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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7-30 21:20:17 | 人氣(13,660) | 回應(0) | 上一篇 | 下一篇

美好的讀書之地/詹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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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美好的讀書之地/詹宏志

 

(本文原載於2013年《壹週刊》專欄 632633期)

 

 

 

 

在中文世界來說,美好的讀書之地,我指的就是我們自己的家鄉:台灣。

 

但這個「美好的讀書之地」,按照我一些出版界老朋友(以郝明義為首)的說法,即將受到「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威脅,只要印刷領域對大陸開放,中國大陸出版、印刷、圖書發行、零售那個「四頭一身」的巨大怪獸就將順勢吞噬台灣,台灣美好的出版與閱讀生態也將萬劫不復。

 

郝明義先是發表了公開信,然後又號召了各大圖書、出版公協會召開記者會,我看了連署的名單,看到好多老朋友(包括王榮文、曾志朗、王浩威、韓良露等)也都簽名了,他們的見識與人格都是我熟知的,所以我相信應是出於真心,絕非為了私利。只是我怎麼看,都不覺得這件事的意義是如此,也不贊成這個毀滅性的推論,忍不住想寫一篇文章。

 

但是,寫這篇文章的立場又讓我無比艱難,一方面我離開出版業已有一段時間,思考讀書出版事情的機會已少,我的看法也許不容易比這些老朋友正確;更糟的是,「服務貿易協議」的某些條款,我現在所從事的行業(電子商務)又正好是「得利者」,一般大眾又怎麼相信我並無私心?

 

事實上,我並不反對「服務貿易協議」逐條審議、逐條表決,也贊成聲明當中說的「有些產業開放條件談得好的,就開放;有些不能接受的,就該刪就刪,該改就改」 這樣的訴求。畢竟,「服務貿易協議」牽涉行業甚廣,我也沒有能力判斷是否有些行業將受到嚴重衝擊,代價大到全民難以承擔,如果有這樣的事實,就算有人(包括我自己在內)得利,我也願意站出來反對。上述簽名的文化界人士當中,也頗有認識我多年的老友,他們可能也願意相信,我說這樣的話同樣出於真心。

 

我要討論的並不是「服務貿易協議」的影響,而是台灣如何維持成為中文世界「美好的讀書之地」。

 

三年前(2010年),我應香港「光華文化中心」的邀請有一場演講,我提供了一個奇怪的題目叫「在外星球閱讀香港」,副標題則是「香港做為華文中心的回顧」;我要說的其實是一個台灣鄉下小孩成長時期在封閉環境受到「香港出版」影響的故事,香港對那個連台北都不曾去過的小孩真的「差不多和外星球一樣遙遠」。

 

當然,做為一個小孩的我,並不一定知道我讀的書(譬如《讀者文摘》或《今日世界》)是來自香港的出版品;但有些讀物的「奇怪用語」卻不得不讓我注意另一個「中文」的存在(這個例子是《南國電影》的「荷里活」通信),因而從兄姊處得知有一個「美好的地方」叫香港。

 

是的,八○年代以前中文世界「美好的讀書之地」指的是香港,不是台灣。因為台灣當時還不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地方,一切關於中國、台灣前途的討論,只能發生在香港;我們不僅要通過香港「窺探世界」(譬如通過《今日世界》雜誌和「今日世界出版社」的數百種譯作窺探美國),也要通過香港「觀看自己」(當時黨外雜誌尚未興起,香港的《明報月刊》、《七十年代》是批判國民黨統治更重要的知識分子論壇)。台灣的禁書,也要透過香港得到補充(我在大學時期讀到的陳映真作品,就是朋友借給我的香港版本)。

 

市場狹小、讀者有限、文化發展條件困難的香港為什麼會變成「華文出版中心」?

 

我要說,這只不過是因為她開放而自由。

 

當然,我這樣說是「簡化」了她的成功條件;除了言論自由,香港當時的富足與包容,也吸納了對國、共兩黨俱無好感的流亡知識分子,花果飄零的文化菁英有了棲身 之地;加上她與世界的「相接位置」(我指的是她與英語世界的接壤),也別忘了她的「基礎建設」良好(交通、通訊基礎良好、人工成本及稅率低、經營環境穩定等),這共同造就了她有中文世界的中心位置。

 

我這一個世代的讀者,都「欠」香港一個啟蒙之情;我們對世界和自己的認識,有一部分來自香港做為媒介。當我們有機會到香港,我們會想盡辦法去買一套《金陵春夢》(當年是台灣讀者想要掙脫「官方說法」,了解國民黨與蔣家「如何失去大陸」,《金陵春夢》提供了一個「八卦型」的歷史詮釋,有點像是今天大陸讀者出國要買一本《毛澤東的私人醫生》一樣);我們也通過香港,有機會可以買到大陸的出版品、甚至是更寬廣視野的英文書。

