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出自谷應泰之手
《明史紀事本末》，一作《明鑑紀事本末》，又作《明朝紀事本末》，乾隆時被編入《四庫全書》後，才通行今日的名稱。全書共有80卷，仿傚南宋袁樞《通鑑紀事本末》的體例，將起自元順帝脫歡帖木兒至正十二年（1352）到明思宗朱由檢崇禎十七年（1644）年的史事，編為一書。
《明史紀事本末》，舊題為谷應泰（1620－1690）所作。谷應泰，字賡虞，號霖蒼，直隸順天府豐潤縣人，順治四年（1647）進士。順治十三年五月，谷應泰以戶部郎中出任浙江提督學政，在任期內，谷應泰召集文士，編纂了80卷近200萬言的《明史紀事本末》，來作為自己提督學政的業績。《明史紀事本末》在順治十五年（1658）冬成書，谷應泰邀請時任國史院大學士的傅以禮替此書作序。不過在書成後兩年，谷應泰卻遭到御史董文驥的彈劾，稱書中對清朝有不敬之語，但經調查後並非屬實，但谷應泰從此就遠離仕途了。
另有《明史紀事本末補遺》，共有六卷。此書有學者認為是出自谷應泰等人之手，但書關明清朝代更迭敏感之處，而自成一書。不過也有學者認為《補遺》與《本末》的作者不是同一群人。再另有彭貽孫（1615－1673）所撰的《明史紀事本末補編》五卷。
但《明史紀事本末》的成書長久以來受到學者們的質疑，因為谷應泰既提督學政，又在短短兩年間，編出《明史紀事本末》，並和當時任浙江布政使的張縉彥編了一部《杜詩分類全集》，以谷應泰一人之力，似不可能獨力編纂此書。且谷在之後被御史董文驥彈劾，因而罷官。罷官之後谷應泰的著作都與歷史無關，很難讓人不質疑《明史紀事本末》是否出自其手。
最早對《明史紀事本末》的成書公案做系統整理的是近人謝國楨，他在《晚明史籍考》中引用了兩種書中的說法，但都沒有詳錄全文，筆者詳引如下：
《四庫全書》＜明史紀事本末＞提要：
（《明史紀事本末》）國朝谷應泰撰。應泰字賡虞，豐潤人。順治丁亥進士，官至浙江提學僉事。其書仿袁樞《通鑑紀事本末》之例，纂次明代典章事蹟，分目八十，各詳著其端委。於時明史尚未刊定，無所折衷，故紀靖難時事，深信《從亡》、《致身》諸錄，以惠帝遜國為實于滇黔游跡，載之極詳。又不知懿安皇后死節，而稱其青衣蒙頭步入成國公第。俱不免沿野史傳聞之誤。然其排比纂次，詳略得中，首尾秩然，於一代事實極為淹貫。每篇後各附論斷，皆仿晉書之體，以駢偶行文，而遣詞抑揚，隸事親切，尤為曲折詳盡。考邵廷采《思復堂集》＜明遺民傳＞ 稱：「山陰張岱，嘗輯明一代遺事，為《石匱藏書》，應泰作《紀事本末》，以五百金購請，岱慨然予之。」 又稱「明季稗史雖多，雖體裁未備，罕見全書，惟談遷編年、張岱列傳，兩家具有本末，應泰並採之以成紀事。」 據此應泰是編取材頗備，集眾長以成完本，其用力亦可謂勤矣。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傅以禮＜明史紀事本末跋＞：
