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秦漢之際的異化（一）社會結構的改變（3）
但，搜羅、鞏固權力，則與公侯王地主階層發生利益上的矛盾。可見，漢家王朝的統治基礎確實並非穩固；他們只能靠公侯王地主階層效忠。而公侯王地主階層則未必效忠，他們有相當大一部分，是從戰國時期所延續而下來的，他們對漢王朝建國沒任何功績可言，家產也非得之於漢王朝分封。就算家產得自於漢王朝分封，在利益出現矛盾的狀況下，也要盡力維護自家利益。
漢朝國祚之不永，從這個社會結構上可以看出端倪，因為統治基礎實在磽薄；矛盾叢生。以「遊戲理論」的觀點看，帝王與諸公侯王之間的權力遊戲，顯然屬「非合作遊戲」，彼此激烈地競爭；此方之所得，正是彼方之所失，因此又是一種「零合關係」。事實，秦漢以後的王朝之必然走向自毀，已經從這裡可以預見。
因為這時王朝的統治基礎，一在官僚階層，一在公侯王地主階層；至於小民，只被視為餵養上述王朝統治基礎（官僚、公侯王地主階層）的資源。官僚階層分化成「君先派」與「國先派」那是早晚的事；而公侯王地主階層的利益基本上與王朝處於對立狀態。這樣的王朝基礎自然算磽薄。
我們可以說，周朝的宗法分封建國制度既已被推翻，那麼就需要建立一種新的制度，作為新朝代的運作基礎；秦漢之際就是這種新制度的過渡期與建立期。一等這新的體制經漫長時間後落實，以後各朝各代就繼承、垂衍這樣的體制。
漢代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特別表現在皇族和豪族之間的鬥爭。漢代皇朝對於豪猾之民或強宗豪右，雖然實行「強本抑末」的政策，不論通過遷徙豪右充實京師，或與豪右大姓妥協，或通過夷族殺戮的殘酷法律，而終漢之世，它的「本」並沒有根本性地強了起來。雖然利用了酷吏、宦官閹寺和外戚、乳母集團以保衛皇權，但結果卻直接導致皇權削弱，並造成皇權的新威脅，王莽的篡漢，東漢末期宦官囂張、三國豪族勢力取代漢，就可以說明問題的所在。
簡單來說，通過族誅以殺戮豪族，是有些倒楣的給清洗了；但眾人的眼光都雪亮的，朝廷政策如此，那他們還會看不懂？所以，王朝必然耗費大量精神於內鬥之中。歷史中國之內鬥內行，在此養成。讀史者不能認為漢代已經成為一個統一的王朝，所以漢代帝王對國內一切都可以如臂使指一樣地運作；其實內部仍然矛盾叢叢。
至於外鬥外行，還必須站在更高的層次看；經兩漢、三國、西晉長期自我內鬥，都掏空自己了｜｜人口大量被消滅、生產停滯、文化淪喪，整體社會幾成無政府狀態｜｜面臨弱小異族興起，僅以微弱的兵力就可以大敗西晉王朝，外鬥就一敗塗地。整個過程看起來，當然就像個外鬥外行樣。所以，劉淵以二萬之眾，可以輕易建國；而晉武帝司馬炎時，人口雖還有一千六百萬之多，但經八王之亂後其實已成一團混亂，已經無從凝聚力量對抗弱小異族。中國就這樣第一次大敗給「今吾眾雖衰，猶不減二萬」（《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五》）的弱小異族。
所以，從長遠的歷史眼光看，漢朝文景時期的富裕與安定，與所謂「與民休息」，事實並不是矛盾的解決，而是矛盾擴大的起點；並且是從統治階層中醞釀出來。我們必須知道，當時富裕的只限於公侯王地主階級；至於農民大衆的生活，不但未在與民休息中減輕分毫，而且強烈突顯出社會階級的基本矛盾。因為，「什稅五也」。既然「什稅五也」，農民階層如何輕鬆得起來？
面臨這一切，史稱雄材大略的漢武帝，在經濟上爲了削弱諸侯王國的叛逆基礎，厲行煮鹽、冶鐵、鑄錢的國有化政策，特別是爲了打擊豪強地主，而強化土地國有政策。所以他透過各種方法要向公侯王地主搜括；「皮幣」，這個導致大司農顏異以「腹誹」喪命的政策，只是其中之一。而顏異應該只是被拿來當成殺雞儆猴的犧牲品；抿一抿嘴唇都可以喪命，「腹誹」都可以當作是罪名，就清晰地顯示，「皮幣」這筆錢朝廷是要定了。這是財富與權力上，皇帝與公侯王地主階層的交鋒。
