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1913-1960）
阿爾貝•卡繆的墓碑
法國小鎮Villeblevin的阿爾貝•卡繆的車禍紀念碑
阿爾貝.加繆，法國作家，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阿爾及利亞的蒙多維——1913年的法屬阿爾吉利亞，父親是歐洲人，母親是西班牙血統，自己卻在北非的貧民窟長大。父親作爲一戰的士兵戰死疆場，加繆直接參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抵抗運動。從少年時代起，貧窮與死亡的陰影就與加繆長相伴，這使加繆更能深切地體會人生的荒謬與荒誕，在他的一生中，無論是他的作品還是他的現實人生，他都在與荒誕作鬥爭。處在思潮動蕩的時代，加繆一直糾纏在藝術家和政治家之間。1942年，加繆離開阿爾及利亞前往巴黎，他開始秘密地活躍于抵抗運動中，主編地下刊物《戰鬥報》。在這個時期，加繆不躲避任何戰鬥，他反對歧視北非穆斯林，也援助西班牙流放者，又同情斯大林的受害者……他的許多重要作品如小說《局外人》、《鼠疫》，哲學隨筆《西西弗神話》和長篇論著《反抗者》都在這個時期出世。1957年，他因爲“作爲一個藝術家和道德家，通過一個存在主義者對世界荒誕性的透視，形象地體現了現代人的道德良知，戲劇性地表現了自由、正義和死亡等有關人類存在的最基本的問題”，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
加繆1935年開始從事戲劇活動，曾創辦過劇團，寫過劇本，當過演員。戲劇在他一生的創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劇本有《誤會》（1944）、《卡利古拉》（1945）、《戒嚴》（1948）和《正義》（1949）等。除了劇本，加繆還寫了許多著名的小說。中篇小說《局外人》不僅是他的成名作，也是荒誕小說的代表作。該作與同年發表的哲學論文集《西西弗的神話》，在歐美産生巨大影響。長篇小說《鼠疫》（1947）曾獲法國批評獎，它進一步確立了作家在西方當代文學中的重要地位，“因爲他的重要文學創作以明徹的認真態度闡明了我們這個時代人類良知的問題”，1957年加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1960年，在一次車禍中不幸身亡。
加繆在荒誕的車禍中喪身，實屬辛辣的哲學諷刺。因爲他思想的中心是如何對人類處境做出一個思想深刻的正確回答……人們毫不感到意外，我們的時代接受了加繆的觀點。血腥的再次世界大戰，可怕的氫彈威脅，這一切使現代社會能夠接受加繆嚴肅的哲學，並使之長存于人們的心中。——《紐約時報》對加繆之死的評論
加繆在50年代以前，一直被看作是存在主義者，盡管他自己多次否認。1951年加繆發表了哲學論文《反抗者》之後，引起一場與薩特等人長達一年之久的論戰，最後與薩特決裂，這時人們才發現，加繆是荒誕哲學及其文學的代表人物。
加繆的創作特色是用白描手法，極其客觀地表現人物的一言一行。文筆簡潔、明快、樸實，保持傳統的優雅筆調和純正風格。他的“小說從嚴都是形象的哲學”，蘊含著哲學家對人生的嚴肅思考和藝術家的強烈激情。在短暫的創作生涯中，他贏得了遠遠超過前輩的榮譽。他的哲學及其文學作品對後期的荒誕派戲劇和新小說影響很大。評論家認爲加繆的作品體現了適應工業時代要求的新人道主義精神。薩特說他在一個把現實主義當作金牛膜拜的時代裏，肯定了精神世界的存在。
作品：《誤會》、《卡利古拉》、《戒嚴》、《正義》、《局外人》、《西西弗的神話》、《鼠疫》等。
小說簡介：
小說《局外人》是加繆的成名作。加繆把《局外人》的主題概括爲一句話：“在我們的社會裏，任何在母親下葬時不哭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險。”這種近乎可笑的說法隱藏著一個十分嚴酷的邏輯：任何違反社會的基本法則的人必將受到社會的懲罰。翻開加繆的《局外人》，我們看到的第一句話是“今天，媽媽死了。”可是陡然一轉：“也許是昨天……”一折一轉，看似不經意，卻包含了無限意味。“媽媽……”，這樣親昵的口吻分明只會出自孩子的口中，可是說話人恰恰不是孩子，而是一個叫默而索的年輕人。默而索不用成年人說的“母親”而說“媽媽”，這首先就讓我們感動。我們會想：他在內心深處該是對母親蘊藏著多麽溫柔多麽純真的感情啊！可是他接到母親去世的電報時沒有哭，就是在母親下葬時也沒有哭，他糊裏糊塗地看著母親下葬，甚至不知道母親的年齡……尤其令我們感到憤慨的是：在母親下葬後的第二天，他就去海濱遊泳，和女友一起去看滑稽影片，並且和她一起回到自己的住處。這就是那個看起來對母親飽含深情的默爾索麽？可是不止于此，當名聲不好的鄰居要懲罰自己的情婦，求他幫助寫一封信，他竟答應了。老板建議他去巴黎開設一個辦事處，他毫無熱情。對于巴黎這個國際大都市，他說：“很髒。有鴿子，有黑乎乎的院子……”對自己的婚姻大事，他表示無論什麽都行。最後，他迷迷糊糊地殺了人，在法庭上他一點也不關心法庭對自己的審判。在就要被處死的前夜，他居然感到他“過去曾經是幸福的”，“現在仍然是幸福的”。他大概覺得這還不夠，他又說了這樣一句讓人莫名其妙的話：“爲了使我感到不那麽孤獨，我還希望處決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來觀看，希望他們對我報以仇恨的喊叫聲。”默而索的消極、冷漠、無動于衷、執著于瞬間的人生等無疑具有一種象征的意義：荒誕，這個存在主義作家們一直念念不忘的關鍵詞。《局外人》正是荒誕人生的一幕。莫爾索也是西西弗的兄弟。而加繆在爲美國版《局外人》寫的序言中說：“他遠非麻木不仁，他懷有一種執著而深沈的激情，對于絕對和真實的激情。”這也許是不錯的，莫爾索就是加繆心目中那種“義無反顧地生活”、“盡其可能地生活”的人，他聲稱自己過去和現在都是幸福的。這正符合加繆的想法：“幸福和荒誕是同一塊土地上的兩個兒子”，幸福可以“産生于荒誕的發現”。默而索是在監獄裏獲得荒誕感的，一聲槍響驚醒了他。于是，默而索成了荒誕的人，也就是加繆所以爲的幸福的人。
