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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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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前評楊寬的《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雖然文獻和考古資料都很豐富,但難讀哩!
那施堅雅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中華書局,2000)就不只難讀,還雜亂有章。

《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是論文集,當然有章了,不信讀下文,雖然有人對譯文有意見:

傳統中國城市的多彩畫面——《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讀後
侯旭東《書品》2001年第5期,第52-55頁
  
  巍峨的城門、厚重的城牆、精美的牌樓,……傳統城市的象征,或以其殘存的實在形象,或借助圖像、影視畫面,向後人述說著過去。百年前,數以千計帶有這些符號的城市散布各地,連同衆多村落構成華夏大地的主要景觀。當時的城市與城市生活也成爲今天中外學者熱切關注的話題。中華書局新近推出的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2001年3月,葉光庭等譯,陳橋驛校)一書的中譯本,是這一領域不可多得的佳作。
  此書屬于專題論文集,由三編16篇論文組成,施堅雅爲各編寫了長篇導言。內容涉及廣泛,大體側重三方面:城市的建立與擴展,影響其形式與發展的原因;城市之間以及城市與鄉村間的聯系;城市內部的社會結構。研究的時段主要集中在明清。
  本書中文版的問世距英文版的出版已近四分之一世紀。20多年對學術發展而言,可以說是經曆了一代,乃至兩代,盡管如此,這本書仍然顯示出多方面的魅力。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對城市的跨學科研究。
  在中國學術界,曆史上的“城市”一向屬于曆史地理學家的領地,而此書則全然異趣,它薈萃了來自不同學科、不同領域的學者。除了地理學家章生道外,還包括不同領域的曆史學家,如長于佛教史、思想史與隋史的芮沃壽、專攻明史與思想史的牟複禮、研究經濟史的馬克‧埃爾文(伊懋可)、專心地方政治制度的約翰R.瓦特、以宋代經濟史與江南區域史著稱的日本學者斯波義信、擅長家族史的休D.R.貝克等;以及不少人類學家,如施堅雅、傾心中國,特別是臺灣民間宗教的斯蒂芬‧福伊希特旺(王斯福)、致力于道教史與臺灣道教研究的施舟人等。
  不同學術背景的學者關心的問題不同,切入的角度各異,研究的方法有別。他們共同探討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所勾畫的不同側面爲讀者構建了豐富的思想空間。
  關注城市曆史的一組研究中,芮沃壽討論了中國人關于城市選址與規劃的觀念及其實踐,借用人類學的術語,他的研究近似于“主位觀察”,提供了理解中國城市建設的“內部視角”。牟複禮在分析傳統中國城市特點的基礎上,詳細討論了明初的都城南京的建立過程、景觀、象征意義與城市生活的特色。拉姆利的研究,通過比較19世紀臺灣地區宜蘭、新竹與臺北三城修建的經過,揭示了政府與地方社會間複雜的關系。這兩篇文章涉及的同是“築城”,時間上相距五百年,且一爲都城,一在邊陲,兩相對照,不難發現其中的異同,得以認識中國人在這一問題上的連續性。施堅雅試圖回答的問題是中華帝國晚期城市人口的比例占多少,論文所采用的方法則是在他所創立的“區域理論”基礎上,通過複雜的統計分析,得出結論,幾乎沒有直接引用具體史料,帶有明顯的社會科學化的色彩。
