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秦漢之際的異化（二）意識形態的改變（3）
儒學既已獨尊，百家又被抑，儒學便開始不由自已地神學化。也是「勢」！
後來，甚至皇帝親自出馬「稱制臨決」；先後有西漢宣帝石渠閣、東漢章帝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的故事，結局規定了一部以「陰陽儒法」爲骨幹的「憲法」｜｜《白虎通德論》。
這整個儒學神學化的歷史變化的具體過程，我們主要根據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所整理出來的內容呈現如下，可以看出儒學逐步走向神學的各個階段：
一、 陸賈的思想，「治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美，可以爲法，因是而權行」。與司馬遷之父司馬談「太史公˙˙˙乃論六家之要旨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這時還是相容並蓄的多元思想時期。
二、 景帝時期黃生、轅固生，轅固生、竇太后之間的黃老與儒學之間的鬥爭。黃老與儒學已經出現激烈的爭奪意識形態主導權的局面。
三、 趙綰、王臧與竇太皇太后之間的鬥爭；這除了是黃老與儒學的鬥爭外，其實也代表著漢武帝與太皇太后之間的矛盾。太史公說：「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耶？」（《史記˙卷第六十三》）學者只知秦始皇焚書與漢武帝尊儒，而不知秦漢之際還有一段定於一尊的互絀爭霸階段。其實，這種爭鬥，看來好像不過口舌之爭；事實會導致性命相搏。我們之前提過黃生與轅固生之爭，轅固生就給黃生搞了個血淋淋的陷阱等他；而竇太后又命轅固生刺豬，其實也是要他的命。趙綰、王臧絕非只因為被免官就自殺，顯然還存在其他龐大的壓力。所以，不能等閑看待這種口舌之爭；都是事闗富貴與身家性命的，尤其與著國策有密切關係。
四、 武帝元光元年（西元前134年）五月，詔策賢良：「咸以書對，著之於篇，朕親覧焉」，董仲舒、公孫弘等以經術進。這是經術的宗教化爲漢制法的轉捩點。
五、 元光五年（西元前130年），武帝詔策諸儒，擢公孫弘對爲第一，待詔金馬門。每期會議，公孫弘都獻媚，利用經術來緣飾一切制度。
六、 元朔五年（西元前124年）夏六月，詔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舉經典遺逸者，置博士弟子員，大合天下之書，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這時諸子學說尚未盡廢。
七、 在郡國中尚有淮南王劉安（註四），以道家之術作爲政爭工具，而與武帝對立。劉安後來失敗時罪名爲：「廢法行邪，懷詐僞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史記˙卷第一一八》），這段罪名看來實在不像是法律裁判，倒像是思想審判。然而淮南王或者個人對道家特別喜好，事實他也藉道家學說對於有天下的武帝進行肆無忌憚的攻擊。他認為有天下而越智暴行，是他羞而不爲的，他甚至說這樣的詐術欺騙，無恥暴行，不如作一個老百姓，何必專己之能，居極害人！淮南王的野心，希望透過學術達成政權爭奪的目的。劉安的失敗，也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排除了一些障礙。
八、 武帝元光五年（西元前130年），張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武帝時代的正宗思想，是儒學神學化、學校寺院化、帝王教皇化的中世紀統治階級思想的典型。以春秋決獄、論心定罪，就此成為歷史中國的常見現象。
九、 天漢元年（西元前100年），孔安國獻古文經傳，藏於秘府。
十、 昭帝承「雄材大略」政策碰壁之餘，「戰戰慄慄」（始元五年（西元前82年）六月詔語），除「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漢書˙卷第一二一》）而外，少有作爲。
十一、 但《鹽鐵論》的爭議，則透露岀「文學言行，雖有伯夷之廉，不及柳下惠之貞，不過高瞻下視，潔言汙行，觴酒豆肉，遷延相讓，辭小取大，雞廉狼吞，趙綰王臧之徒以儒術擢爲上卿，而有奸利殘忍之心，主父偃以口舌取大官，竊權重，欺紿宗室，受諸侯之賂，卒皆誅死。」（《鹽鐵論˙褒賢》）「大夫」對儒林責斥的話，不是胡亂編排的，孔甲、叔孫通，都是例子。「大夫」所謂儒者「廝役之使」、「高厲而行卑」、「懷枉而言正」、「內貪外矜」、「潔言汙行」、「碎小取大」，正揭出漢世儒林的一面。反之，「文學」在對「大夫」的反攻之中，指出原來家世傳統低賤的富商，通過幫助皇權集中，才取得了特殊的權勢地位，從而利用劫掠行爲，打擊異己，並在朝庭之上出現了一群虎狼。可以看出，事實兩漢是虎狼治國。官僚階層基本上俱皆臣服於權力取富貴而已；「文學」、「大夫」在神學化儒學之餘，亦兩俱庸俗化。
十二、 至宣帝時代起，更大有變本加厲之勢。元康元年(西元前65年)，修武帝故事，議論六藝群書，詔博舉明先王之術者，以消「朕不明六藝，鬱於大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漢書˙卷第八》）之災。於是，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元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進。
十三、 甘露元年（西元前53年）召五經名儒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榖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宣帝之祖父戾太子劉據生前愛讀《春秋榖梁傳》，宣帝亦因此而嗜讀，由是《榖梁》之學大盛。
十四、 甘露三年（西元前51年）三月，修武帝故事，詔蕭望之、劉向等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帝親臨決。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榖梁春秋》博士。學者滋盛，弟子萬餘。帝王已兼教皇，對學術的掌控，已非影響二字所能形容。
十五、 宣帝黃龍元年（西元前49年）增五經博士員十二人，博士弟子員倍百人。總觀宣帝時代，其一，由親覧賢良策到親臨決五經同異，說明思想箝制更進一步。其二，由「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孝宣論六經于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後漢書˙卷第四十八》）；說明學校寺院化而組織更見擴大。其三，石渠閣的神學會議更爲神學奠定了欽定的基礎。宣帝以後的元、成、哀、平四朝，仍循此方向。
十六、 元帝初元二年（西元前47年）冬，以蕭望之道經術功，賜爵關內侯。