《局外人》是法國作家加繆的成名作，同時也是存在主義文學的傑出作品之一，該書以一種客觀記錄式的”零度風格”，粗《局外人》線條地描述了主人公默而索在荒繆的世界中經曆的種種荒繆的事，以及自身的荒誕體驗。從參加母親的葬禮到偶然成了殺人犯，再到被判處死刑，默而索似乎對一切都無動于衷，冷漠的理性的而又非理性的存在著，他像一個象征性的符號，代表了一種普遍的存在，又像是一個血紅色的燈塔，具有高度的警示性。主要因爲這部小說加繆獲得1957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局外人》的主人公莫爾索是阿爾及爾一個公司的法國職員，一個年輕的小夥子。小說通過自述形式來表現出莫爾索對一切都似乎漠不關心，無動于衷。具體的細節不加贅述。小說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敘述莫爾索回到鄉下參加母親的葬禮，以及到他莫名其妙地在海灘上殺人。這一部分按時間順序敘述，像記流水帳，顯得有些囉嗦。我們看到的莫爾索是那麽冷漠，簡直只是個純感官的動物，沒有思考。莫爾索殺人僅僅是因爲太陽，這看起來真的顯得荒謬，可事實就是如此。
第二部分是莫爾索被審訊的過程。這一部分主要通過莫爾索在監獄裏的生活，他逐漸習慣了失去自由，靠回憶打發日子。他想的東西很多，但是他對死並不感到恐懼和悲哀，他認爲30歲死或70歲死關系並不大。他拒絕神甫爲他祈禱，他因爲不耐煩而終于爆發。“他人的死，對母親的愛，與我何幹？……他所說的上帝，他們選擇的生活，他們選中的命運，又都與我何幹？”死亡的前夜，莫爾索第一次向這個世界敞開了心扉，他覺得自己過去是幸福的，現在仍然是幸福的，他至死都是這個世界的“局外人”，他感受到了自己生之世界的荒謬，他至死幸福。
《卡裏古拉》講述的是古羅馬時代的故事。古羅馬皇帝卡裏古拉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悟到了人生的真理－－人難逃一死所以並不幸福。世界的荒誕令人無法容忍，而人們卻偏偏缺乏認識，生活在假象中。在荒誕面前，在惡的命運面前，人們麻木不仁，于是他采取極端的辦法，把自己裝扮成命運的模樣，實行暴政，任意殺戮，使人們深感難以活下去從而清醒，認清命運的真正面目。可悲的是卡裏古拉自己倒成了惡的化身，荒誕的代表，最終走向了毀滅。
西西弗的神話：西西弗是個荒謬的英雄。他之所以是荒謬的英雄，是因爲他的激情和他所經受的磨難。他藐視神明，仇恨死《西西弗的神話》亡，對生活充滿激情，這必然使他受到難以用言語盡述的非人折磨。他以自己的整個身心致力于一種沒有效果的事業。而這是爲了對大地的無限熱愛必須付出的代價。”當加繆這樣看這個古代神話中的人物時，存在主義的哲學之眼就進入了那個古代的神話。他贊美西西弗這個抗拒荒謬的英雄。加繆的一生也可以這麽看，在悲觀中樂觀地生存，積極地介入生活與社會，與命運抗爭，與政敵抗爭，與一切不正義的現象抗爭；他愛生命，愛藝術，他承認生命的荒謬，但是他絕不是一個單純的虛無主義者。
《鼠疫》是一部寓言體的小說。它是一篇有關法西斯的寓言。當時處于法西斯專制強權統治下的法國人民———除了一部分從事抵抗運動者外———就像歐洲中世紀鼠疫流行期間一樣，長期過著與外界隔絕的囚禁生活；他們在“鼠疫”城中，不但隨時面臨死神的威脅，而且日夜忍受著生離死別痛苦不堪的折磨。加繆繼續他的存在主義主題：世界是荒謬的，現實本身是不可認識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加繆自己曾這樣說：“《局外人》寫的是人在荒謬的世界中孤立無援，身不由已；《鼠疫》寫的是面臨同樣的荒唐的生存時，盡管每個人的觀點不同，但從深處看來，卻有等同的地方。”但是從《局外人》到《鼠疫》加繆的思想已經發生了變化。裏厄醫生不再如莫爾索那樣對一切都漠不關心，他與不知從何而來的瘟疫展開鬥爭，而且在鬥爭中，他看到愛情、友誼和母愛給人生帶來的幸福。裏厄醫生的人不是局外人，他看到了只有道德高尚、勇于奉獻畫的人聯合起來戰勝瘟疫，人類社會才有一線希望。小說結構嚴謹，人物性格鮮明，對不同處境中人物心理和感情的變化刻畫得深入細致；人與瘟神搏鬥的史詩篇章、生離死別的動人哀歌、友誼與愛情的美麗詩篇、地中海的奇幻畫面，增加了小說的藝術魅力。
人道主義思想
加繆的思想，其核心就是人道主義，人的尊嚴問題，一直是纏繞著他的創作、生活和政治鬥爭的根本問題。《西西弗斯神話》和《局外人》構成了加繆文學創作的母題，包含著加繆未來作品的核心問題。書中，西西弗斯的幸福假設的提出，其本質動機，不在荒誕，荒誕既不能告訴我們幸福，也不能告訴我們不幸，之所以加繆假設西西弗斯是幸福的，是因爲他認爲只有幸福的生活才符合人的尊嚴，被責爲永罰，卻幸福，這絕對是一種反抗，也是在這種條件下唯一可能的反抗形式，而反抗才能體現尊嚴。加繆在假設西西弗斯幸福的時候，充分運用了想象和獨斷，其潛臺詞，卻是人類尊嚴的需要。由荒誕的出發點，薩特走向焦慮和不安，而加繆走向幸福，薩特是思辨後的結論，加繆卻是激情洋溢的獨斷。
二元對立