  討論城市間以及城市與農村空間關系的一組文章也是各具豐采。施堅雅的另一項研究探討經濟中心地與地方行政治所的關系,強調前者對後者的制約作用。此文是他將其理論應用到分析政治制度的重要嘗試。瓦特則透過縣衙門,觀察以城市爲主的行政體制如何與以農村爲主的社會相互作用。他所提出的縣衙門是地方政府與非正式的地方權力代表協商的主要中心的觀點,成爲日後研究當時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出發點。斯波義信依據施堅雅的理論對12-19世紀以寧波爲中心的區域經濟進行深入研究,采用了長時段、區域研究的新思路,突破了王朝斷代史的舊框架。格裏姆在中國書院發展的大背景下描述了明清時期廣東地區書院城市化的過程,並利用施堅雅的理論加以解釋,擴大了這一理論的適用範圍。這組研究所強調的一個基本出發點是區域體系內的密切的城鄉聯系,而非城鄉隔絕與對立。
  研究城市社會結構的一組論文同樣新意叠出。戈拉斯在對清代前期的行會的研究中歸納了行會在構成、活動上的特點。斯普倫克爾關于城市社會管理的研究圍繞城市中官方管轄權與慣例管轄權的關系展開,指出前者涉及的範圍有限,很多事情要由社會組織管理,後者包括街坊宗教會社與行會等。關于行會作用的重要程度,作者的理解與上文有別。斯蒂芬?福伊希特旺、德格洛珀與施舟人的研究,或以學宮與城隍爲例討論了官方信仰與民間信仰的相互關系,或詳細分析臺灣城市個案的社會結構、信仰組織的結構與關系。這些研究從不同側面涉及了城市內部的官府與民間社會的關系。施氏理論沒有涵蓋城市內部的社會關系與信仰,這組研究補充了他的不足,是其延伸。
  全書的研究宏觀微觀並重,既有長時段、全國範圍的鳥瞰,如章生道對縣治的形態與結構的考察、施堅雅對19世紀城市化、城市與地方體系層級的研究;更多的是細致的專題性或個案分析。具體方法上既有傳統的文獻分析;也有社會科學化的統計分析與圖表分析;很多作者還利用了比較的方法,注意到中西方“城市”的異同;還包括不少人類學的田野調查。著眼點也相當多樣:或揭示修建城市的觀念背景,或討論具體城市的建造背景,個別城市與周邊的經濟關系,或關注城市內部,從縣衙、行會、書院、宗族到各種信仰組織,信仰活動,或宏觀考察城市人口的比例、經濟中心與治所的關系等等,揭示了帝國晚期中國城市與城市生活的多彩畫面。
  作爲論文集,本書譯成中文已逾60余萬言,篇幅龐大。盡管如此,論題仍相對分散,作者們與其說是要描繪一幅全景,不如說是試圖提供觀察“城市”的多重視角,展現研究的多種可能性。
  這些異彩紛呈的具體研究多是在施堅雅所創立的理論的啓發、影響下展開的,有些則是直接應用了他的理論,顯示了施氏理論的廣泛影響。這種多學科的研究之所以能夠實現,與施堅雅本人的學術經曆有著密切的關系。
  施氏本人就是一個跨學科研究的執著實踐者。做爲一位人類學家,他關注的卻是村落以外的世界,並將他的研究方法運用到解釋中國曆史的演變上,而對現象的分析又借鑒了經濟地理學的“中心地理論”。他所提出的“區域體系理論”,如他自己在“中文版序言”中所言(頁9-10),正是跨越了傳統學科邊界的結果。由于他的人類學背景,促使他能夠透過農村來觀察城市,理解兩者間的複雜關系,構建了觀察城市的新視角,這又進一步促使他注重中國社會的內部結構與變化趨勢,提出了對中國曆史發展的新解釋,從而超越了“沖擊—反應”、“傳統—現代”與“帝國主義”模式,推動了美國中國學界研究模式(paradigms)轉變,成爲新的“中國中心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六十年代以來“區域史”與“地方史”的興起與施氏的影響密切相聯(參柯文《在中國發現曆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林同奇譯,中華書局,1989年,144-152頁) 。由此也不難看到一種理論的出現對推動學術發展的重要價值。
  作爲一個活躍在不同領域的學者,他深得跨學科研究之益,因而也積極推動、組織多領域的專家共同研究,本書就是這種研究所結下的成功的果實。
  當然,施氏理論的提出隨即便引發了廣泛的討論,贊同、應用者有之,批評、駁難者有之。此書可以說  是認同並應用其理論的學者的集中展示,既體現了其說的優長,亦暴露了它的缺陷與限度。這是任何一種理論所無法避免的。目前,中國學者也已從單純引進、借鑒轉而開始認真思考這一理論的貢獻與不足,期盼中國學者在此基礎上,在不久的將來更上一層樓,構建出對中國傳統城市,乃至中國曆史的理論解釋
