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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關於歷史的切割問題（3）




這是東西兩方歷史發展的歧異處，歷史條件大不同之故。歷史中國統一後，帝王想砍人腦袋，那就更方便得多了，因為士再也沒其他地方好跑。但長期砍腦袋也不是辦法，最好是洗腦袋。那就是以權力來推行統一思想，建立一套尊君的制度，將帝王與天接上關係，讓人不致產生異念。所以，思想管制就成為必然的現象，而且必然嚴苛。砍腦袋有立竿見影的效果，洗腦袋則需要長時間才能奏效，不過一旦奏效，想改變也需要花時間再把腦子洗回來。

這兩種手段｜｜砍腦袋（「焚書」、「棄市」、「族誅」與「坑儒」）與洗腦袋（「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石渠議奏、宣示圖讖於天下、白虎議奏、師法與家法、黨錮˙˙˙）｜｜都始見於秦漢之際；必須帝王集大權於一身、納天下於一人私囊，統一思想才有成為史實的可能。事實，統一思想是歷史之必然，不只是可能而已。在天下一統之前，做不到這兩點。所以，我認為這樣的歷史切割，不只符合歷史的階段性特質，也才能讓讀史者易於理解歷史。


秦始皇二十六年（西元前221年）一統天下後，到秦始皇三十四年（西元前213）李斯奏聞：「『˙˙˙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髃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蔔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史記˙卷第六》）

這就是「焚書」、「棄市」與「族誅」之令，這是李斯所建議，而為秦始皇所接受；「法令出一」的基礎條件就是「今天下已定」。至於「坑儒」這件事，則是秦始皇自己搞出來的；這發生於秦始皇三十五年（西元前212），他是有一番心路歷程的。「焚書」、「坑儒」，是兩件分別發生於不同時間的獨立事件。

「『吾（秦始皇）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眾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訞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史記˙卷第六》）「坑儒」導因於侯生、盧生叛逃；我們下一文將談到。

從這裡可以知道，他是先焚書，一年之後受侯生、盧生出逃事件的刺激再坑儒的。所坑「四百六十餘人」，相對於戰亂中所犧牲的人數而言，自然只是戔戔之數。所焚之書，相對於後世戰亂所散失、毀棄的，當然也不成比例。同時，秦統一之後到亡朝也不過僅十五年（西元前221-206年）；從秦始皇三十四年（西元前213年）開始「焚書」、「棄市」與「族誅」之令，到秦亡（西元前206年），更只有短暫的七年。

在這麼短的時間，就算有再大的動作，恐怕一時之間也無法完全使得舊的統治傳統淪喪，而完整建立起新的極私統治傳統。所以，秦亡後到劉、項楚漢大戰的階段，都還出現「及高祖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史記˙卷第一二一》）的景象。可見秦之焚坑，固然慘烈，但影響並未如「焚書坑儒」四字所揭示的，與一般印象所認為儒被盡滅的那麼嚴重；舊魯國一帶仍然「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總之，在秦之世，無論李斯的建議或秦始皇自身的作為，都以砍腦袋這種激烈手段，作為禁錮、滅絕思想的方法。但因為時間短暫，就算手段強烈，所能達成的目標恐怕極其有限；何況秦始皇並非絕對排儒，他身邊多的是儒士。

這種思想禁錮、滅絕的工作，要到兩漢繼起，首先以「誣反」清洗功勳重臣，然後諸劉、諸呂互相清洗等，作政治權力上的集中。到漢武帝時，再以「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引導出思想禁錮與滅絕；這才將上述洗腦袋的工作佈局完成。所以，事實上兩漢所承接的仍然還是秦始皇那一套，這才是歷史中國不得不再做一次「極私天下」切割的原因。換句話說，極私統治觀雖然在秦確立，但真正落實則要到漢以後。

這種以砍腦袋、洗腦袋的做法，在秦漢之前是見不到的，思想的純化、單一化，要經秦漢兩朝才徹底完成。思想的純化、單一化，經秦漢兩朝徹底完成後的社會，純然與春秋戰國那種「處士橫議、百家爭鳴」的社會截然兩樣了。由於社會結構的大變化，思想、文化的大轉化，我們便有必要在秦漢之際作下另一切割；因為整個歷史的演化都變得完全不同了。