 

相對於當時禁錮的台灣,香港是一個透光的所在。到了九○年代,台灣民主運動已經有了美好果實,言論自由已經不匱乏,香港政論雜誌討論台灣政局,看起來已經搔不著癢處;台灣人眼界也開了,連英文書的進口都不比香港遜色(我相信現在是超過了),何況還有基礎雄厚的日文書進口歷史及其讀書風氣。在九○年代,香港對大陸仍比台灣「內行」,她還能扮演兩岸中介的角色,但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之後,加上網路興起,這個角色也逐漸消失了(我有時候覺得是香港人自己放棄了這個角色,她如果認真客觀把中國賣給台灣,把台灣賣給中國,這件事本來也是可為的)。

 

如今,在讀書一事,我覺得我已經不需要香港了。如今,我若來到香港,仍然忍不住要往書店走走,到辰衝書店、商務印書館或各家二樓書店去看看,也總能買到幾本喜歡的簡體字書或英文書,但我內心明白,台灣其實已經有足夠或者更多的選擇;在書架 上,繁體字與簡體字書肩並肩、和平相處,任君選擇,不再只是香港書店專屬的景觀。

 

雖然我的香港朋友不一定有我這樣的感受體會,香港這個社會也不曾向我討回任何人情或報答,但我內心總覺得,除了某種「閱讀香港」的回憶之情,我們仍應該向她致意、致謝、致敬,只因為她曾經賜予我們一整個世代的啟蒙。

 

香港,之所以曾經數十年成為中文世界的中心,正是因為她代表我們其他中文使用者一種對自由的嚮往,一種多元文化寬容度的示範,以及代表了一個見多識廣的觀景器。

 

如今台灣不再依賴香港了,某種程度我們已經自給自足了,但我們能代替她,做為有同樣意義的中文世界中心嗎?

 

我們能做為其他地方的中文使用者嚮往的自由、豐富的「內容之地」嗎?我們能讓大陸或香港的愛書人覺得有生之年一定要來到台灣,見識這個「美好的讀書之地」 嗎?我們能讓大陸的出版者、編輯和作者覺得生涯上一定要來參與台灣的讀書界,享受知識的自由撞擊與交鋒嗎?我覺得,我們還不是這樣一個地方,我們雖然不壞,但我們只是自了漢,我們還不是那位普渡眾生的東來之人。

 

回想香港的例子,香港是怎麼樣在那個年代成為「華文出版中心」?是香港出版事業的「規模化」嗎?顯然不是。她根本是個「不設防」的市場,英語世界的大出版集團(像「讀者文摘」、「朗文」與「牛津大學」)要來「侵略」中文市場,她淡然以對;「中資」背景的媒體或出版集團要來「污染」香港居民思想,她也無動於衷;國民黨的文化事業要來香港從事統戰,她也彷若渾然不察;她更未曾「照顧」香港當地嗷嗷待哺的微型或奈米級出版企業。但重點是,「大家」都來了,「中 心」就形成了;事實上,自由加上多元,老百姓見多識廣,根本沒有人騙得了他們(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做不到);而香港的出版也變得比她本身應有的市場還要大。

 

對我來說,這才是出版事業的重點。從前台灣的讀書人來到香港,總覺得機會難得,要趁機買點雜誌、買點書,甚至早上買好幾份報,目的就是「享受」那種暢所欲言的自由氣氛;現在大陸人來到台灣也一樣,誠品書店買幾本書,晚上關在旅館看談話節目大罵馬政府,嘖嘖稱奇,他們也覺得「享受」了台灣某種自由暢快的空氣。

 

如果是這樣,為什麼台灣要「擔心」中國大陸的「出版」來台灣?對,我說的是「出版業」,還不是此次服務貿易協議裡開放的「印刷業」。如果台灣的出版業同行害怕「印刷」夾帶出版,因而反對「印刷業」開放;我覺得這些老朋友應該再想一下,甚至倒過來考慮「全面開放」出版業的可能性, 讓「印刷業」去擔心或斟酌服貿協議裡開放印刷的得失。至少,從全面開放出版業的觀點,我認為對台灣是「有利的」。

 

別種產業我不完全確定,但對於廣義的「出版業」(或更準確的說是任何一種「知識服務業」),我很確定「開放者」都會勝過「閉鎖者」,言論自由的地方都會勝過思想管制的地方。台灣如果能夠變成中文世界最開放、最自由的地方,我們就會是中文世界最重要的出版中心。

 