而表現在文化思想上的交鋒，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統一政策。
所以，漢武帝之「雄材大略」，必須從幾方面來觀察：
一、 對外政策上採擴張主義、
二、 對封國政策上採壓抑主義、
三、 對朝臣政策上採削權主義、
四、 在思想政策上採統一主義。
他將財富、權力、思想，所有有形、無形力量一統在自己手下，然後用之對外擴張。
於是，社會結構上的問題，轉身一變，又多出了意識型態上的問題。朝廷希望透過意識型態的改變，讓帝王能集大權於一身，以解決與公侯王地主階層在利益上的矛盾。換句話說，兩漢帝王希望以改變公侯地主的意識形態，讓公侯地主階級的既得利益，轉化為朝廷的利益；這個任務就在雄才大略的漢武帝身上激發出來。意思是說，在漢武帝時期，王朝與諸公侯王地主階層的矛盾給激發得最激烈。
我們看漢武帝搜羅權力、財富不遺餘力，不是沒緣故的；因為公侯王地主階層始終都對王朝存在著不小的壓力。
漢武帝可謂另闢蹊徑，他固然在權力運作上不遺餘力去打擊公侯地主階層，而最重要的在於他意圖自意識型態上，改變諸侯王地主階層的認知。他透過「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改造儒家以符合他個人的主觀期待。並且又有董仲舒雜揉陰陽、儒、法，提出「屈民而伸君」的主張，完全滿足漢武帝的需求；至於「屈君而伸天」，那屬帝王與天之間的另一層次問題。
屬於意識形態上的鬥爭，我們後文再做討論；屬於社會結構性的問題，從宮闈之內的鬥爭，也大致可以看出強宗豪族與王朝皇族的矛盾。
兩漢的外戚，原多屬強宗豪族，諸如西漢的呂家、竇家、衛家、霍家、王家˙˙˙，東漢的陰氏、馬氏、鄧氏、閻氏、梁氏、竇氏、何氏，都是有名的外戚群。他們最初就是皇權的支援力量，跟著劉邦、劉秀一起打天下，建國後成爲新興的強宗豪族中極有力量的一支。透過婚姻，皇族與外戚結成控權集團，以外戚作為皇權對外鎮壓力量。
在皇族方面，封王的諸劉，雖然漢朝政府限制諸侯很嚴，但無疑的，並不足以妨礙他們形成一種宗室群的強宗豪族。西漢諸劉長期相互鬥爭（包括七國之亂），到東漢之末劉焉、劉虞、劉表以宗室子孫，開創了州牧的局面，掌握了地方的軍政大權，首先實行割據。這一事實，正可以說明宗室群的強宗豪族，力量是一向很強大的。東漢王朝開國之君劉秀，出身也正是這一類強宗。
至於朝臣方面，如黃氏（黃香、黃瓊、黃琬），楊氏（楊震、楊秉、楊賜、楊彪），袁氏（袁安、袁敞、袁閎、袁紹），班氏（班彪、班固、班超、班勇、班始），荀氏（荀淑、荀爽、荀悅），李氏（李陰、李固、李燮），李氏（李修、李益、李膺），王氏（王龔、王暢、王粲），崔氏（崔駰、崔瑗、崔實），應氏（應奉、應劭、應璩），第五氏（第五倫、第五種），朱氏（朱暉、朱穆），陳氏（陳咸、陳躬、陳寵、陳忠），都是累世顯宦，形成一種官僚群的強宗豪族。
此外，以儒學進身的，如桓氏（桓榮、桓鬱、桓焉、桓鸞、桓典、桓彬），張氏（張霸、張楷、張陵、張玄），馮氏（馮衍、馮豹），形成一種儒學的強宗豪族。
另有以武功榮顯的，在關隴方面，如皇甫規、張奐、段穎、皇甫嵩，形成一種關隴的強宗豪族。但儒學與關隴，地位同屬官僚，且官僚也都由儒學與武功選用，實可歸入官僚群的強宗豪族一類。（以上參考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第十章》）
從社會結構上來看，皇帝一人掌握大權高高在上；但皇帝以下無論諸侯、朝臣、儒學、武功，這些人卻掌握著王朝與地方的實權。他們的子孫，透過「徵辟」、「察舉」，與孝廉、茂才、賢良方正、明經、明法、童子考試，都還是未來王朝的權力行使者。可以看出，皇帝與諸侯、官僚處於既合作又競爭的立場；事實競爭為主，合作為次。
合作者，拉一派是也；競爭者，打一派是也。拉一派、打一派，遂永遠分裂岀被打的一派，鬥爭便無窮無盡進行下去。而基層小民作為一個被嚴厲剝削的階級，與統治階級而言，關係是對立的，自然不構成王朝的統治基礎。