案徐倬＜倪文正公年譜跋＞稱：「倬入谷霖蒼學使幕中，命倬同張子壇為《明史紀事本末》，其於＜崇禎治亂＞一篇，載公奏疏最多。紀事體製每篇俱綴一論，獨於＜東林黨議＞一篇，不復作論，祇綴公數語於其後，以倣司馬遷紀秦以賈誼＜過秦論＞為贊」 云云。
又此書尚有《補遺》六卷，藏書家罕見著錄，惟吳壽暘《拜經樓藏書題跋》紀載之，云：「舊鈔本《紀事本末補遺》二冊，不分卷，亦無序目，撰人名截去。首冊為《遼左兵端》、《熊王功罪》、《插漢寇邊，二冊為《毛帥東江》、《錦寧戰守》、《東兵入口》，凡六篇》。」吳氏舊鈔今歸陸存齋心源，曩曾假讀，錄得副本。其書體例，全仿谷氏，祇末篇無論為小異耳。觀卷中附註有「詳＜流寇之亂＞、＜崇禎治亂＞」等語，此兩篇乃此書中子目，乃為一書。後以事關昭代龍興，恐有嫌諱，授梓時始別而出之，如鄒漪刻《綏寇紀略》特闕＜虞淵沉＞中、下兩篇，未可知也。所以載皆此書所遺，依此書一篇一卷之例，改題《明史紀事本末補遺》，勒為六卷。今處不諱之朝，俟得另本校讐，當壽諸梨棗，與此書相輔相行，附識之以當息壤。
葉廷琯《吹網錄》卷四＜辨明史紀事本末非竊書＞條：
《明史紀事本末》八十卷，谷應泰撰。四庫提要採邵廷采＜明遺民傳＞稱
：「山陰張岱，嘗輯明一代遺事，為《石匱藏書》，應泰作《紀事本末》，以五百金購請，岱慨然予之。」又稱「明季稗史雖多，惟談遷編年、張岱列傳，兩家具有本末，應泰並採之以成紀事。」云云。顧舊傳應泰有竊書之謗，孫氏《讀書脞錄》述姚際恆語云：「《明史紀事本末》，本海昌一士人所作，亡後為某以計取，攘為己書。其事後總論一篇，乃募杭諸生陸圻作，每篇酬以十金。」始知其說起於姚方言《庸言錄》，所謂某者，即應指應泰，惟海昌與張岱里籍不符，孫氏謂此說不知所據 。至近時陸定圃教授以湉《冷廬雜識》中「儕諸虞預竊王隱《晉書》，郭象竊向秀《莊子注》之列，而云張岱《石匱書》，谷應泰得之改名《明史紀事本末》，與戴東原《直隸河渠書》，為王履泰冒名，改作《畿輔安瀾志》者」 並舉。蓋即本之姚說，而參以提要所云。然余嘗見鄭茞畦《今水學略例》內一條云：「曩從朱竹垞先生游，一日語余曰：『吳興經史學稱極盛，六朝唐宋元明，說經者林立，廿一史中撰本，居三明史概亦不媿作者。谷氏《紀事本末》，徐蘋村著。蘋村諸生時為谷所識拔，故以此報之。然谷氏以私撰受累，蘋村得脫然幸矣。』」余謂竹垞與徐、谷同時，能指實其人其事，自必見聞甚確，不作無稽之談。且茞畦亦非輕信之人言之人。視姚漫指海昌士人，及亡後計取者不同。是此書之撰，自徐倬而非張岱，得由報贈而非竊冒，似可信矣。至遺民傳所云，谷購張書，亦非虛語。蓋由應泰思輯《紀事》一書，蘋村聞之而知所以報，即託谷名購張書為藍本，纂成《紀事》以獻，應泰受之，乃聘麗京撰論鋟木，故世但傳應泰之購書輯史，而不知有蘋村，然則＜提要＞但聞其始事所言者。應泰撰書之本計，竹垞及見其終事所言者，應泰得書之實跡也。第私撰受累事，竹垞未及詳言，提要亦不著一語，此當更從昔人記載中求之。
根據上引各家論點的說法，加上後人之研究，《本末》成書之由來可規納為數點：以張岱《石匱書》改為今名、攘竊談遷《國榷》改今名、徐倬代作此書。筆者略述於下。
（i）以張岱《石匱書》改為今名
