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專訪詹宏志談「單一中文市場的大時代」
(詹宏志接受《書香兩岸》訪問, 2010年)
本文轉載自 ＜貓頭鷹書房＞
書香：在大陸出版合縱連橫的時代，您作為一名前臺灣出版人如何看待臺灣的出版？
詹宏志（以下簡稱詹）：我沒有辦法替我的臺灣同行發表什麼觀點，但是如果我今天還在從事出版的話，哪里有讀書的人，哪里就是我服務的人，我的範圍是沒有限制的，除非有人限制我。在過去我是不能做這個事，因為我受到限制。在城邦的時候，我一年授權到大陸來的書大概有超過2000種左右，其實量不少，但是我不能做第一線的出版，不能直接去理解讀者在想什麼事，我也沒辦法第一線去想像這個社會在這個階段需要哪一個類別的選題，來和讀者對這個世界的想法對應，這本來是出版最有意思的工作。
對臺灣的出版者來說，它有幸運和不幸的部分，幸運的是它使用中文，中文現在是有價值的語言——有經濟價值的語言，用中文可以產生很大的經濟規模，這在我的時代是沒有的。但它的不幸也是因為他使用中文，它有可以像新西蘭那樣，大家都有書讀，卻不需要出版社。當然在現在臺灣的出版，用中文這件事有它的挑戰，因為中文正在慢慢形成一個有地方性特色的single language。
書香：“單一的中文市場”最早好像是由您在1996年提出的？
詹：不，在1986年就提出了，在香港的一個演講中。在我看來，中文正在形成一個互通的、流動的世界。1986年的時候，兩岸的出版交流還是封閉的，但是已經開始流動了。那個時候我在臺灣每出一本書，“警備總部”就會找我約談一次，可是已經不會把我抓起來了，已經進步了，我的上一代出版社人出這樣的書就會被抓起來。那現在呢，大陸出臺灣的書大部分時候也是不會有什麼問題的。所以內容的流動已經發生了，只是出版的行為還沒有完全發生，你要到臺灣開出版社可能還有難度，臺灣要到大陸開出版社也還是不容許的，不過我猜想也沒有很遠。
在出版裏，中文在形成一個大的、單一語言市場。我不喜歡用“單一市場”這個字。這是一個每個人都可以參與的語言市場，可是當中文形成一個市場的話，就不只是使用中文的人，而是全世界都要進來這裏，看看這個市場可以怎麼做。美國人要來，日本人要來……他們會把他們的知識用中文的方式表達，他們會通過各種方式跟大陸合作，甚至未來如果許可，他們也會把大陸最大的出版社買下來或者做投資，這些事都會發生。
從某個角度看，臺灣的出版者面臨的是在一個中文化市場，大規模化裏被風險化的處境。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大陸出版不會留在這裏，它會繼續發展，而且會有跟世界流動的開放性。到那個時候，對中文內容有瞭解的人，又有一個很大的空間，這個空間會比過去單一的臺灣市場要來得大。當然從臺灣的出版社來說，關鍵是你對出版的理解是不是比別人多，如果你能把自己變成那樣的人，我覺得那是一個大時代，一個對臺灣出版社來說很有機遇的時代。
書香：那您覺得現在兩岸四地的華文出版市場，跟您1986年所設想的單一語言市場是否接近？
詹：就差在出版上，內容和讀者都沒有差距，對作者來說沒有問題，就出書的人來說，書在哪里出是沒有限制的，對讀者來說，只要你願意讀也可以買得到。現在是仲介服務出版來說還有蠻多的限制。
出版歷史會影響未來
書香：在單一的中文市場裏，兩岸四地各自的核心競爭力在哪里，或者是說他們擅長的地方在哪里？
詹：擅長這個詞有兩個意思，一個是過去他累積了什麼know how，讓他未來有位置；另外一個意思，他尋找自己什麼樣的定位，想要努力去發展它。一個是主觀的，一個是客觀的。就歷史上來說，臺灣這幾十年出版的發展，如果去東南亞看圖書市場，是可以看出一點訊號來的。
