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秦漢之際的異化（三）綜合討論（3）
本文以司馬氏、班氏兩個家族作為典型，因為司馬遷的思想就是兩漢異端的代表，而班家則是正宗的家學承傳；也是說，司馬氏與班是兩家的思想傳承，正好反映著兩漢的思想對立狀態。在這裡，我們就可以理解司馬遷的《史記》，與班固的《漢書》，為何素來在史學地位上大大不同。其原因應該是多樣的，但最主要應該在於司馬遷與班固的思想，根本就是兩個不同的層次。
侯外廬說：「從班伯的晏昵殿儒教神父式的誦說有法，到班彪的疾惡隗囂及王命論之作，再到班固白虎觀集議的『實主其事』，即是正宗的家學承傳，從班斿（班固之二伯祖父）與劉向同校秘書，並『以選受詔，進讀群書』，及承『賜以秘書之副』，到班彪『繼采前史遺書，旁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及後傳略論的對司馬氏史學攻擊，再到班固的『除蘭台令史』，『典校秘書』，與其斷代史（《漢書》一百二十卷，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的創著，以及班昭的續成工程，則是正宗史學的家傅。凡此等等，皆是兩漢儒學宗教化，學校寺院化，帝王教皇化，學者神父化演進程式上的産物。理解了這些情況，然後始可以理解班固的思想。據白虎通義看來，班固的思想乃是董仲舒神學體系的延長和擴大。」（《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第六章˙第四節》）
司馬遷思想活潑靈動，上接諸子百家不受拘束；而班固卻大受箝制而不自知，甚至他還是思想箝制集團中的主要成員。《白虎議奏》是已經失傳，而《白虎通德論》（也稱《白虎通義》）則是在白虎觀，博士、儒生紛紛陳述見解，章帝親自裁決其經義奏議後，由班固等人整理編撰成。
侯外廬又說：「事實如前所述，《白虎通義》是神學的，《藝文志》是人文的，二者之間殊無必然性的內在聯繫，而思想屬性上判然兩撅的兩種文獻，皆假班固之手傳於後世，其爲折衷主義觀點，似無可疑。而且此兩大文獻。所影響於後世學術思想者至深且鉅，使我們不得不著重地提出。
班固的史學與司馬遷異。例如他說司馬遷『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漢書˙司馬遷傳贊》）凡此所說，是班固、史遷之所以異，也是班彪略論之筆直的學舌。」（同上）
又說：「根據《白虎通義》所引的經傳看來，它是盡其雜糅混合的能事的，它把《易》、《詩》、《書》、《春秋》（包括各家的序傳） 《禮》、《樂》、《論語》、《孝經》以及各種逸文，和圖書緯書混合在一起，望文附會，曲解引申，特別是讖緯，構成《白虎通義》的依據。清代今文學家莊述祖也不能不說：『傅以讖記，援緯證經，自光武以赤伏符即位，其後靈台郊祀，皆以讖決之，風尚所趨然也。故是書論郊祀、社稷、靈台、明堂、封禪，悉括緯候，兼綜圖書，附世主之好，以緄道真，違失六藝之本。』(珍蓺宦文鈔卷五，白虎通義考序)按莊氏似只以郊祀等篇雜引讖緯，其實如果把白虎通義的文句和散引於各書中的讖緯文句對照，各篇都是一樣的，百分之九十的內容出於讖緯。我們以爲，白虎通義之爲庸俗經學和神學的混合物，從宗教儀式和宗教信仰兩方面都可以看出來。」（同上；第七章˙第一節）
這等於說歷史中國第一本「憲法」，其實是一本神學「臆語」的大雜纂。
「這樣看來，參與白虎觀會議的『理論』家們和西漢宣帝石渠閣集論的『理論』家一樣，好像羅馬末期的庸俗哲學家們，不是貪財營利的學究，便是投靠富豪之家的清客，甚至是皇帝宮中頭號得寵的陰謀家。他們不是講哲學，而是爲統治階級安排宗教，迫尋精神的解救以代替物質的解救；或者是利用經義爲漢制法的法學家們，他們爲皇帝制出空前極無恥之能事押國家法來。」（同上）
所以，我們之前論傳統儒家，認為應該正名為「陰陽儒法」：以陰陽家作為本體論，法家為用，而儒家只是招牌。陽儒陰法、外儒內法等等，其實無法盡傳統儒家之意。
東西方歷史演化的差異，出現在西洋中世紀（約西元395-1500）是政權與教權呈分立的；而在中國，則中世紀到達之前，皇帝不只統一天下，甚且還統一政權、教權，宣帝（西元前73-前49）的石渠閣會議可爲代表。這是吸取並復活中國古代「學在官府」的傳習而復轉變成中世紀的制度。
然而，以司馬遷爲首，就早已與武帝時代的農民戰爭相應，在中國第一部偉大的史書裏，發抒了個性嶙峋的批評。以後桓寬撰述《鹽鐵論》所暴露的思想矛盾（「文學」之評，即儒林眼裏的酷吏；「大夫」之評，即酷吏眼中的儒林），多摹仿《史記˙平准書》的論斷，反映出武帝以來的社會矛盾。「文學」與「大夫」的對立中，帝王自然傾向於與「大夫」結合，而視「文學」為「異端」。簡單來說，在中世紀到達之前，歷史中國就已經確立何者為「正宗」，何者為「異端」了。而在西方則不然，中世紀時期政權與教權的分立，使得政權與教權之間存在若干的制衡機製作用。
