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雨中的玫瑰古蹟（原蔡瑞月舞蹈社），我觀賞了汪其楣老師的獨角戲《謝雪紅》。在這齣戲中，我被謝雪紅回憶起與楊逵、葉陶曾先後關入台中監獄的事提醒：他們都曾經是懷抱共同的夢想且大無畏的一代人。謝雪紅也許是他們之中走得最遠最孤獨的一個，她到過東京、上海、莫斯科接受共產黨的洗禮，組織台灣共產黨、在台北開設國際書局、在228事件後於台中成立民主保衛隊，試圖成立人民政府，之後還在香港成立台灣問題研究會，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最後成為身在中國的少數台灣代表，在整風運動中日益邊緣化，終生未曾回到台灣。我們還認識那些社會主義運動的參與者？為農民編寫《三字集》的簡吉、在鹿窟事件中意外身亡的呂赫若，在大地上寫字的楊逵與他的鱸鰻某葉陶，主導二林事件的李慶章……。在這些前輩身上我們能得到什麼？
在電腦前聯絡著周末的娛樂，想消解掉平日的苦悶；在電視新聞中看見政府透過文宣廣告散播尚未經過全民檢驗參與的重大政策，我也只能靜默抗議。消極且嘴砲。但是，我能作些什麼、為自己作些什麼，我不清楚。當然，我也明白如果無法構築理想，如何前進？尚在讀書的我，在前輩的積極作為中，反而越感到困窘，似乎理想典型猶在眼前，卻踏不出對不準與之看齊的腳步。
謝雪紅在1944年時，攝於台中自營的三美堂前。（出處：www.epochtimes.com/gb/6/3/8/n1247317.htm）
謝雪紅相信她擁護的理想，她關心和她一樣出身寒微的大眾。這是她的不凡之處，也是她與台灣人民最大的情感聯繫，只是對我來說，投身社會主義理想的她，也在中共內部的歷史轉折中，使自己成為一個符號，成為新中國版圖中的台灣代表。當她一腳踏入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體制時，也踏進了與自身理想相對立的兩難之境。謝雪紅在中國作了些什麼？她如何在他方，為自己的人民而努力？當時的她，如何思索台灣問題，尤其是在資訊不相往來，雙方人民都水深火熱，等待雙方政府相互解救的時代。時代與政治的變化辜負了她與她曾相信的美好社會，也違背了謝雪紅對解放台灣的期待。
即使是今日，謝雪紅也不可能透過臉書與她的粉絲互通聲息，除了參加新國共論壇之外，她能見到那裡的大眾？或者，她終於能回到台灣了？如果謝雪紅回到今日的台灣，她會看到什麼？台灣農業的進步？台灣農民的富庶生活？這些島內消息也許對身在中國的她，並不陌生。她需要去日月潭、阿里山，或者鼎泰豐？她會與那些人見面？陸委會主委？或者海基會主席？她要怎麼稱呼台灣的領導人？她對民主政治的看法是什麼？她是否可能在中山北路上聽見台灣之歌？或者在蔡瑞月舞蹈社前觀看自己的一生，還是被警察層層保護著，與中山北路上的遊行群眾相隔兩地？她應該只想回家吧。
她會去那裡？走訪台中、彰化、埔里，面會那些在動蕩時局下曾經助她躲藏的友人後輩。在親人陪同下，到東海花園，或是坐著小飛機到綠島看人權紀念碑，在垂淚碑前是否也流下淚來？她會告訴我們什麼，在這些爭鬥的歷史之後，走下政治舞台來告訴我們：政治不能碰？還是她依然相信，理想的必要性？社會需要改革，一如舞台劇節目單上所寫的「人生是不斷追求真理的旅行」？
在大雨之中坐在雨棚下觀賞汪其楣老師演出的《謝雪紅》，對我來說並不只是在看謝雪紅一人的故事。從這個角色身上我看見一個幾經奮鬥終於有著個人事業的新女性；也看到搭著船在中國、日本、台灣之間飄浪的藝術家、革命份子；也看到被歷史現實阻礙無法回家的平凡心願，對家鄉的想望。只是，如果真的能夠重演歷史，革命事業對她來說，依然至為重要吧？
已經30歲的我，還常常看著星座預言，期待趨吉避凶，常常作著「選擇紅色者就是喜歡紅色者」之類簡單推論自己的心理測驗，只為了維護一個安全可靠的自我形象。我一直以為，在缺乏實踐力的論述中，理想多遙不可及，然而，對於還找不到那個至美，讓人奮不顧身投入之事的我來說，教人不安焦躁的卻是，懷疑自己就要與理想錯身，失去了任何可能。
謝雪紅與她的好戰友們，在高舉夢想旗幟之外，都是曾經親身與人民同一陣線的領袖，只有在那些時刻中，他們才如此真實動人。在層層疊疊的標籤之下，這些前輩被我們所淡忘的身教言教，才是我們應該持續追尋並且記取的。也許，對每一代的人來說，當他們年輕時，理想與夢，還是一種高調，卻仍然必要的堅持，即使緩慢，即使前途如此晦暗，也還是要持續摸索未知。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