加繆的創作存在大量的二元對立的主題，其中有一些直接作爲書名如反與正，流放和王國等，荒誕和理性，生與死，墮落和拯救，陽光和陰影，有罪和無辜這些二元對立的主題經常成對出現，而且互不取消，甚至有相反相成的意思，這是他的一大特點和魅力之所在，加繆在他的隨筆中數次使用這樣的修辭方式：用一片黑暗來形容明亮的陽光。隨筆中也許不過是一種修辭，但這種修辭代表的思維方式卻貫穿了加繆幾乎全部的創作，成爲他的重要特色。無論是他的小說還是戲劇，或是哲理隨筆，都看不到邏輯的一貫性，到處都隱含著矛盾，這在別的作家那裏，這可能是個致命的弱點，可從加繆的作品中體現的卻是複雜的深刻，丹麥物理學家玻爾說過："和小真理相對的當然是謬誤，可是和偉大的真理相對的仍然是偉大的真理。"正是在這樣對矛盾的正視當中反映了人類思維的局限及其和世界的斷裂。二元對立的兩極互相爲對方的存在而存在，形成強大的張力，悖論和歧義性、多義性在此從生，這也成爲加繆難以被定義的地方，其間人道主義一以貫之，然而人道主義本來就是意義含混的詞。
二元對立其實是西方的傳統思維習慣，但是傳統的二元對立主要是主客關系，善與惡，美與醜等一系列概念，但在加繆那兒，這些傳統的理念被抛棄了，善惡美醜問題被諸如流放和王國，陽光和陰影這樣的形象所取代。甚至在講述一樁殺人案的《局外人》中，傳統的罪與無辜的問題竟消解于無形之中，只是作爲一個背景存在。加繆的這些悖論性的理念沒有給他找到理論上的出路，卻使他的小說和戲劇有了令人捉摸不定的多義性，成爲意義之源。在美學的意義上，則是用簡單，毫不修飾的語言産生讓人困惑的效果，這在《局外人》和《墮落》中最爲明顯。
存在主義
加繆是一個存在主義者嗎？加繆一貫反對別人給他加上的存在主義的標簽，但是，在他接受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頒獎詞中依然稱他爲存在主義者，這說明存在主義絕非空穴來風。事實上加繆是存在主義者。理由如下：
1、存在主義不是一種理論體系嚴密的流派，而是一種包容了各種各樣思想的一種思潮，在各種公認的存在主義思想之間也存在著尖銳的矛盾。那麽判斷某種思想是否屬于存在主義就不應該看它們是否有相同的方法論和公理預設。存在主義反映的是人面對世界感到的一種情緒，孤立無援，個人承擔無意義的世界，荒謬而沒有盡頭，人處于一種"被抛"的境地，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是西西弗斯，差別只在是否認識到這一點，就象西西弗斯神話中說的，"起床，電車，四小時辦公室或工廠的工作，吃飯，電車，四小時的工作，吃飯，睡覺，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大部分的日子一天接一天按照同樣的節奏周而複始地流逝。可是某一天，'爲什麽'的問題浮現在意識中，一切就都從這略帶驚奇的厭倦中開始了。'開始'，這是至關重要的。厭倦産生在機械麻木的生活之後，但它開啓了意識的運動。"在加繆的作品中，對于存在的恐懼，荒誕的感受，都得到了很好的表現，存在主義的重大主題在加繆那兒都有表現，而且用的是存在主義的方式。
2、加繆不是薩特式的存在主義，但存在主義不是薩特的專利，況且薩特也曾經拒絕過存在主義這個標簽。加繆反對存在主義這個標簽主要也是爲了和薩特劃清界限，因爲當時的輿論界基本上認爲所謂存在主義就是薩特式的存在主義。加繆與薩特的思想有分歧，但也有不少共同點，尤其是荒誕的思想，和面對荒誕的態度，雖然加繆不強調自由選擇。倆人的分歧主要是對待革命和曆史，以及對蘇聯的態度。而分歧的根源在馬克思主義，薩特戰後受馬克思主義影響，而加繆一貫反對馬克思主義，尤其是曆史主義。薩特是個哲學家，更多的被理念所纏繞，抽象得多，加繆的哲學思想更多來源于感性生活，直接體驗，這一點在加繆的散文裏體現的最爲明顯，他深深熱愛的阿爾及利亞對他而言就是這種感性生活的代表，他一生都沒有放棄地中海式的生活方式的理想，西西弗斯神話和存在與虛無是兩本截然不同的書，這種不同不是表現在觀點的分歧上，而是表現在思考問題的方式上，同樣是荒謬，薩特通過一系列的論證說明你不可能不荒謬，而加繆卻說，我就在這兒，這就是荒謬，薩特的荒謬意識來源于書齋，加繆可能則來源于山頂上的一陣風。
3、兩者的另一重大區別在于薩特強調行動，而加繆老在猶疑不定，在他的小說中，除了鼠疫外，行動幾乎沒有什麽意義，特別是《局外人》中，更爲明顯。這本書在二戰中出版，當時就有人發出這本書出得是不是時候的疑問，莫爾索和加繆親自投入的抵抗運動看起來有點格格不入。而強調了行動的《鼠疫》，我卻認爲寫得不好，和《局外人》不在一個檔次上，在深刻性上差一些，雖然它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加繆和薩特都反對虛無，宣揚反抗，然而加繆的反抗和薩特的反抗是不同的，加繆的反抗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即不在于你怎麽做，而在于你怎麽想，有點精神勝利法的味道，但這種辦法使反抗成爲一種絕對可能的東西。而薩特恰恰相反，不在于你怎麽想，而在于你怎麽做。加繆的英雄西西弗斯和薩特的英雄奧萊斯忒（Oreste）是兩種不同的英雄。而正是在"反抗"問題上的分歧導致兩人幾十年的友誼破裂，1951年《反抗者》出版後，加繆和薩特的矛盾發展到頂點，以後他們至死未再見面。
加繆離開人世已經有數十年，當年的紛紛擾擾不再，我們也能以更超脫的方式重新理解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方式，回答他在近半個世紀前提出的種種問題，我們也會對他那些謎一般的作品有種種猜想，無論如何，我們都無法想象將加繆置于我們思考的視野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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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嗎？那海明威等不是很後現代了？
誰了館長的後／現代：只反應「虛無」／探索「虛無」之別？
卡繆之異鄉人 Fate [2001]
導演： Zeki Demirkubuz
