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說前評楊寬的《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雖然文獻和考古資料都很豐富，但難讀哩！
那施堅雅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中華書局，2000）就不只難讀，還雜亂有章。
《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是論文集，當然有章了，不信讀下文，雖然有人對譯文有意見：
傳統中國城市的多彩畫面——《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讀後
侯旭東《書品》2001年第5期，第52-55頁
巍峨的城門、厚重的城牆、精美的牌樓，……傳統城市的象征，或以其殘存的實在形象，或借助圖像、影視畫面，向後人述說著過去。百年前，數以千計帶有這些符號的城市散布各地，連同衆多村落構成華夏大地的主要景觀。當時的城市與城市生活也成爲今天中外學者熱切關注的話題。中華書局新近推出的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2001年3月，葉光庭等譯，陳橋驛校）一書的中譯本，是這一領域不可多得的佳作。
此書屬于專題論文集，由三編16篇論文組成，施堅雅爲各編寫了長篇導言。內容涉及廣泛，大體側重三方面：城市的建立與擴展，影響其形式與發展的原因；城市之間以及城市與鄉村間的聯系；城市內部的社會結構。研究的時段主要集中在明清。
本書中文版的問世距英文版的出版已近四分之一世紀。20多年對學術發展而言，可以說是經曆了一代，乃至兩代，盡管如此，這本書仍然顯示出多方面的魅力。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對城市的跨學科研究。
在中國學術界，曆史上的“城市”一向屬于曆史地理學家的領地，而此書則全然異趣，它薈萃了來自不同學科、不同領域的學者。除了地理學家章生道外，還包括不同領域的曆史學家，如長于佛教史、思想史與隋史的芮沃壽、專攻明史與思想史的牟複禮、研究經濟史的馬克‧埃爾文（伊懋可）、專心地方政治制度的約翰R.瓦特、以宋代經濟史與江南區域史著稱的日本學者斯波義信、擅長家族史的休D.R.貝克等；以及不少人類學家，如施堅雅、傾心中國，特別是臺灣民間宗教的斯蒂芬‧福伊希特旺（王斯福）、致力于道教史與臺灣道教研究的施舟人等。
不同學術背景的學者關心的問題不同，切入的角度各異，研究的方法有別。他們共同探討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所勾畫的不同側面爲讀者構建了豐富的思想空間。
關注城市曆史的一組研究中，芮沃壽討論了中國人關于城市選址與規劃的觀念及其實踐，借用人類學的術語，他的研究近似于“主位觀察”，提供了理解中國城市建設的“內部視角”。牟複禮在分析傳統中國城市特點的基礎上，詳細討論了明初的都城南京的建立過程、景觀、象征意義與城市生活的特色。拉姆利的研究，通過比較19世紀臺灣地區宜蘭、新竹與臺北三城修建的經過，揭示了政府與地方社會間複雜的關系。這兩篇文章涉及的同是“築城”，時間上相距五百年，且一爲都城，一在邊陲，兩相對照，不難發現其中的異同，得以認識中國人在這一問題上的連續性。施堅雅試圖回答的問題是中華帝國晚期城市人口的比例占多少，論文所采用的方法則是在他所創立的“區域理論”基礎上，通過複雜的統計分析，得出結論，幾乎沒有直接引用具體史料，帶有明顯的社會科學化的色彩。
討論城市間以及城市與農村空間關系的一組文章也是各具豐采。施堅雅的另一項研究探討經濟中心地與地方行政治所的關系，強調前者對後者的制約作用。此文是他將其理論應用到分析政治制度的重要嘗試。瓦特則透過縣衙門，觀察以城市爲主的行政體制如何與以農村爲主的社會相互作用。他所提出的縣衙門是地方政府與非正式的地方權力代表協商的主要中心的觀點，成爲日後研究當時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出發點。斯波義信依據施堅雅的理論對12-19世紀以寧波爲中心的區域經濟進行深入研究，采用了長時段、區域研究的新思路，突破了王朝斷代史的舊框架。格裏姆在中國書院發展的大背景下描述了明清時期廣東地區書院城市化的過程，並利用施堅雅的理論加以解釋，擴大了這一理論的適用範圍。這組研究所強調的一個基本出發點是區域體系內的密切的城鄉聯系，而非城鄉隔絕與對立。
