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以來，相關新聞攻佔廣播、電視、網路、等大眾傳播媒體，未料疫情越演越烈，在和平封院後數天，隨之仁濟也宣告封院，，SARS原本只是大陸唐山的地區性傳染病，隨著全球互動的密切，演變成全世界關注的焦點，WHO世界衛生組織也不斷對延燒至二十餘國的SARS採取防範宣導、醫療處置和旅遊警告，而蔓延至台灣的情況也使得CNN特派記者前往和平醫院進行採訪。原本只屬衛生層面的SARS，現在擴及至對經濟、政治、社會等層面的連鎖衝擊。
經濟
隨著SARS疫情在時間上的無限延長，對台灣的經濟將造成愈趨嚴重的惡化，據估計若SARS拖過六個月，我國GDP損失將超過一千億元，連帶柱漲不斷攀升的失業率，且影響企業對台灣、亞洲的長期投資信心，而若疫情持續至九月，預計今年國家稅收將短收３９０億，其中營業稅收短徵３００億，尤以封院周邊的店家影響最直接，而整體來說，餐飲業(餐廳、飯店)、娛樂事業(電影院、KTV等)衝擊最大﹔證交稅收短徵９０億，這顯示若SARS在五月中仍不能獲得控制，則將對上市上櫃公司產生影響。而５００億元的(SARS)防治及紓困特別預算以特別預算程序辦理；其中七十億元為自籌財源，其餘四百三十億元得以舉借債務支應，且不受公共債務法舉債上限限制，此將相對加重政府財税負擔。
再者，SARS疫情直接衝擊航空、觀光、旅行、餐飲、交通運輸等五大行業，使其較平常損失百分之２０%-30%的收入，此亦隨時間拉長而不斷增長，有效的紓困方式唯有採取補償措施，結合政府政策及編列預算，施以直接金錢援助和間接方案補助，協助產業渡過難關。另外，對大陸的貿易依賴也必須以分散投資風險的具體政策修正來減少可能的損失。
政治
中央為因應SARS對台灣造成的傷害，緊急研擬「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應變處理條例草案」，賦予防疫機關徵調公用或民間財產進行運用，允許調用國軍，且授與衛生單位對運輸工具、物品等強制檢疫的權力﹔並實施區域防疫管制包括強制隔離、撤離居民等措施﹔對醫療人員給予獎勵，居家防疫給予補償，而對於明知或已知SARS卻未做好隔離醫療而使傳染擴大者，最高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另外，編列五百億元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防治及紓困特別預算案」，其用途包括:防疫、隔離、社會扶助、產業紓困、醫療人員獎勵津貼等。期望以其政治力量整合衛生、經濟、社會各體系，除了法令的制定，政策的執行，配套措施的考量和擬定亦不可偏廢。
社會
在SARS風暴中最具指標性意義的和平醫院事件，使得台灣的SARS 疫情授權世界關注外，世界衛生組織對台灣提出的三點批評再再顯示台灣處理問題的能力面臨嚴重考驗包括:政府對SARS的了解和掌握程度( 可能病例和疑似病例的確切數目、狀況)、政府與醫療體系缺乏協調，由決策的產生到執行的過程，從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封院和之後的求救事件極為明證:院長的匿情不報、衛生局的自由心證到封院的混亂狀況，除了反應政府對SARS資訊的缺乏、指揮系統慌亂、警覺的不足、決策者觀望心態外，還隱含了科層行政體制下，政府單位與醫療體系之間的協調和系統連結出現重大瑕疵。
此外無法有效控制傳染，追蹤、掌握跟SARS有接觸者的行蹤掌握其狀況使得疫情從台北和平、仁濟蔓延至其他地區，也因為技術性的考量(負壓隔離病房及設備和人力的有限)與相關策略的指向，造成高雄長庚也成為災區，形成疫情南北燒的景象，另外，對醫院防範傳染措施的政策和執行(口罩、防護衣的提供)並未有效以保護醫護人員，這些皆造成了超過三成的醫護人員染病甚至多位折損和持續增加的死亡病例種種後果。
如果將SARS比喻成一場人類保衛戰，這些站在前線的醫護人員在缺乏後勤(政府單位的醫療器材、民間團體的物質提供、人民的精神支持)支援下，只能成為策略下的犧牲品。在就傳統醫學倫理看來，白衣天使被賦予的道德責任和社會期待似乎遠高於白袍醫生，2003年的南丁格爾背負了人類流行病學史上的重大包袱，對她們而言無疑較戰爭更為沉重。
SARS更加快了失業率的惡化，除了經濟面的顧慮外，也加深了某些弱勢族群的生活困境，這些人有外籍新娘、監護工和大陸新娘，在台灣民眾一片SARS風聲中，這些來自疫區的特定人士難免於被標籤化而受指責的處境，這些問題在SARS過後都將浮上檯面，將影響其福利權益的爭取和未來在台灣的生活。而對其健康的控管也將成為當局首要責任。以整體台灣處境來看，特別是在馬偕醫院中醫生日本旅遊事件(尚且不論是否已知)後，對台灣整體國際形象恐有負面打擊。就社會風氣論，SARS的範圍擴散和媒體新聞的片面炒作，使得人民的認知、過度恐懼所衍生的排他性下唯一促成的也只有犯罪零成長(重大刑案中特種場所糾紛、酒醉肇事和一般刑案中的竊盜、竊車案件減少)的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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