從兩漢帝王普遍以酷吏、外戚對付豪強，意圖解決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可以看出上述所談的既合作又競爭的立場，其實是尖銳的矛盾。並且皇室借用酷吏、外戚、宦官來制服強宗豪族，也使得宦官取得了生殺予奪的大權，這突顯岀王朝基礎磽薄。
我們可以說，兩漢的社會結構大致可分為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被統治階級為居最多數的基層民眾，他們擔綱著餵養統治階層的任務，卻毫無權力可言。而統治階級又可細分為皇室、皇族、累世顯宦（含外戚）、宦官。正由於漢皇室面臨眾多的豪強，這些豪強進則握有政治權力，退則威鎮一方、富甲一方，遂激起他們內心深處強烈的不安感，使得清洗長期持續。劉邦清洗功臣，呂后清洗諸劉等等以下，乃至於利用外戚、宦官作為工具，清洗公侯王、官僚，其本質上都是一致的。都在顯示帝王對自己帝位的不安；這種不安感與由此產生的長期清洗，就是極私統治哲學社會結構上的基礎。
簡單來說，兩漢帝王大都採取拉一派打一派的做法，意圖進行清洗動作；被打的一派固然遭受清洗的噩運，但被拉的一派卻又成為王朝的威脅。既然皇族大多數權力被黜，累世顯宦成為其次目標；外戚被黜，宦官就崛起。以上，是就社會結構看兩漢歷史。迫害的一方與被迫害的一方，都處於迫不得已的境地；他們只是猜忌的奴隸，龍的自裁的被動執行者！
這種社會結構的轉化，一直到唐朝武曌時，開始大量晉用科舉官僚才獲得最終解決。因為兩漢時期的公侯王勢衰之後，豪門世家興起，成為另一種有爵位或無爵位的強族；那只是公侯王階層的轉化。我們在以下各卷中，將陸續論到；本文只是揭示出秦漢之際所面臨的社會結構異化的問題，與在社會結構異化時所出現的歷史現象。
但，我們同時可以注意到，由於統治階層的互鬥是屬「零合遊戲」，所有各方的得失合為零；歷史中國遂在秦漢之後兩千年中，基本上成為一個無什變動的社會。
註釋：
註一：即後來的漢文帝。周勃等人說少帝不是惠帝血胤，所以殺去少帝。惠帝既然無嗣，於是只能從劉邦的兒子（惠帝的兄弟）中找人來繼承帝位；這時，劉邦只剩兩個兒子。其一就是漢文帝，另一個就是淮南王。劉邦共有八子，各人遭遇簡介如下：呂后所生的漢惠帝，早死；事實不滿呂后的作為，因此酗酒早死。其次是劉肥，差點讓呂后以毒酒鴆殺，這時也已死；劉如意，為呂后鴆殺；劉友，為呂后幽禁死。劉恢，被逼後自殺。劉建，早死，有子，呂后派人殺了。最後就是淮南王劉長。呂后之誅殺劉邦諸子，也是勢所主導；既然要大封諸呂，諸劉就不能留。完全沒選擇。淮南王並非呂后所生，但因其母自殺，由呂后所養大；這是他能不死的原因。至於文帝之所以能不死，史書未交代；應該是他當時看起來不具有威脅性吧？
各皇子的命運普遍悽慘，不限於劉邦諸子；《卷四》我們將談到唐太宗諸子的命運，其實差不多一個樣。若放開眼界檢點歷史上各朝代的「諸皇子」，被「誣反」慘死、幽禁的比率非常高。
註二：原文是：「諸侯王，高帝初置，金璽盭綬，掌治其國。有太傅輔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眾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漢朝。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禦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謁者、郎諸官長丞皆損其員。武帝改漢內史為京兆尹，中尉為執金吾，郎中令為光祿勳，故王國如故。損其郎中令，秩千石；改太僕曰僕，秩亦千石。成帝綏和元年省內史，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漢書˙卷第十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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