編劇： Albert Camus Zeki Demirkubuz
演員： Serdar Orcin Zeynep Tokus Engin Gunaydin
2001安卡拉影展最佳导演
2002坎城影展一种注目
2002伊斯坦堡影展最佳土耳其电影
劇情簡介
入選《2013台北電影節》城市焦點單元。基德米爾庫布茲導演。
海關記帳員穆沙對生活缺乏熱情，沒有年輕人應有的一丁點抱負或夢想，對週遭人事物也無法產生情感，甚至連相依為命的母親過世了，都沒有露出一絲哀戚；他與辦公室同事約會看電影，甚至上了床、結了婚，他仍不確定自己究竟喜不喜歡她。本片改編自卡繆的《異鄉人》，充滿存在主義的荒謬與虛無。
卡繆《異鄉人》（臺北：志文，1982）
「異鄉人」記述一個僑居阿爾及爾的法國青年莫梭在灼熱的海灘槍殺了一個阿拉伯人。但由於出事前，他的母親死在養老院裡。莫梭在其母埋葬的翌日，即前往海濱，並與女友瑪莉發生關係。法院即根據他在亡母靈前的冷漠及後來遊蕩的行蹤，判斷他本性惡劣，宣判他的死刑，莫梭由於覺得人生苦悶乏味，無法肯定其生存的價值，所以，在法庭上並不熱心為自己辯護。莫梭在獄中等待上斷頭臺的日子，為了減低寂寞的感覺，他甚至希望行刑的那一天，有一大群民眾來看熱鬧，以咒罵的怒吼，歡送他歸去。
導讀
有人說：「文學是哲學的戲劇化，由此呈現人生真相。」二次大戰後的歐洲，舊有的一切正急遽轉變，而新的事物卻尚未成熟，生存在這樣一個環境下的人們，對於婚姻、宗教、道德、社會習俗的看法已經與以往迥然不同，並且或多或少存在著懷疑與反抗的意識。卡謬的《異鄉人》便一針見血地呈現出當代人們的焦慮、擔憂、沈溺與荒謬。故事的開端冷靜而平淡，文中主人翁莫梭以極其冷漠無情的態度面對著母親的死亡，甚至在面對愛情與事業時，他仍表現一慣的淡漠。而莫梭周遭的人，如雷蒙與他的情婦或沙拉馬諾與他的狗都處在一種愛與恨的糾葛之中。後來莫梭荒謬地因沙灘上令人炫目的陽光而槍殺了一個阿拉伯人，更荒謬的是男主角最後以死刑定讞，理由竟是因為面對母親的死亡，他所表現出的平靜與冷漠。
本書是以「上帝並不存在」「生命是可笑荒謬悖理」的前提下寫成的。書中大致分成兩部分：前半部在描述莫梭殺人以前的生活，後半部則在描寫莫梭獄中的生活和審判的情形。卡謬花了很長的篇幅來描述那種前後不連貫且片段的生命處境，並強調莫梭之所以受審判，並不只是因為他殺了人，而是因為他生活的全部使整個社會視他為罪人，生命似乎全然地在道德的掌握之中。
從《異鄉人》可看出卡謬以荒謬對付荒謬的人生哲學。書中生動刻畫了人徬徨無助的荒謬處境，而面對「荒謬」便出現了反叛。卡謬有句名言：「我反叛所以我存在。」文中莫梭不積極地為自己辯解，他激怒神父，拒絕接見神父，甚至為了不讓自己太孤單，還希望臨刑那天，有許多觀眾用怨恨的叫喊聲送他歸去。這些都不妨視為一種反叛。《異鄉人》也隱藏了一個苦悶與掙紮的生命課題，作者以冷靜洗練的筆調在我們的情感與意識中，喊醒一種不安，並且藉著矛盾、焦慮引發人們存在的思考。
http://www.csu.edu.tw/csitshow/Csitcoma/craw/wang/0053.htm
文學賞析：卡謬的『異鄉人』
卡謬 (Albert Camus) 的『異鄉人』是一部大家熟知的短篇小說，當存在主義 (existentialism) 橫掃全世界時，更被列名為代表性的存在主義小說之一。姑且不論卡謬是否真正是一個存在主義者（他自己否認，而評論家也頗有爭論），他的這本小故事反而比他其餘的作品，如『瘟疫』或『墮落』還出名許多....很多讀者可以發現這個故事相當簡單或單純，但卻又不易瞭解，這篇文章嘗試做一個粗淺、主觀，但或許有趣的分析。
『異鄉人』基本上分為兩部，第一部六章，第二部四章，兩部互為因果，誠然是一部精簡、緊縮的短篇小說。第一部主要代入 Meursault 這個主角，他是在阿爾及爾（法國殖民區）的一家船運公司作職員，突然聽到母親在安養院過世的消息，他向公司請了假趕去那裡參加了一場「很無聊」的葬禮，事實上他並不難過，但是覺得天氣太熱，他和看門員還為了打發時間而閒聊起來。事實上，他也搞不清楚他母親究竟是哪一天過世的； 隔天他跑去遊泳，碰到Marie，他以前的同事，他們兩人跑去看一部喜劇片，然後回家做愛； 隔天 Meursault 和朋友 Raymond 一起共進晚餐，Raymond 和他阿拉伯籍的女友有爭吵，要 Meursault 幫忙寫封信去「教訓」這個女孩，而 Meursault 欣然答應。
隔週末，當 Meursault 和 Marie 又去遊完泳，做完愛後，他們聽到 Raymond 在「教訓」他女友的聲音，而警察也來了，Meursault 安慰 Raymond 說他會上法庭替他說話的；隔星期天，Meursault 和 Marie 和 Raymond 去海灘遊玩，碰到了兩個阿拉人，Raymond 認出其中一位是他女友的哥哥，那兩個阿拉伯人威脅 Raymond 並輕傷了他，當後來 Raymond 掏出一把槍時，Meursault 將槍奪過來，叫 Raymond 別衝動；當大家都在午休時，Meursault 感覺炎熱且有點頭暈，於是獨自出去沙灘散步，不料又碰到其中一個阿拉伯人，當他掏出刀子威脅 Meursault 時，太陽強烈的光使得 Meursault 暈眩，於是他向那阿拉伯人開槍，並且對著那屍體補了四槍....這裡是第一部的結束。
第二部開始時，Meursault 已經在監獄中了，而法庭派給他的律師也慢慢死心，因為 Meursault 不但不信上帝，而且也不願表達任何悔恨，以至於接下來１１個月 Meursault 就坐在那裡聽別人指責他的過去，指責他無情、無感覺，對於自己母親的死都失去人性，他自己也沒什麼話說，有時甚至聽的想睡; 審判已經不再是討論他殺了人，而是他是否在母親葬禮上有掉淚....Marie 來看過他一次，之後就不被允許再來，而 Meursault 一直宣稱是太陽光「導致」他開槍，最後宣判結果是死刑....