http://www.xiangyata.net/data/articles/c01/367.html

台長: 阿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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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探討
對漢學論著翻譯規範的探討(楨:只剪《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相關之文)

中國學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進入更深層次的表現。對世界範圍內漢學研究論著的關注、介紹乃至翻譯,正是所有人文學者不能回避,且應積極參與之事,如此方可預學術之流。近些年伴隨著《世界漢學》、《法國漢學》等專刊,海外中國學論著等叢書的相繼出版,一批位于學術前沿的,用新理論、新方法重新整理和審視中國傳統文化的國外研究成果開始得到相應地重視和有系統地引進,借此 “翻譯”之橋,中外學者關于“國學”諸種問題的討論有了質的飛躍。但伴隨著這種交流,“漢學論著翻譯”作爲一種不同以往的翻譯的新內容,面臨考驗,有進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翻譯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亟待解決。在我看來問題出于兩方面:
一,漢學論著翻譯著作既非文藝作品,也不是科技論文,但它兼具藝術性和科學性。對它的翻譯要求譯者的專業功力和外語水平同樣不凡。而目前我們的一些譯者往往偏重一面,或者滿腹經綸但譯文晦澀,全失原作的風格;或者行文流暢但疏漏百出,使原意走樣,不免貽笑大方。
二,由于這項工作方興未艾,既缺乏經驗的累積,又尚未形成一定的規範和原則,因而出現翻譯作品的水平良莠不齊,譯、校等編輯、出版流程較爲混亂等問題。以下就我所見漢學論著翻譯作品中的一些情狀,尤其是審讀美國學者施堅雅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一書的中譯稿時發現的一些問題,談談自己對翻譯原則和規範的理解。
一.文化的還原
尋根溯源是漢學論著翻譯中不可忽視的技術問題之一。漢籍本身浩如煙海,文化內涵又廣博精深,海外學者對它的征引宛若隨意采擷,典故難尋;對它的解釋或體認有時推陳出新,有時又似是而非,因此譯文難于處理。所以文化上的,包括漢文人名、中文史料、曆史背景的還原就成了首要問題被提了出來。
漢文人名的還原。又如《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原文頁765,注9,Village and town life in China(《中國的城鄉生活》)著者爲Y.K.Leong 和L.K.Tao。此處的原著者顯然是中國人名的簡寫,譯者僅譯爲Y.K.Leong(郎)。筆者作爲此書的責編之一先查到《中國的城鄉生活》的英文版,著者的全名寫成T\`ao Li Kung和Liang Yu-kao。又閱讀此書的《序言》得知,兩人均爲留學英國倫敦大學的中國學者,此書是從人類學的角度分析中國的社會生活。此書出版之後,T\`ao Li Kung回國任教,而Liang Yu-kao則留在英倫。既然.T\`ao Li Kung已回到本國,那麽《社會科學大辭典》中應該有其一席之地。果然T\`ao Li Kung即是中國社會科學家北大著名社會人類學教授陶孟和(陶氏字以行,1888—1960年)的原名“陶履恭”的音譯。查找Liang Yu-kao更加困難,因爲其始終旅居國外,本國很可能沒有介紹他的專文。只好仍以陶氏爲線索,終于在多卷本的辭書《北大人》中查到《中國的城鄉生活》另一作者Liang Yu-kao的中文名爲“梁宇臯”。
