術、思想的生死存亡；事實學術與思想隨著政治之手伸入，而敗壞、而破產。
諸子百家，在「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政策下，當然都快速地萎縮了。所以，無論是執政的儒家，或是被抑黜的諸子百家，都走上了退化的路途。整個歷史中國的學術思想，開始處於長期失血的狀態。
武帝之後，執政的高官幾乎都是儒者出身，但所行的卻是陰陽家、法家、佞臣那套。在君權之下失去儒的獨立性。何謂失去儒的獨立性？孔子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他重視的是道。《荀子˙大略》：「子夏家貧，衣若縣（玄）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子夏對堅持個人人格獨立，不亞於孔子；後來魏文侯師事子夏。孟子說：「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之所以「去」，也在道之能否施行。事實，持孔孟這種態度的人大有人在。
此處沒機會，他處總有；他處也沒機會，齊之稷下學宮長期禮遇各方彥碩，甚至或如子貢轉戰商場等等。個人人格之獨立，是為他們的第一要求；非官位或權力。但秦漢大一統之後，這種局面基本上逐漸陷入艱難；「反覆之而不聽」，想去，甚至還難以脫身；人人成為權力的奴隸、「勢」的奴隸，包括帝王在內。這就是西漢繼秦之後，一再進行內部清洗的動力來源｜｜猜忌。
《史記˙卷第五十七》記載：有人對周勃說，你既然誅滅了諸呂，還立代王為帝，現在你的聲威震動天下；現在你受皇帝厚賞，高官厚爵，被皇帝恩寵著，時間一久之後禍患就要降臨你身上。周勃聽候感到恐懼，感覺到自己確實危險，於是向漢文帝謝恩，並請准辭去宰相的職位。漢文帝同意。過了一年多後，丞相陳平死了，漢文帝又再度任命周勃爲丞相。十餘月之後，漢文帝對他說：不久前我下詔各諸侯回去自己的封國（即脫離政治核心），還有一些人沒成行，丞相你是我所敬重的人，不妨就當個表率吧。
這其實已經在警告周勃自己該自動解除職權，退回封國了；雖然漢文帝的帝位是周勃從諸呂手中奪回來的。
《史記˙卷第五十七》又載：周勃免去相職返回封國。經一年多，每回河東守尉抵達周勃封土的絳縣（周勃封絳侯），周勃都害怕被誅殺；因此接見守尉時，都親身披甲，並令家人持刀械戒備。後來有人上告周勃有謀反的意圖，被轉到廷尉處辦理。廷尉將這事轉長安府，逮捕周勃審辦。周勃非常恐懼，當堂緊張得不知如何為自己辯護。一旁值班的小吏甚至敢言辭羞辱他。周勃暗中以一千金賄賂獄吏，於是獄吏寫下「以公主爲證」五字交周勃，提示他脫罪之道。果然終於脫罪了。後來「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薄太后的弟弟）」；他只好倚靠薄昭作為保護傘。
《史記˙卷第五十七》載薄太后言說：「絳侯（周勃）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就可以明確知道漢文帝的用心何在。而周勃「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則可以看出極私統治哲學之下的乘數作用；「獄吏」在獄中的一言九鼎程度，可以直逼帝王。
看倌千萬莫小看「乘數作用」在歷史上的機能；皇帝權力再大，他不過一個人，能做岀多大的事來？但，透過政策與統治階級，就能使的他一己的想法及於全國各地；甚至，政策在各級官僚的傳達過程中，給無限度放大。為福、為禍，都可能給數萬、數十萬、甚至百萬倍放大。
我們回歸周勃的故事，可以看出漢文帝對重臣之不放心，而重臣又何曾對皇帝放心？而「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實則周勃不得不暗結薄太后的弟弟薄昭自保，這豈非開啟朋黨政治？這也是乘數作用之一。總之，周勃很幸運，還能死在床上；他的兒子周亞夫就沒這個運氣。
漢文帝放心不下周勃，卻對周勃的兒子周亞夫極其信任；文帝將死，告訴兒子漢景帝「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資治通鑑˙卷第十六》）。果然後來漢景帝用晁錯策削封國，引起七國之亂；七國之亂一起，漢景帝卻將晁錯砍了。目的是將引起七國反叛的過失推到晁錯身上，希望藉此平息七國之亂。這當然不可能成功；因為引發七國之亂的根本性原因，在於朝廷與封國之間的競權，或說互不信任。倒是晁錯為漢景帝提個好主意，卻死在自己的好主意之下，是白死了。而漢景帝果然任用周亞夫平定七國之亂。
周亞夫功在景帝、漢室，正如周勃功在漢文帝、劉家一樣；大概因此讓景帝心中難以平衡，於是周亞夫步上他父親的舊轍。