這是本卷所要說明的重點：秦與兩漢的歷史、文化，是呈現如何的演化方式。我這裡只能說，我長期摸索之後，以相當不同於過去的觀念解讀歷史，希望能找出中國歷史演化的深層動力，並且自以為找到了；以這樣的新的觀念，就教於各位看倌。

以上，僅就上述的那一點點分野，造成了東西歷史、文化的不同的走向。
歐洲統一的時間短，統一的程度低，就使得選舉這樣的機制能不斷若縷。我們看羅馬帝國選舉（包括推舉）這檔事，不管是選真的，還是選假的，總之選舉這檔事貫穿整個歐洲史，根本就未曾斷過。在教會與在世俗權力中，選舉都未斷過。既然選舉從未斷過，那就讓制衡的觀念始終存在。成為今日西方世界崛起的最原始動力之一。當然，人性基本相同，所以，他們的權力也會亂搞；但權力亂搞的程度絕不如歷史中國深。要亂搞，也大都搞到國外去，成為後來所謂的帝國主義；因為在國內，帝王集權從未如歷史中國這麼深，能亂搞的程度，自然不如中國嚴重。

於是東西雙方走上不同的文化情境。不是說哪個文化好，或哪個文化壞的問題，只是說兩者的發展漸趨不同。主要在中國老是出現統一的局面，尤其秦漢兩朝，都採取了完全相同的思想管制政策；雖然秦採砍腦袋，而漢採洗腦袋的不同策略。但管制、禁錮的目標是完全一致的。而歐洲在西羅馬帝國亡後，基本上完全不曾出現統一的狀況。常出現統一，就使得思想管制成為可能；西方當西羅馬帝國在五世紀亡後，不再出現統一的局面，又有基督教分去權力，所以歐洲不可能出現如歷史中國那樣深層的思想管制。

我認為東西歷史發展的差異，主要在於中國總常出現大一統，這利於思想管制；歐洲難得出現統一，這相對不利於思想管制。東西的差異，主要在思想管制的難易而已；管制容易，則思想僵化，思想管制困難，則思想活潑。這定下東西雙方歷史演化不同的基調；為何西方在政治思想上走的是上升的階梯式的，事實，西方也同樣曾經走過下坡路。羅馬共何國轉化為羅馬帝國，不就是個下坡路？只不過他們的下坡路段，比起中國短得多，如此而已。

思想僵化的，導致國家發展受到思想僵化的侷限，所以歷史中國始終出現反覆。這種不斷反覆的狀況，不就是思想僵化的結果？而歐洲就不同了。由於歐洲各國林立，正如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一樣，思想管制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思想管制既然不可能，那諸子百家爭鳴也是必然出現的現象。換句話說，歷史中國曾經出現的諸子百家爭鳴，事實在歐洲更有反覆出現的機會。

這，我們在文藝復興前後就看得不少。這就使得東西歷史演化出現了分歧。

註釋：

註一：轉用《史記˙太史公自序》「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註二：從帝王、宰相、州官、郡縣長˙˙˙乃至於村里長，等等層級逐漸增多，我謂之為社會結構縱深加長。在人類更早期的社會中，社會規模小，社會層級不多，則縱深短。

註三：「另外，最富中國特色的有關『治者與被治者的關係』上及『公民間的關係』上的法律，在西方稱作『政治法』、『民法』，而在中國則統稱作『禮』。對此，張國華先生早有明確地證述：『西周的【禮】，其實就是西周調整貴族內部和同族平民關係的【法】。……只是在西周不叫【法】或【法律】，而名之曰【禮】。』事實上，不僅僅只是西周的『禮』有法之實，無法之名，整個中國古代社會歷朝歷代無不如此。」http://www.civillaw.com.cn/weizhang/default.asp?id=18549

註四：夏桀導致商成為天下共主，商紂導致周成為天下共主；但夏、商兩國還是存在，只是失去天下共主的地位。而周厲王岀亡，周由周公、召公改為共和行政，再由周宣王繼位。

註五：請參閱Edward Gibbon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席代岳譯，聯經出版，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