讓我用一點「劇情描述」的方法來推想這個情境。假如台灣撤除一切關於「書刊進口」與「投資出版」的限制(現在我們對美國、日本等大部分國家幾乎已經沒有限制,但對大陸還有重重關卡),而台灣的出版業者也很努力主動地「招商」並合作,在這種情況下,不僅簡體字書(大陸出版品)會在台灣充分供應(包括那些出版後又被查禁的),大陸的出版組織(雖然主體都是國營且負有「政治任務」的)也都渡海來台開分公司或投資台灣新公司(沒有來的,也會有台灣公司試圖要「代 理」它們),這個結果將使台灣成為「中文出版物」最豐沛的地方,它將是想購買中文書的人的「麥加」,不僅是鄰近的香港、新馬愛書人要把台灣當做購書求知的朝聖之地,對大陸遊客來說,台灣也不再只是購買「鳳梨酥」和「面膜」的消費之地,愛書人將會知道台灣是重要的購書之地。甚至,你可以想像,全世界圖書館如有採購「中文書」的需求,台灣將會是「一站購足」最好的地方。

 

這還只是表面的故事,底層的故事則更為深沉。在歷史上,印書、出書最自由的地方經常成為百家爭鳴的文藝復興之地,這並不是靠貿易壁壘會完成的;近年來的國際貿易談判,當然也包含了各種關於著作財產權的談判與保護,特別是針對「盜版」的智財損失而來,但自由國家很少針對極權國家就「著作自由」形成「交換式」的談判,也就是說,日本人不會說,「你讓我的NHK落地,我才讓你的中央台落地。」 引進中央台的節目,是根據日本社會的需要,如果有助於日本人理解中國,日本就會引進,中國大陸不引進NHK,損失是中國,而不一定是日本。

 

台灣小,中國大,這是一個天生不公平的事實,在和大陸打交道的時候,台灣當然要有一點智慧和策略,才能得到最符合台灣利益的結果。但在出版或一切傳播內容這件事上,「開放」才是台灣的力量。台灣,如果不能在全世界華人當中,建立起最民主、最自由的形象,只比大小,或只比利得,我們根本得不了利。今天中國大陸還願意對台灣「讓利」,圖的當然有一些特殊的政治目的;但我們倒過來,在思想和言論的層面上,不該講利,我們應該創造一個對照的環境,散發一種明確的訊息:「世界上有許多由華人構成的政治實體(也就是有很多個「中國」),台灣是眾多「中國」當中,那個「較好的中國」或「最好的中國」,擁有較好的文化和較美好的生活。」

 

這個概念是符合真實也沒有誇大的,也是唯一未來能夠做為華人訴求的。但我也覺得還不夠,因為我們在很多事情上沒有顯示出「友善」和 「氣度」。在出版上,我們擁有「自由」,卻不許別人「自由進來」,這兩件事是矛盾的;就好像,在人權上,我們已經頗有「進步意識」,卻不給「陸配」、「越配」同等的尊重,我每次看到這樣的例子,都覺得台灣是個「小氣」或者「人格分裂」的社會。

 

台灣對大陸出版品應該完全自由,圖書進口還要審查批文實在應該免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台灣還有「大陸地區出版品電影片錄影節目廣播電視節目進入台灣地區或在台灣地區發行銷售製作播映展覽觀摩許可辦法」這種落伍的玩意);台灣對大陸雜誌想來台灣出版台灣版應該完全歡迎,大陸出版社要來設分公司也完全歡迎,作家或編輯想來台灣工作也應該盡量簡單、減少限制,這些都是台灣變大、變重要、變強壯的方法,而不是失去「市場」。

 

有人會說,台灣人買書的金錢就是這麼多,開放來了各家大陸出版社,台灣的出版業不是會很慘嗎?當然,參加者眾,競爭激烈,出版社的生存是會變得較困難的,所有的出版社如果不能不斷創新、了解讀者需求、管理效率化,它們(包括從大陸來的、或美國來的出版社)是會被淘汰的,但好的作者和好的編輯在競爭下會得到較好的「報酬」(價格),讀者(消費者)會得到較好的服務,這是經濟學原理早就告訴我們的事。

 

如果台灣的出版市場競爭這麼慘烈,留下來的人一定是最出色的人,他們是身經百戰、通過市場考驗的人,當大陸社會有自由、有自信且願意開放,來自於這個地方經過考驗的出版人,一定是那個大時代大展鴻圖的人;在出版領域裡,「無台不成鎮」的描述,或許也是適切的了。

 

是的,至少在出版這件事上,台灣開放,大陸不開放,是我們最好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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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源  https://plus.google.com/+octwchen/posts/4RHprp7okey

 

 

台長: 一個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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