十七、 「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吏。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漢書˙卷八十八》）
十八、 成帝召見班伯（班固之伯祖父）於宴昵殿；班伯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爲中常侍。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
十九、 成帝河平三年（西元前26年）秋八月，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術數，侍醫李柱國校方技。劉向子劉歆，河平年中（西元前28-25年，）受詔與父劉向校秘書。
二十、 成帝陽朔元年（西元前24年），東平王劉宇，向朝廷申請，要求要讀諸子書、史書，以及《太史公書》。成帝以此問大將軍王鳳，王鳳對曰：「˙˙˙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漢書˙卷第八十》）果然成帝因此不給。到這時，「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可見經術已經明確給定位為正宗，而諸子書則屬異端；甚至連《太史公書》也不宜流到諸侯王手中。
二十一、 哀帝時，劉歆請立《左氏春秋》，與五經並列學官，帝會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
二十二、 平帝元始四年（西元前4年），王莽奏起明堂辟雍靈台，爲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文尚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議、鐘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綱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繆，壹異說。隨即，置六經祭酒，秩上卿，每經一人。據此可知：其一，武帝罷黜百家，以及史籍所稱某某帝好經學，某某帝尊儒術；而由大將軍王鳳的奏議所說，已完全暴露其秘密，正宗思想與中央集權的不可分性，已一覧無餘。其二，寺院組織，循著自上而下的集權途徑，已由中央深入於郡國，五經博士及博士弟子員而外，又增設了五經百石卒吏，及六經祭酒，完成了寺院的金字塔形式。其三，誦說儒經還有所謂「法」，連「容貌」（見前「班伯容貌甚麗」）也成了說經者（學人＝僧侶）的必具條件，其神學性質，已鬚眉畢現。其四，在中央，既爲「學者」（僧侶）劃區「築舍」、「作市」，制度甚盛，又令詣公車來京的千數僧侶，各於廷中說經，正乖繆，一異說，是正宗而又加以正宗化，不僅儒外無學，儒內亦不得有派，宗教思想的統制至此已漸臻極峰。其五，中央存書既多，爲選定正宗，淘汰異端，校正書籍巳成專業，且有嚴密的分工。至於東漢，又進一層，宗教思想與寺院組織更加完備。
二十三、 光武中興，恢弘稽古，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夏侯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顔樂安，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家博士。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爲祭酒，總領綱紀。
二十四、 建武四年（西元28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於雲台，議立費氏易、左氏春秋博士。
二十五、 建武十九年（西元43年）擢何湯爲武賁中郎將，拜桓榮爲議郎，賜錢十萬，同授皇太子尚書。每朝會榮輒於公卿前敷奏經書，拜榮爲博士。車駕幸太學，會博士論難於前，榮被儒服，溫恭有蘊藉，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後榮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之以拜。帝笑之曰：「此真儒生也！」（《後漢書˙卷三十七》） 以是愈加敬厚。
二十六、 中元元年（西元56年），光武帝宣佈圖讖於天下。
二十七、 明帝永平二年（西元59年）冬十月，「帝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後，登靈台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後漢書˙卷七十九上》）
二十八、 永平十五年（西元72年）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帝親於辟雍自講所制五經章句。
二十九、 東漢章帝於建初四年（西元79年），仿宣帝在白虎觀召集諸儒討論《五經》異同，並親臨主持，又令班固將討論結果記錄整理，編成《白虎通德論》一書，將儒學推向系統化、神學化，對此後中國曆代王朝的政治法律制度、思想意識、倫理道德，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三十、 東漢和帝劉肇（章帝子）時，中大夫魯丕要求：「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這是拿「規矩權衡」、「師法」來管制思想的多變性了。
幸虧侯外廬功力深厚，將許多歷史關鍵點整理出來。這一整理之後，幾乎讓人感受到整個思想一元化的過程，似乎是預先就規劃好似的。事實當然不是這樣；只是歷史走到大一統、「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儒學開始神學化、庸俗化後，這一切就變得自自然然；僅此一途，別無他路。從武帝，經過宣帝，以至光武帝、章帝、靈帝，金馬門、石渠閣、白虎觀、鴻都門，「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乎其中」（《後漢書˙卷第八十六》）。
侯外廬說：「這是活埋人性的中古道院的尊嚴所在，形式上比秦始皇之焚書坑儒自然高明，而黑暗的內容，則有過之無不及。」（《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第一章˙第六節》）
註釋：
註一：見《史記˙卷第十》：「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註二：哪裡來的這些犯禁的儒家詩書。城旦者，旦起治城；看守城門，是罪刑之一種。
註三：清儒皮錫瑞，《經學歷史》。轉引自《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第一章》。
註四：就是前文所說淮南王劉長的兒子；劉長因為逾制，被放逐。後來漢文帝立他的兒子劉安為淮南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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