「帝居禁中，召周亞夫賜食，獨置大胾（大臠），無切肉（肉沒切開），又不置箸（沒筷子）。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服侍用膳的宮人）取箸。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意思是說，周亞夫雖然可以為他所用，將來卻不能為他兒子所用；正如周勃可以為漢文帝所用，卻無法為漢景帝所用一樣。
其實，這是欲加之罪；既然「賜食」，有「大胾」而沒切開，又沒筷子，這叫人怎吃？旁邊既有「尚席」，要求「尚席」備箸，既是人之常情，也是在完成帝王「賜食」這一任務。景帝不作周亞夫意圖貫徹皇帝賜食旨意之想，卻認為周亞夫「鞅鞅」；其實也可以解說是景帝自身「鞅鞅」，卻將自身之「鞅鞅」投射到周亞夫身上。意思是說漢景帝整天害怕有人造反，於是眼中所見，每個人都一副賊頭賊腦整天想造反的樣子。
我之所以這樣解析，不是毫無道理；因為這才是整肅的開始。周亞夫老了，他兒子收購一些報廢的兵器，準備一朝周亞夫兩腿一伸時，作為陪葬物。於是，「有人告狀」周亞夫造反。「吏簿責亞夫。亞夫不對。上（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不需要周亞夫的供詞）也！』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而死。」（以上《資治通鑑˙卷第十六》）
「吾不用也」一句話，透露出漢景帝心中有賊，而非周亞夫心中有反意。
連所謂的文景之治，也是在充滿猜忌與清洗功臣中度過；手法還是「誣」。這延續著劉邦清洗功勳重臣的作為。簡單來說，自秦一統天下之後，事實是「猜忌」這個「勢」在統治中國，猜忌才是秦漢意識形態異化的原因。而不是儒學或任何一套治國理念，甚至也不是任何一位帝王或哪個權臣在統治中國。這就定下此後中國的歷史宿命：
（一） 由於猜忌當道，所以帝王與貴族、官僚群上下乖隔，能者、賢者往往成為帝王亟欲剷除的對象。證之於歷史，這現象可以反覆驗證；
（二） 官僚群中因利益之所驅，分裂出朋黨對峙，形成惡性鬥爭；
（三） 帝王拉一派、打一派，手中權力愈來愈大，制衡機制逐漸消退，成為為所欲為；
（四） 貴族、官僚階層受權力之支配，在面對治下官僚或小民，亦以權力支配之；於是官僚群基本上形成一面是犬（面對帝王時）、一面是狼（面對小民時）的雙重性格，統治階層與被統治階層對立。
以上四點，基本上成為歷史中國各朝各代的共同特色。
等董仲舒那套「『尊君、大一統、改制、受命、三綱、陰陽五行宇宙圖式』等一套建立國家意識形態的『治世王法』」（註十）建立之後，等於為秦始皇所確立的極私統治哲學，與叔孫通等人所建立的那套尊君大禮，透過權力的運作，建立了難以動搖的理論體系。極私統治哲學遂在精神上、形式上、理論上取得完整的架構。我認為，這個架構主導中國歷史演化以迄於今日。
這個架構的主工具，引《春秋》斷獄，隨意入人於罪，獲得理論上的依據；事實這比文字獄更嚴重，人們沒有思想、說話的自由，甚至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張湯審顏異，就以「腹誹」入罪，周亞夫也以「欲反地下耳」死；君權就大幅度膨脹，思想管制撲天蓋地。極私統治要的是奴才，他們不要人才。「賜食」，給你一大塊肉，此外啥也沒有；要筷子，卻說「這樣子你還覺得不滿意嗎？」大概，周亞夫得用眼睛「吃」，或者整塊拿起來啃，才能讓漢景帝滿意。但誰料得到景帝到底要如何才能滿意？
於是，又出現一種奇怪的現象，誰能料到皇帝心理在想些什麼，誰就飛黃騰達。那誰最有這樣的能力？當然是那些隨時跟隨在皇帝身旁的那些侍從者，比如宦官、后妃，與由后妃引申出來的外戚。所以，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皇帝花了好大的功夫，終於將大權集於一手；而這耗費大量心血集來的大權，卻輕易帝滑到宦官、外戚手中的原故之一。
同時，我們回顧劉邦、呂后、文帝、景帝到劉徹，前前後後興起一連串無故的清洗，這種無故清洗，將對公侯官僚階層將造成什麼樣的心理衝擊？這樣的心理衝擊，又將造成什麼樣的價值觀的變化？這樣的價值觀的變化，又將對王朝產生什麼樣的回饋？
《史記˙卷第六》：「上（秦始皇）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這樣簡單的一段話，將後果清晰的說清楚了。誰還敢為王朝效力？
最嚴重的恐怕還不在此，而是陰陽家披著儒家的外衣出現了。百家既然被黜，儒家照理當旺；但儒家其實只具有工具地位與工具功能，已非獨立的學術，失去學術獨立的機能那是理所當然的事。所以儒學萎縮也成必然。學術凋零就造成人心缺乏指引，於是那些怪力亂神的思想當然開始興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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