Meursault 獨自待在監獄不想見任何人，但牧師一直堅持要他認罪並承認他希望有好的來世，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 Meursault 突然激動起來，大叫他根本不在乎有沒有來生，為何他不能自己選擇他要過的人生，掉不掉淚和人生又有何邏輯關連？人終將一死，怎麼死根本沒有差別....在獨自平靜，Meursault 睡著了，他聽見平靜鄉村的細微聲音、海鳴的呼喚，他終於瞭解他的母親為何到了晚年還希望有個未婚夫，他終於瞭解根本沒有必要為她哭泣，他終於瞭解他的一生依據他自己的規則過得很快樂，縱然這個世界宇宙根本不在乎一個人類的死亡，他仍然希望他上斷頭臺時，有一群群眾用痛恨的咒罵迎接他。
我為何把劇情說這麼詳細？ 因為任何真知灼見都是建築在對本文的詮釋及瞭解，沒有讀熟情節，談意見都是假的...就結構而論，很明顯第一部只是描述一個被動的角色浮沈在忙碌社會中，他的思考、價值觀都很消極，只在乎感官的舒適及依照自己意思行事；但是第二部卻是一個偶然的犯罪事件使得主角和這個社會產生了交集，但是互相衝擊的結果是這個體制無法接受這種行為模式，因此消滅掉這個角色。
就意象而言，整本書充滿著陽光以及海洋的意象，但是陽光和海洋在這本書中竟然也是謀殺案得「間接幫兇」，卡謬暗示了一種自然對於人類冷淡、漠不關心的可能性。請留意本書最後幾句話："For the first time, the first, my heart opens to the benign indifferent universe..." 除了自然，體制也是毀掉主角的幫兇。書中對於主角的審判不禁令人聯想起卡夫卡 (Franz Kafka) 的『審判』，主角坐在那裡聽別人說他自己的故事，幾乎沒有人談論及謀殺，反而是在討論主角並未在母親葬禮中掉眼淚，也就是說主角 Meursault 是被判道德罪而死，並非真正是謀殺；卡謬在此，像卡夫卡的技巧一樣，充分顯示人生整體的荒謬性，以及體制本身、世界本身、死亡本身的荒謬性。
對於卡謬而言，勇敢接受人生或死亡的荒謬本質，是存在的前提，也由於人生沒有意義，因此像 Meursault 那樣的角色變成了「反英雄」（anti-hero），他的所作所為忠於他自己遊戲規則，不信任何權威，他為所有無意義，無希望的人類而死。他死在無意義、無希望的人類手中。因此很明顯：Meursault 就是卡謬塑造出來的「現代新耶穌」(抑或「現代反耶穌」？)。但是卡謬是否也在暗示我們應該像主角 Meursault 一樣，不做任何價值判斷，放棄我們具有之道德背景呢？自我漂流、信仰虛無？我們不得而知，因為卡謬死前，他的哲學理論一直沒有發展到一個合理的結果，很多地方甚至是互有矛盾的。但是這一點都不重要，對於我們讀者而言，只有書所傳達出來的訊息，能讓我們思考，這才是唯一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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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義文學
存在主義文學是二十世紀流行于歐美的一種文藝思潮流派，它是存在主義哲學在文學上的反映。存在主義作爲一個文學流派，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的，主要表現在戰後的法國文學中，從四十年代後期到五十年代，達到了高潮。
存在主義哲學的先驅者是丹麥人克爾凱戈爾。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存在主義在德國開始流行，它的主要代表是海德格爾陽雅斯貝爾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存在主義在法國思想界占居重要地位，一些作家通過文藝作品進行宣傳，擴大了存在主義的影響。六十年代後，存在主義思潮被其他新的流派所代替，荒誕派戲劇、“黑色幽默”就是存在主義文學的變種。
存在主義思想家的觀點並不完全相同，有人說，世上有多少個存在主義哲學家，就有多少種存在主義。法國的存在主義基本上分成兩大派別：一是以西蒙娜?魏爾和加布裏埃爾?馬賽爾爲代表的基督教存在主義；二是以讓?保羅?薩特、阿爾培?加繆、德?博瓦爾爲代表的無神論的存在主義。從文學的社會影響上說，薩特(1905-1980)和加繆(1913-1960)最爲重要，他們都是法國的文學家。尤其是薩特，他是存在主義理論的集大成者。他的哲學著作《存在與虛無》、《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人的前景》、《辯證理性批判》等，奠定了這種文學的理論基礎。
存在主義者否定客觀事物的獨立存在，認爲只有自我感覺到的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而且這種真正的存在和客觀現實永遠是對立的，不可能統一的。薩特宣稱：“存在”即“自我”，“存在先于本質，換言之，必須以主觀性爲出發點。”這就是說，客觀事物的本質是由主觀意識決定的。