因為海峽兩岸對書的流動和管理是有一點限制的，所以你看不出來個別書的優勢和劣勢，但是跑到其他地方去看就不一樣，比如說香港，簡體書和繁體書肩並肩放在書架上的，某些書讀者會選大陸的，某些會選臺灣的，那個時候你就會看出來，某些書臺灣是有優勢的，某些大陸是有優勢的。
馬來西亞吉隆玻最大的書店叫紀伊國屋，是一家非常漂亮的日本人開的書店。你進去裏面看，有70%是英文書，有30%是中文書，這是一個講馬來文的國家。它本地出版的書很少，都是些跟教育有關，跟回教教義有關的書，還有由國家贊助出版的文學書，一些很暢銷的雜誌和報紙，這是馬來西亞出版大致的情況。
我們再來看7：3的比例，對馬來西亞人來說，要取得比較多的、有教養的知識，他們至少需要學習一門外國語言，要嘛是中文要嘛是英文，不然他們得不到足夠的知識。再來看架上30%的中文書，有七成來自臺灣，三成來自大陸。臺灣書的價格大概是大陸的三到四倍，你再看類別，會發現，對馬來西亞人來說，他要看的並不是黃春明的小說、白先勇的小說，小說的文學性可以共同，但是社會性，就只是愛好文學的人會去關注，所以那個比例是一定的。對馬來西亞的學生來說，他為什麼要費盡力氣去學一種陌生的文字呢？他是學簡體字的地方，但是他買70%的繁體書，因為有幾類的書，對馬來西亞讀者來講還是比大陸的書親切，比如商管類。
儘管大陸這幾年也出版了很多——這個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有關係——可是出版的時間很短，也就只有這十幾二十年的出版歷史，所以儘管書出得這麼多，但是品質是沒辦法保證的。在美國出一本管理類的書，每一本新書如果沒有做到經典沒有做的事情，是不可能被出版的，因為有累積的知識做基礎，新書一定要有新的東西。臺灣follow這個事情已經20年了，現在慢慢已經積累一個概念：如果這個人書裏說的概念沒有超過前人就不要出。如果一本新的商管類的書出版，一定有一個東西是可以說得出來的——編輯可以說得出來的，出版社可以說得出來的，書店可以說得出來，讀者也說得出來，但是在大陸這是不可能的。
所有的書，好的壞的全部一起出來，你要自己想辦法，因為你在這個階段。70年代的書，80年代的書，2000年的書一起出來，你甚至來不及辨別它的歷史淵源，誰在前誰在後，因為它都是新書。在大陸這樣出版沒有問題，因為有大量的人要工作，會去驗證、消化它，再過十年順序就出來了，就會產生一個概念，這個概念是可以跟臺灣的書比的，但是現在大陸還不能做到這點。臺灣每出一本管理類的書一定比大陸的要好很多，因為那個背景是：出錯了是沒有人會理你的，書評人不會給你好評，讀者不會買賬，因為讀者也已經是內行了。這樣的書，經過臺灣出版人的挑選再出口到東南亞國家，對他們的讀者來說，脈絡是很清楚的。
應用知識類的書，講橋樑、機械的，東南亞國家的讀者過去仰賴臺灣書幾十年了，現在大陸書雖然是一個新的來源，但語言環境不一樣了，專業名詞不一樣了，他要重新接受，這個要大陸海外移民的數量慢慢增加起來才有辦法替代。實際上臺灣在影響東南亞等其他華文閱讀地區，真正的力量是來自是應用科學、生活類、商管類，而不是文學，這個是你可以看出來的，是跟每一個社會的出版歷史是有關係的。
香港呢，它在entertainment這件事上是很有優勢的，在今天兩岸三地沒有人能夠出到原產地像金庸這樣的小說。你去哪里找？沒有了。這是香港作為娛樂中樞時期所產生的東西。但是現在來到了一個高度，其他地區也還是不容易產生超越香港高度的東西。不過現在的香港原有的一些優勢散得差不多了，所以它的未來是比較難的。
書香：我曾經聽過關於香港出版的一種說法，越香港越世界。
詹：有道理。未來香港也許有一個位置是有機會的，它畢竟是跟世界有最多聯繫的一個華文地區，所以如果它願意做華文地區往英語出版的總代理，是有可能的。就是說，它儘量發展英語出版業，但是講的全部是中文世界的事，出一個《中國法律五百問》、《中國投資五百問》之類的東西。香港是完全理解西方的，大陸人出這類書是不會比它厲害，因為你不知道西方人需要什麼，不知道會在什麼地方產生誤解，因為大陸接觸西方的時間沒有香港那麼長，對香港來說，要把一本書送到英國的出版社、美國的出版社是比大陸容易的。