陸以湉《冷廬雜識》中所提的谷應泰攘張岱《石匱書》改為《明史紀事本末》一說，學者多不相信。謝國楨稱：「晚近見張岱《石匱》一書，一為紀傳，一為紀事本末，顯為二書。」 另趙鐵寒＜關於明史紀事本末的一段公案－明史紀事本末，跟張岱、談遷、徐倬、陸圻等人關係的初步清理＞文中推論張岱和谷應泰「過從甚密」，並且谷應泰向張岱購書，並改為紀事本末體，「所以決不能加谷氏以『抄襲』或『盜竊』的罪名」 。陳錦忠、陳祖武也都沿謝國楨之說，認為陸以湉的說法是子虛烏有 。所以，改名之說不可信，是學者所公認的。
而購書一事，張岱在＜與周戩伯＞書中稱：「今幸逢谷霖蒼文宗欲作《明史紀事本末》，廣收十七年朝報，充棟汗牛。弟於其中簸揚淘汰，聊成本紀並傳。」 俞樾則依此資料否定了購書之說，他在《茶香室三鈔》卷14＜明史紀事本末＞：「據此（＜與周戩伯書＞），則谷氏、張氏各自成書，張氏之書且藉谷氏之力而成，謂谷氏以五百金購之張氏者非矣。」但筆者認為俞樾此說有誤，因為＜與周戩伯書＞講的很清楚，張岱所用的是崇禎一朝的「十七年朝報」，這是張岱修《石匱書》崇禎一朝 的資料，這不過是全書的一部分。谷應泰購書，有可能是購崇禎以前張岱已完成的部分，所以《本末》與《石匱書》內容才會有那麼多相似之處。所以可以肯定的是谷與張在資料上有所往來，張岱取谷應泰所藏資料，以成《石匱書》崇禎一朝的資料，谷則利用張岱的《石匱書》的其他部分，編為《本末》，這是有相當可能性存在。
（ii）攘竊談遷《國榷》改今名
葉廷琯在《吹網錄》中把海昌士人當作張岱，但在繆荃蓀《雲自在龕隨筆》中的說法稱：「《明史紀事本末》八十卷，海昌士人談遷作。原有＜遼左兵端＞、＜熊王功罪＞、＜插漢寇邊＞、＜毛帥東江＞、＜錦寧戰守＞、＜東兵入口＞六篇，則谷應泰所刪。後論陸圻撰」 引出了攘談遷《國榷》的說法。但此說一直為學者所討論，趙鐵寒與陳錦忠在文章裡都引用。事實上，繆荃蓀的說法似脫胎於傅以禮的＜明史紀事本末跋＞，但後世學者們都主張攘《國榷》改今名的說法不確，因為《國榷》與《本末》體例完全不同，且許多談遷傳記都沒有說到談遷曾寫過《明史紀事本末》一書。某些說法指《國榷》初稿曾被盜，與谷應泰有關。陳祖武加以辨明，他說：「談遷的《國榷》初稿被盜，事當順治四年八月，此時谷應泰遠在北京，直到十餘年後他才南下浙江任職。因此偷竊《國榷》與他毫不相干。至於這部竊稿，後來固然為他所得，並的確成為《明史紀事本末》的重要史料來源，但是只要將二書略加比照即可看到，本書絕非《國榷》的簡單抄襲。」 參照上述說法，《本末》攘竊談遷《國榷》而成的說法不確實 。但談遷《國榷》是《本末》的主要參考書籍，這是無庸置疑的。
（iii）徐倬代作此書
從各種記載來看，徐倬有參與《明史紀事本末》的修纂，答案是肯定的。但徐倬是獨力寫作此書，後贈與谷應泰的「報贈」之說，或是徐倬和張子壇等人同入谷應泰幕中，修成此書。這兩種說法，就眾說紛紜了。但徐倬自己在＜倪文正公年譜跋＞裡都說他是和張子壇同修此書，所以後世學者大都肯定徐倬有參與谷應泰修書之舉，而徐倬作書贈谷應泰以報的說法不確實。 而張子壇其人，趙鐵寒、陳錦忠都疑其是張岱，而陳祖武認為是張岱同族人。 但考之史料，張岱在《明史紀事本末》的成書裡，扮演的角色是晦暗不明的，只是，《明史紀事本末》有相當大的部分是引用（抄襲）張岱《石匱書》、《石匱書後集》。