存在主義認爲，個人的價值高于一切，個人與社會是永遠分離對立的。人是被扔到世界上來的，客觀事物和社會總是在與人作對，時時威脅著“自我”。薩特在他的劇本《禁閉》中有一句存在主義的名言：“他人就是(我的)地獄。”存在主義者把恐懼、孤獨、失望、厭惡、被遺棄感等等，看成是人在世界上的基本感受。在他們看來，人和其他動物的區別，在于動物不知道自己死亡的來臨，無所謂對死亡的恐懼；而人能知道自己終究不免一死。因此，他們認爲，存在的過程，就是死亡的過程，從而得出了“存在”就等于“不存在”的悲觀主義的結論。
存在主義者否定藝術的認識作用，認爲藝術作品不能反映現實，只能在某種程度上揭示人的心靈的沖動，給人以“享樂”和感受的能力，使人的“非理性的感覺清晰、明確起來”。他們認爲，藝術家的目的是創造自己的世界，表達自己的哲學思想和自己的感受，而不是藝術地再現客觀世界。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存在主義文學的主要內容往往是描寫荒謬世界中個人的孤獨、失望以及無限恐懼的陰暗心理。
存在主義者曾經提出了不少發人深思的問題，但是他們的處世態度是消極的。他們把資本主義現實的醜惡，看成是世界上永恒的荒謬，鼓吹人生虛無，活著沒有目的，人的一切活動都是徒勞的。存在主義既反映了對資本主義現實的反感和厭惡，又宣揚了以自我爲核心的主觀唯心主義和個人主義，以及在“自由”的名義下美化悲觀厭世的人生哲學。由于它否認了人的階級屬性和社會屬性，因此，存在主義與馬克思所說的“人的本質” “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的論點是完全背道而馳的。
存在主義文學的代表作品有薩特的小說《惡心》、哲理劇《禁閉》和加繆的小說《局外人》等。
存在主義文學主張哲理探索和文學創作相結合，以表現存在主義的哲學觀點爲己任。這些作品大多數處理的是重大的哲理、道德和政治題材，重思想，輕形式，強調邏輯思維和哲學思辨。
存在主義作家反對按照人物類型和性格去描寫人和人的命運。他們認爲，人並無先天本質，只有生活在具體的環境中，依靠個人的行爲來造就自我，演繹自己的本質。小說家的主要任務是提供新鮮多樣的環境，讓人物去超越自己生存的環境，選擇做什麽樣的人。因此，人物的典型化被退居次要的地位。
在文學創作中，存在主義作家提倡作者、人物和讀者的三位一體觀。認爲作家不能撇開讀者來寫小說，作者的觀點不應該是先驗的，還必須通過讀者去檢驗；只有當小說展現在讀者面前時，在小說人物的活動過程中，作者和讀者才共同發現人物的真面貌。這種三位一體的觀點，對歐美青年一代作家影響很大，後來，也爲其他文藝思潮流派所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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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繆《鼠疫》La Peste (麥田出版 2012)
內容連載
四月十六日上午，貝納．李厄醫師從診所出來，在樓梯平台上踢到一隻死老鼠。當時，他並未多想便將老鼠踢開，走下樓梯。但是到了馬路上，他忽然想到那裡不應該有老鼠，於是轉身往回走去通知門房。面對老米榭先生的反應，他更感受到自己的發現有多麼不尋常。那隻死老鼠的出現，他只是覺得奇怪，對門房而言卻是一大醜聞。他的立場非常明確：屋裡沒有老鼠。儘管醫師信誓旦旦地說二樓平台上有一隻，而且很可能已經死了，米榭先生依然堅持己見。屋裡沒有老鼠，所以一定是有人從外面帶進來的。總之，這是一場惡作劇。
當晚，貝納．李厄上樓回家前，站在走廊上摸找鑰匙，忽然看見走廊陰暗的角落裡竄出一隻大老鼠，步伐有些不穩，身上的毛溼溼的。老鼠停下來，似乎想尋求平衡，隨後奔向醫師，又停了下來，在原地打轉一面吱吱叫，最後倒地時從微張的嘴吐出血來。醫師凝視了牠一會兒，便上樓回家。
他心裡想的不是老鼠。那吐出的血讓他再次想到憂心的事。他的妻子已經病了一年，次日便要出發前往一處位於山區的療養院。他發現她正依照他的囑咐，躺在臥室裡休息，以便應付舟車勞頓。她笑了笑。
「我覺得狀況好極了。」她說。
醫師看著在床頭櫃燈光下轉向自己的那張臉。對李厄來說，這張三十歲的臉儘管帶有病容，卻依然年輕，或許是因為臉上的微笑將其他一切盡皆掃除。
「可以的話就睡吧。看護十一點鐘會來，我會送你去搭十二點的火車。」他說。
他輕輕親了一下微溼的額頭。那笑容送著他走到門口。
翌日四月十七日八點，門房將經過的醫師攔下，指責有人惡作劇在走廊上放了三隻死老鼠。想必是用了很大的捕鼠器，因為老鼠滿身是血。門房抓著老鼠的腳在門口待了一會兒，等著罪魁禍首說出幾句挖苦嘲弄的話自露馬腳。但什麼事也沒發生。
「這些人哪，我總有一天要逮到他們。」米榭先生說。
李厄驚訝之餘，決定開始巡視最貧窮的病患居住的幾個城郊社區。這裡收垃圾的時間晚了許多，汽車行駛在這一帶灰塵滿布的筆直道路上，也同時緊貼著放置在人行道邊的垃圾箱。在某條沿著垃圾箱而行的街道上，醫師數了數，約有十來隻老鼠被丟在菜渣和骯髒破布上。