材料的還原。又如《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譯“preliminary address”作“疏意”,審讀譯文時未查到出處。但根據文意應爲“序言”的同義詞,即“疏頭”:僧道拜懺時焚化的祝告文,上寫主人姓名及拜懺緣由等。(參見《辭源》頁2130;《漢語大辭典》第8冊,頁508)改“疏意”爲“疏頭”既比較符合原意,且更准確。又此書頁724,注4,把《清朝文獻通考》和《清朝通典》簡稱爲《通考》和《通典》。這實際上是混淆了四部書,應根據曆史學規範簡寫成《清通考》和《清通典》,不致誤導讀者。
對背景文化還原的難度還應在前兩者之上。因爲背景知識准確的掌握不僅包括對史實的確切了解,更需要的是一種文化感,即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了解且能心領神會,並運用自如。不止是一個詞,一段話的索驥,而應把文化內涵整個地融入行文之中,至此才使譯文達到風格上的忠實與流暢。如《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一句原文“Within,the principal palaces were arranged on a northsouth axis……”,原譯爲“(故宮)各大宮殿按南北向軸心排列”。這容易引起歧異。事實上,原作者不是想強調宮殿的南北對稱,或者是要說明所有宮殿都是南北排列。因此譯爲“重要的宮殿座落在南北向的中軸線上”就更明了。又同書“Confucian commentators”譯作“儒家評論家”也不能算錯,但“清議”一詞可能比較符合傳統,也更典雅。又比如稱南方地區下級管事者爲“teacher”,譯作“蒙師”不如“師爺”確切。
形式問題之一:在審讀漢學譯著時,曆來把核對有關海外學者的名號與著述題目的看作是譯文的關鍵,也是難點。目前所遵循的原則是:國外漢學家已有漢文名字,或約定俗成的中譯法的應遵從;其他所有外國人名都應以通用字典,尤其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一系列各國人名譯法辭典爲據,並在首次出現時用括號標出原文。專著或論文的題目也當如是處理。如法國漢學家Kristofer M .Schipper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一書中分別被譯爲“席佩爾”、“史波兒”、“施博爾”。在參加了一次Schipper在京舉辦的講座中,我才知道他的正式中文名字是“施舟人”。
或者過分強調譯名的精確度有吹毛求疵之嫌,但中文是不同于西方表音字母文字的一種音、形、義相結合的表意文字,每一個漢字都有固定的含義,通假和轉注則有特別的規定。就算在閱讀姓氏名稱時,出現同音異形的字,也會被認爲是指示不同的人物或事物。使用此種與西文截然不同文字的中國人在閱讀時也養成了更重視識別文字字形而不是讀音的習慣。而且長期以來漢語對外來詞的消融力是古今一貫的,並形成了以意譯爲主或意譯與音譯雜糅的翻譯規律。2這種意譯法的使用更加強調字符形態與音讀對應的確定性和准確度。所以譯者采用了不同譯名來反映一個人或一件事物,就會誤導讀者,即翻譯時差之毫厘,理解時必然謬以千裏。
又如,《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一書的譯者把日本學者林友春的論著譯爲“《元明時期的學堂教育》載《近世中國教育》”,而且出版地未譯出。但核對了日文原著才知,其名當爲《元明時代的書院教育》載《近世中國教育史研究》,東京國土社出版
三.使漢學論著翻譯規範化的其他輔助手段
1.多譯本的互相參照是翻譯界常用的方法和技巧,它不僅能爲揣摩原著提供多角度、深層次的見解,而且還能改正原著的錯誤和譯文中的誤譯。如審讀《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時,我曾用此書的日文本(晃洋書屋,1989年)進行核對,補譯和改正了原著和譯稿地圖中的一些問題。比如《長江上遊圖》漏“自流井”之名;頁248圖中有兩處“長沙”,據日文本改一處爲“重慶”;圖35“趙家渡”誤寫爲“趙家府”,又補譯“石笥場”一地;圖34補譯“邛州”一名等等。又如:譯者把eclectic(折衷的)誤識爲electric(電力的),我是翻看日文本時才偶然發現並改正過來的。