研究城市社會結構的一組論文同樣新意叠出。戈拉斯在對清代前期的行會的研究中歸納了行會在構成、活動上的特點。斯普倫克爾關于城市社會管理的研究圍繞城市中官方管轄權與慣例管轄權的關系展開，指出前者涉及的範圍有限，很多事情要由社會組織管理，後者包括街坊宗教會社與行會等。關于行會作用的重要程度，作者的理解與上文有別。斯蒂芬?福伊希特旺、德格洛珀與施舟人的研究，或以學宮與城隍爲例討論了官方信仰與民間信仰的相互關系，或詳細分析臺灣城市個案的社會結構、信仰組織的結構與關系。這些研究從不同側面涉及了城市內部的官府與民間社會的關系。施氏理論沒有涵蓋城市內部的社會關系與信仰，這組研究補充了他的不足，是其延伸。
全書的研究宏觀微觀並重，既有長時段、全國範圍的鳥瞰，如章生道對縣治的形態與結構的考察、施堅雅對19世紀城市化、城市與地方體系層級的研究；更多的是細致的專題性或個案分析。具體方法上既有傳統的文獻分析；也有社會科學化的統計分析與圖表分析；很多作者還利用了比較的方法，注意到中西方“城市”的異同；還包括不少人類學的田野調查。著眼點也相當多樣：或揭示修建城市的觀念背景，或討論具體城市的建造背景，個別城市與周邊的經濟關系，或關注城市內部，從縣衙、行會、書院、宗族到各種信仰組織，信仰活動，或宏觀考察城市人口的比例、經濟中心與治所的關系等等，揭示了帝國晚期中國城市與城市生活的多彩畫面。
作爲論文集，本書譯成中文已逾60余萬言，篇幅龐大。盡管如此，論題仍相對分散，作者們與其說是要描繪一幅全景，不如說是試圖提供觀察“城市”的多重視角，展現研究的多種可能性。
這些異彩紛呈的具體研究多是在施堅雅所創立的理論的啓發、影響下展開的，有些則是直接應用了他的理論，顯示了施氏理論的廣泛影響。這種多學科的研究之所以能夠實現，與施堅雅本人的學術經曆有著密切的關系。
施氏本人就是一個跨學科研究的執著實踐者。做爲一位人類學家，他關注的卻是村落以外的世界，並將他的研究方法運用到解釋中國曆史的演變上，而對現象的分析又借鑒了經濟地理學的“中心地理論”。他所提出的“區域體系理論”，如他自己在“中文版序言”中所言（頁9-10），正是跨越了傳統學科邊界的結果。由于他的人類學背景，促使他能夠透過農村來觀察城市，理解兩者間的複雜關系，構建了觀察城市的新視角，這又進一步促使他注重中國社會的內部結構與變化趨勢，提出了對中國曆史發展的新解釋，從而超越了“沖擊—反應”、“傳統—現代”與“帝國主義”模式，推動了美國中國學界研究模式（paradigms）轉變，成爲新的“中國中心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六十年代以來“區域史”與“地方史”的興起與施氏的影響密切相聯（參柯文《在中國發現曆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林同奇譯，中華書局，1989年，144-152頁） 。由此也不難看到一種理論的出現對推動學術發展的重要價值。
作爲一個活躍在不同領域的學者，他深得跨學科研究之益，因而也積極推動、組織多領域的專家共同研究，本書就是這種研究所結下的成功的果實。
當然，施氏理論的提出隨即便引發了廣泛的討論，贊同、應用者有之，批評、駁難者有之。此書可以說 是認同並應用其理論的學者的集中展示，既體現了其說的優長，亦暴露了它的缺陷與限度。這是任何一種理論所無法避免的。目前，中國學者也已從單純引進、借鑒轉而開始認真思考這一理論的貢獻與不足，期盼中國學者在此基礎上，在不久的將來更上一層樓，構建出對中國傳統城市，乃至中國曆史的理論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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