他去看的第一名病患躺在床上，房間面向街道而且同時做為臥室與飯廳之用。病患是個西班牙老先生，面容嚴厲且滿臉皺紋。他面前的被褥上有兩只鍋子裝滿青豆。醫生進房的時候，病患正好身子往後仰，想讓因為長期哮喘而顛簸不順的氣息緩過來。他的妻子拿來了臉盆。
「醫生哪，」他在打針的時候說：「都跑出來了，你看到了嗎？」
「是啊，」妻子說道：「鄰居還抓到三隻。」
老人搓搓手。
「都跑出來了，每個垃圾桶都能看到，因為餓了！」
李厄隨後很快發現到整個社區都在談論老鼠。看完病人之後，他回到家裡。
「你有一封電報，送上去了。」米榭先生說。
醫師問他有沒有看到新出現的老鼠。
「喔，沒有。你也知道，我在監視著呢，那群無賴不敢亂來。」門房說。
電報告知李厄說他母親第二天到達。她是因為媳婦生病不在家，要來替兒子照顧家裡。醫師進門時，看護已經來了。李厄看見妻子穿著套裝站著，臉上化了點妝。他對她微微一笑。
「很好看，非常好看。」他說。
片刻過後，到了車站，他將她安頓在臥舖。她看了看車廂。
「這對我們而言太貴了，不是嗎？」
「有這個必要。」李厄說。
「那些老鼠是怎麼回事？」
「不知道，事情很奇怪，不過會過去的。」
接著他很快地向她道歉，說他本該好好照顧她卻太大意了。她搖搖頭，彷彿示意他別再說了。但他還是又補上一句：
「等你回來一切都會好轉，我們重新來過。」
「好，」她眼中閃著淚光說道：「我們重新來過。
過了一會兒，她背轉向他望向窗外。月台上，擁擠的群眾撞來撞去。火車頭的蒸汽已經開始嘶嘶作響。他喊了妻子一聲，當她轉過來，卻見她臉上滿是淚水。
「別哭。」他輕聲說道。
淚水底下，笑容再度出現，有些僵硬。她深深地吸了口氣：
「走吧，不會有事的。」
他將她攬入懷中，而此刻在月台上隔著車窗，他只看見她的笑容。
「求求你，好好照顧自己。」他說。
但她已經聽不見了。
在車站月台的出口附近，李厄碰見了預審法官歐東先生，他手裡牽著他的小兒子。醫師問他是不是出門旅行。歐東先生修長、黝黑，看起來一半像以前所謂的上流人士，一半像殯葬業者。他用愉快但短促的聲音回答道：
「我來接歐東太太，她去探視我的家人。」
火車頭鳴笛了。
「老鼠……」法官說。
李厄朝火車方向移動了一下，但隨後又轉向出口。
「是，那沒什麼。」他說。
他只記得當時有位工作人員經過，腋下挾著一個裝滿死老鼠的箱子。
同一天下午剛開始看診時，李厄見了一名年輕人，據說是記者，而且早上就來了。他名叫雷蒙．藍柏，身材短小、肩膀寬厚、神情果決，淡色的眼珠子透著聰慧，穿著運動衫樣式的衣服，看起來生活寬裕。他開門見山說出來意。他正在為巴黎某間大報社調查阿拉伯人的生活情況，希望醫師能提供有關他們衛生現狀的訊息。李厄對他說狀況並不好。但在談得更深入之前，他先問記者能不能實話實說。
「當然。」記者回答。
「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作徹底的批判？」
「不瞞你說，徹底的話，不行。不過我猜想這樣的批判應該是沒有根據的。」
李厄緩緩地說這種批判的確沒有根據，但提出這個問題只是想知道藍柏能不能毫不保留地報導實情。
「我只接受毫不保留的報導，所以我不會向你提供資料。」
「這是聖儒斯特的論調。」記者微笑道。
李厄保持原有的聲調說這個他不知道，只知道這論調是出自一個已對所在世界感到厭倦，卻又愛著自己的同胞，因而決定要拒絕不公不義與妥協的人之口。藍柏縮起脖子看著醫師。
「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最後他起身說道。
醫師送他到門口：
「謝謝你能理解。」
藍柏露出不耐的神情。
「當然，我明白，很抱歉打擾你了。」他說。
醫師和他握了手，對他說目前城裡發現大量死老鼠，應該可以作一篇奇聞報導。
「啊！」藍柏驚呼道：「這個我有興趣。」
下午五點，正要再次出診的醫師在樓梯上遇見一名還算年輕的男子，此人身形矮胖，臉很大、雙頰凹陷、橫著兩道濃眉。同一棟大樓的頂樓住了幾個西班牙舞者，他曾經在他們的住處見過這名男子幾次。尚．塔盧專心地抽著菸，一邊凝視腳邊階梯上一隻老鼠臨死前最後的抽搐。他抬起灰色眼睛，以平靜、略帶注視的目光向醫師打招呼，還說出現這些老鼠真是怪事。
「是啊，可是到後來真令人不快。」李厄說道。
「就某方面而言，醫師，只是就某方面而言。我們只不過是從來沒見過這種事罷了。但我覺得很有趣，真的很有趣。」
塔盧將頭髮往後撥，又再次盯著此時已經不動的老鼠看，然後對李厄露出微笑。
「但是醫生，不管怎麼說，這主要還是門房的事。」
說到門房，醫師正巧就在屋前看見他背靠著門口旁的牆壁，平時紅光滿面的臉上流露出倦態。
「我知道，」老米榭聽完李厄指出又發現老鼠的事後說道：「現在每次都會發現兩三隻，不過其他住家也都一樣。」
他顯得喪氣且憂心忡忡，並不自覺地搓揉頸子。李厄問他身體還好嗎。門房當然不能說不好，只是覺得不太舒服，在他看來應該是受精神的影響。這些老鼠給他的打擊不小，等牠們消失之後一切都會好得多。
但翌日四月十八日早上，從車站接回母親的醫師發現米榭先生的臉垮得更厲害了：從地窖到閣樓的樓梯上，滿布十來隻老鼠。醫師的母親得知消息後並不吃驚。