回到東南亞華文出版的發展，要看它的有沒有能力變成解釋整個東南亞地區的HOW。東南亞跟亞洲地區命脈相關，東南亞的華文出版如果能做到有能力解釋印度、南亞等不同國家的政治宗教、宗教、市場的出版和研究，它會影響其他的華文地區。因為我們也需要知道那些地方。我在馬來西亞有分公司，可以輕而易舉找到會講馬來文的華人，他講英文也沒問題，對他來說，整個跟馬來語地區相關的地區，從馬來西亞一路到印尼，這兩億多的人口，他全部是通的，而且歷史他是瞭解的，因為他是當地人，他有一個可以cover一個地區的能力，如果你要進入那個地區，就需要那樣的人。所以，他們當然有東西可以教我們。
中國對他們有多重要，出版就有多重要
書香：您如何看待華文出版在歐美地區的發展？
詹：不用很擔心，這幾年國際上翻譯中國的作品已經非常的熱鬧的。余華啊，蘇童……。
書香：可是也就只有他們啊，其他的還是比較少。
詹：不不，你要拿這個跟十年前比。這個事情是中國對他們有多重要才可以解決。我舉一個我自己親身經歷的例子。我在80年代開始去法蘭克福書展。我第一次去看西方國家怎麼賣書。他有很大的看板，把作家的照片做很大，然後你跟他約時間看書，他會給你看每本書的簡介，你可以根據那些資訊瞭解版權。我覺得這個方法還不壞啊，第二年就如法炮製，我有朱天文、劉克襄的照片和書，除了簡介還有少量的翻譯，這些外國出版社就說，嗯，很有趣，但謝謝，你有沒有易經的書？你有沒有老子的？你有沒有風水？
這是雖然發生在1985或是1986年的事，但是你把它放在現在來理解。中文世界裏面不乏有些作家的作品寫得很好，比如大陸的經濟學教授寫一本經濟學的書，不會比一個美國的教授寫得差，那我如果把他的書推薦給美國的出版社，他們會不會出？不是這本書不好，而是他不需要，出版都是因為需要。我用80年代的例子來說，就選題而言，英語世界自給自足，但他有一些缺口，他沒有寫易經、中國菜的人，這是你中國才有的，這方面的選題他要買一點來補充他的缺口，那個他當時的處境。
但是現在不一樣了，現在中國變這麼重要，對中國要有一個更高層的理解，這個缺口就變大了，所以中國歷史的書要有一點、政治的要有點、旅遊的要有點，這些選題就出來了。如果中國更重要了，那這些也不夠了，連中國重要作者在想什麼都變得很重要了，中國最暢銷的作者是怎麼一回事也變得很重要了，對他來說會影響好萊塢要拍什麼電影。
所以，你必須務實地想，這不是民族自尊心的問題，而是相互需要的問題，這有一個過程，以目前整個大中華區的經濟發展力量，這個事是會發生的。所以我說不要太擔心，或者說太介意，太介意也沒有用，太介意就會做很蠢的事。就像臺灣過去會花很多錢把中文書譯成英文，送去給外國人，再拜託他們印，補助他。為什麼要花錢讓別人家的小孩變聰明呢？要我來說，我寧願花錢把所有的英文書都翻譯成中文，讓臺灣的小孩變得聰明，我認為這個錢花得比較值得。
這個是自尊心，覺得我讀了他們的書，他們都沒有讀我們的書，他沒有讀你的書，之後是他吃虧，他的書你都讀，你的書他都沒讀，再過二十年他一定比你弱的嘛，這個要看得開。我們蒙著頭兩種書都讀，再過一兩個世代，西方是會感覺痛苦的，因為他所有的行為你都是瞭解的，而他對你卻是不瞭解的，他要為這個付出代價的。任何國家了不起的文化都拿來嘛，拿來中國，中國就變強了。我寧願花這個錢讓更多的書可以譯成中文，讓使用中文這件事變得價值更高，我懂中文我可以讀的書是全世界最多的，這個是一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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