「這裡，看一下酷暴的杜周（註三）怎樣爲封建法律下了一個定義就明白了。有人責問杜周，你不循照法律，專門以人主的好惡來治獄，執法的人是這樣麽？杜周說：『三尺（法律）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原來，所謂當時神聖的法律在司馬遷的筆下就是任意殺害人民的工具。然而從司馬遷的樸素的辯證觀點講來，統治階級的法律並沒有維持了『盛世』，反而是所謂『見盛觀衰』；財産所有的集中，和階級鬥爭的危機就表現出來了。司馬遷一方面在《平準書》中說明瞭最高地主大量沒收了居民的財富、土地和奴婢，使中家從上大率破産，說明了少數特權豪強地主『蹛財役貧』，使農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另一方面在酷吏列傳中最後，指出了農民起義已經廣泛地出現，著名的大暴動和不可勝數的小暴動交織成一幅漢代『盛世』的群衆火山，不但殺不完，斬不絕，而且嚇得統治階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中國思想通史˙第四章˙第二節》）
什麽是「文辭避法」呢？《史記˙卷第一二二》酷吏列傳說：「自溫舒（酷吏之一）等以惡爲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爲治者，其治大抵盡放（做、效也）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趣具食。小群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
於是地方官僚到處仿效酷吏大張旗鼓地蠻幹、反而導致小民以逆反表現。小民既敢於逆反，於是漢武帝乃派出各級大官到處督導，但景況依舊；只好又派出光祿大夫范昆、許多輔都尉，以及前九卿張德等人，穿著錦繡的服裝、持節，發虎符興兵攻擊。戰況相當慘烈，往往斬亂民之首甚至一萬多以上；至於涉及暗通匪徒、供應飲食而受連坐的有幾千人。
過了好多年，才捕獲亂民首腦；但亂民到處藏匿、聚集，官方根本毫無對策。「於是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兆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淒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
但漢武帝的〈沈命法〉事實反倒成為養寇、激寇之法，因為「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這就是武帝晚期的景況。
我們可以說，漢武帝所作弄的那一整套獨尊以統一意識形態，酷吏整肅以打擊諸公侯王地主階層，早在武帝時期就由基層小民不停造反宣告破產。實在用不著留到漢宣帝時，還自信滿滿地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雖然漢宣帝也可以說得上是漢朝相對較好的皇帝之一，但他應該理解武帝晚年「罷榷酤官，從賢良、文學（就是《鹽鐵論》中所說的「文學」；相對概念就是「大夫」）之議也。武帝之末，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三》）
「漢代的神學目的論的世界觀，導出了神權所統制的欽定學術，導出了王權所附會的「春秋爲漢制法」，即一套嚴刑峻法（從蕭何作漢律九章起，武帝時律合三百五十九章，其中大辟罪四百零九條，細目一千八百八十二項，例一萬三千四百七十二項，成帝時大辟罪，一千餘條，律會一百餘萬言。昭帝以降，每年平均殺死罪囚一萬人以上），導出了父權所依託的綱常名教，這些都表示著統治階級利用上帝『有爲』而『不合自然』的宗教觀；表示著統治階級要依照自己的目的安排出一定的社會秩序，要使世界成爲合乎其『有爲』目的的圖案」（《中國思想通史˙第八章˙第三節》）。
這真是嚴刑苛罰，以帝王為唯一中心而小民毫無地位的時期！卻也同時註定著兩漢非走上龍的自裁之路不可。
註釋：
註一：「乃公」意即你爸，台語謂之「恁爸」。可見，劉邦回陸賈「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態度非常粗魯。也只有司馬遷筆下，才能如此傳神。
註二：東漢靈帝光和元年（西元178年）創置鴻都門學，因校址在洛陽鴻都門而得名。這所學校實際是宦官爲對抗太學生的反抗而另立的一所大學。講究辭賦、小說、繪畫、書法，意在對抗太學的經學。學生及格給大官做，不及格給小官做，這是宦官極力培養自己勢力的一種措施。算是宦官為延續自己權力所設的「政工幹校」。
註三：漢武帝時的酷吏。《漢書˙卷第六十》說：「周（杜周）爲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當杜周當司法部長時，詔獄中新舊來來去去，隨時都有一百多個俸祿二千石的大官被收押審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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