（iv）《明史紀事本末》正文部分作者為何人之推論
溫睿臨《南疆逸史》列傳39＜張岱、談遷傳＞稱：「谷應泰既購得張岱紀傳，復得談遷《國榷》，因集文士輯《明史紀事本末》，蓋兩家體裁較他稗史獨完具。」
俞樾《茶香室三鈔》：「疑谷公著書，招集浙中名士助之，蘋村與陸圻或同預其役耳。」
王樹枬《勝水戺言》：「霖蒼當日購買張書，聘請徐蘋村、陸麗京諸名士代為編纂，皆屬事實，而增刪筆削，谷氏實總其成。」
而趙鐵寒則認為《明史紀事本末》是由谷應泰統整徐倬與張子壇等人寫的稿子，刪改潤色而成的，此種關係，類似司馬光和劉恕、劉邠、范祖禹的關係。陳錦忠認為《明史紀事本末》內容與張岱的著作有著相同，故推論是谷應泰有參與此書的編寫，而由徐倬、張岱等人助寫。但主要的撰者是張岱。陳祖武和徐泓認為主要的編纂人是徐倬與張壇。
筆者認為，谷應泰是否有參與修書之事，仍無定論，但筆者推測，谷氏在成書所扮演的角色，應只是掛名。若谷應泰真如王樹枬或趙鐵寒所說，有對文士們所編纂出來的草稿，作「增刪筆削」的工作，那為何谷氏在他之後的詩文中，毫無與歷史相關的篇章，這與趙鐵寒所說的司馬光有極大的差距，司馬光真做了《考異》，而谷應泰一點心得也無，豈不怪哉？
另外尚有徐倬所說的張子壇者。趙鐵寒引用周壽昌《思益堂日札》稱：「張子壇，殆即張岱之號也。」並認為岱字子壇，符合封禪之祭意。 不過陳祖武認為張子壇實為張壇，而張岱有一族弟名張培，張壇似與張培有關。筆者認為，張壇與張岱應非一人，因為張岱並沒有參與《本末》的修纂，詳見後文。
此書主要的編纂者應是徐倬、張子壇等無誤。而陸圻有無參與修書，則在後文討論之。
而張岱在《本末》成書上所扮演的角色一向為論者所討論。謝國楨在《晚明史籍考》中認為「是書多謂出諸張岱之手」、「想張氏曾與谷氏編纂一役」。 陳錦忠說《本末》中許多篇章、史論都與張岱作品相類似，故認為張岱有參與《本末》的修纂。中國學者胡益民在《張岱評傳》與＜張岱史學著述考＞指稱，《明史紀事本末》有五分之一的篇章與張岱《石匱書》相同，所以認定張岱參與了《明史紀事本末》的修纂。 但陳祖武引用的溫睿臨、邵廷采等人的張岱傳記 ，認為張岱是否為《本末》的撰稿人，仍須存疑。
筆者認為《本末》內容雖與《石匱書》相同，但有可能是《本末》直接轉錄《石匱書》內容，且有張岱賣書之說。其次，張岱以名士自居，並以寫史自任，既已寫作紀傳體《石匱書》，又為何再寫《明史紀事本末》，況且以一明遺民入提督學政谷應泰之幕中，與徐倬一類士人為伍，書成後又冠以谷應泰之名，就目的論而言，張岱作《石匱書》又作《本末》，是有些奇怪且不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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