「這種事有可能發生。」
她個子小小的，髮絲銀白，黑色眼珠神情柔和。
「我很高興再見到你，貝納，老鼠有意見也沒用。」她說。
他贊同；的確對她來說，一切總是顯得輕鬆簡單。
不過，李厄還是打電話到市府的滅鼠隊去，他向認識的隊長詢問是否聽說了最近有大量老鼠死於戶外。梅西耶隊長聽說了，而且就在他位於碼頭不遠處的隊上辦公室也發現五十多隻。但他不知道事態算不算嚴重。李厄也說不準，只是認為滅鼠隊應該介入。
「好，這要有命令。如果你覺得真有必要，我可以試著請上頭下令。」梅西耶說。
「肯定是有必要的。」李厄說。 廠裡，掃出了好幾百隻死老鼠。
總之約莫是在這個時期，我們市民同胞才開始擔心，因為從十八日起，工廠與倉庫確實清出了數百具鼠屍。有幾次，甚至因為老鼠奄奄一息拖得太久，廠方不得不出手結束牠們的生命。但是從郊區到市中心，凡是李厄醫師所經之處，凡是市民同胞聚集之處，都有老鼠成堆地倒在垃圾堆中，長排地躺在水溝裡。從那天起，晚報開始大肆報導此事，並質問市政府有沒有考慮採取行動，又打算採行哪些緊急措施來保障市民免於遭受這種令人厭惡的侵襲。市政府什麼也沒考慮，更是什麼打算都沒有，但已開始召開會議磋商。滅鼠隊接獲命令，要在每天早上清晨去收集死耗子。收集完畢後，兩輛清潔車必須載著這些老鼠前往垃圾焚化場，將屍體燒毀。
但接下來的幾天，情況惡化了。耗子聚積的數量愈來愈多，每天早上的回收工作也變得繁重。到了第四天，老鼠開始成群出外等死。牠們踩著蹣跚腳步，魚貫爬出壁凹、地下室、酒窖、下水道，來到亮處後搖搖晃晃、原地打轉，然後在人類身邊死去。夜間，在走廊或巷弄裡，可以清楚聽到牠們微細痛苦的叫聲。到了早上，在郊區會發現牠們直接倒在水溝裡，尖嘴上有個像小花般的血跡，有些已然腫脹發臭，有些則是全身僵硬，鼠鬚豎得筆直。在市區裡，則會在樓梯平台或院子裡碰見一小堆一小堆。有時候，老鼠還會離群跑到行政大廳、學校操場、咖啡館露天座死去。市民同胞也會在市區人潮最多的地方愕然發現牠們的蹤跡。閱兵廣場、各林蔭大道、海濱散步道……遭殃的範圍愈來愈遠。清晨清除了死老鼠後，一天下來，城裡又會重新慢慢地出現愈來愈多。還有不止一個夜間散步者，曾在人行道上踩到一團軟軟的東西，是剛死不久的老鼠屍體。這就好像我們房舍坐落的土地本身將過多的體液排泄出來，讓至今一直在內部折磨它的癤子和血膿湧出表面。想想看，我們這座直到今日都如此平靜的小城該有多震驚，在短短幾天內竟被攪得天翻地覆，好像一個健康的人的濃稠血液忽然間造反了！
情勢愈演愈烈，以至於資料新聞局（負責提供各項主題的所有相關資訊）在免費的訊息廣播節目中公布，光是二十五日一天便收集並焚化六千兩百三十一隻老鼠。這個數據賦予市民每日所見景象清楚的意義，也加深人們的慌亂。直到目前為止，大家只是對一起令人略感不快的意外有所抱怨，如今卻發現這個還無法確定規模也無法查知起源的現象具有某種威脅性。只有罹患哮喘的西班牙老人仍繼續搓手，不斷地說：「都跑出來了，都跑出來了。」流露出一種老年人的喜悅。
然而，四月二十八日，資料新聞局公布收集到八千隻左右的老鼠，市民更是焦慮到了極點。民眾要求採取激烈措施，指責相關單位，有些在海邊有房子的人也已經提到要前往躲避。但是第二天，資料局宣布該現象突然終止，說滅鼠隊只收集到數量微不足道的死老鼠。整座城市得以喘息。
但也就在同一天中午，李厄醫師將車子停在自家樓房門口時，發現門房在街道另一頭舉步維艱地走著，頭低低的，手腳往外張，活像個傀儡。老人抓著一名神職人員的手臂，那人醫師認識，他是潘尼祿神父，是個博學且充滿熱忱的耶穌會教士，與醫師有幾面之緣，在我們城裡備受敬重，即使對宗教興趣缺缺的人也不例外。他等著他們走過來。老米榭兩眼閃著光，呼吸時發出噓噓聲。他身體不太舒服，想出來透透氣，但脖子、腋下與鼠蹊的劇痛迫使他回來請潘尼祿神父幫忙。
「長了些腫塊，我不得不費點力氣。」他說。
醫師把手伸出車門外，摸摸米榭伸過來的脖子下端，那裡長了類似樹瘤的東西。
「去躺下來，量個體溫，我下午再過來看你。」
門房離開後，李厄問潘尼祿神父對老鼠這件事有何看法。
「啊！這一定是流行病。」神父說，圓框眼鏡背後的兩隻眼睛微微笑著。
吃過午餐後，李厄正在重看療養院打來告知妻子已經到達的電報，電話鈴響了。來電的是昔日一名病患，也是市政府的職員。他長期受主動脈狹窄的病痛折磨，因為家裡窮，李厄便免費為他看病。
「對，原來你還記得我。不過這次不是我。請你趕快來，我的鄰居出了點事。」他說。
他的聲音上氣不接下氣。李厄想到門房，決定之後再去看他。幾分鐘後，他來到郊區的費德布街，跨進一棟低矮住宅的大門。爬上很新卻有臭味的樓梯時，中途遇見下樓來接他的職員約瑟．葛朗。這個男人五十來歲年紀，髭鬚泛黃，身子瘦長駝背，兩肩狹窄，四肢乾瘦。
「情況好些了，」他來到李厄身邊說道：「但我還以為他會死掉。」
他擤了擤鼻子。來到三樓也是最頂樓，李厄看見左手邊的門上用紅色粉筆寫著：「進來吧，我上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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