參考其他語種的相關資料也會有意外的收獲。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譯稿中,許多地方志方面的材料無法還原成原有的文言形式,因爲原作者引用的史料大多來自國外圖書館保存的中國方志;還有一些則因反複轉引卻未注原書書目而無法查找。尤其是第二編第五章《市鎮和水道》,其中引文都從英文轉譯。但我發現此章的大量材料都轉引自日本學者所撰寫的專著和論文,因此從西嶋定生的《中國經濟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學文學部,1966年;此書有中譯本)查知注10文字引自萬曆《嘉定縣志》卷19《文苑》載萬曆二十三年王錫爵《永折漕糧碑記》。從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東京:亞紀書房,1974年)知注25出自《吳中水利全書》卷14《章疏》;注26出自《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編第四冊《蘇上》。以及由載《東洋學報》的川勝守《明末清初江南的圩長》,日本《史學雜志》的大山正昭的《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專論江南三角洲》,《東洋史研究》的山口迪子《清代漕運與船商》等等文章都查到了相關材料的出處。試舉一例,原譯稿譯自英文爲:“若不帶貨,勿雇小船。可自東柵口乘小舟赴嘉善,複由此登棉紗船去松江,向無一人欲乘大船者。”查知應出自日本尊經閣水庫藏之《水陸路程》卷7《蘇松二府至各處水》,原文曰:“無貨勿雇小船。東柵口搭小船至嘉善縣。又搭棉紗船至松江,無慮大船。”由此自知在從事漢學論著翻譯和譯文審讀中少不了對其他語種資料的翻檢之工。
2. 爲保證與國外中國學領域的快捷對話和進一步提高漢學論著翻譯作品的質量,學界亟待及時編寫和出版相關領域能展示最新研究動態的工具書。而目前有關書籍卻少而陳舊,不太能滿足譯者的需要。如現有的海外中國學手冊僅有《國外藏學研究概況》、《俄蘇中國學手冊》、《日本的中國學家》、《美國中國學手冊》等。而且除了《美國中國學手冊》在90年增訂過以外,其他都截止在70-80年代初。有時爲找尋一個學者的名字或一篇文章的譯法要把近年來所有有關漢學論著翻譯的論著和書刊全部檢索一遍,這與翻譯本身發展的速度極不合拍,這也使譯者處于一種孤軍奮戰的境地。因而學界急需解決的是舊有工具書的定時增訂和新種類、多用途、更廣泛的工具書的編纂。3甚至盡快用計算機網絡代替紙本工具書,以提高信息更新的速度和檢索效率。4
另外,由于前些年海外學人所用中國的資料大多來自港臺,因此對這兩地學界的學術情況應給予一定的重視。在國家圖書館可查的臺灣書目文獻限于近代和解放以前,1949年以後的出版物僅借到王世慶主編的,美國亞洲學會臺灣研究資料專刊之一《臺灣研究中文書目(史地之部)》(臺灣環球書社1976年)一書。其他目錄則散見于年鑒或分類學科的論文索引中。近十年內的最新著述目錄仍無處獲知。在查尋《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的港臺人名、作品時,幾乎是借一種刊物僅能核對一條材料。如查出“張谷城”編寫的《新竹叢志》(新竹市:新竹叢志編輯委員會印行,1952年),非“張古城”;畢慶昌等編《新竹新志》(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8年),不是“畢青長”; 《鹿港開港史》載《臺灣文獻》第19卷第1期(1968年)著者不是“王世清”,而是“張炳楠”……都是無工具書可依。而且書中仍有一些音譯無法還原。
總之,漢學論著翻譯的規範化和精確度是與編寫便利、及時、全面、准確的工具書相輔相成的,二者的合作才能使漢學研究與世界充分接軌。
http://www.dianmeng.com/lunwenfanwen/hanyuyanwenxue/15654_5.shtml
2008-06-30 05:5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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