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一趟值得回味的旅程。飛機在一片風暴中降落了，客艙裡響起了一陣掌聲。從中正機場駛向南台灣的夜行巴士裡面，望著窗外的風雨，心想這下子台灣又要多少災難了。從巴黎地網咖裡得知有颱風襲台，不用親見，大概也猜得出在山裡，或者那幾個永遠逃不出詛咒的山莊城市， 一定有淹水，一定有土石流；新聞報導也一定又是二十四小時SNG連線。策劃已久的法國之旅，竟然是在遭遇偷竊、搶劫、恐怖攻擊震盪全球氣氛後的武警戒備，以及返國巧遇颱風肆虐諸等事件中度過，真是意外。
在巴黎街頭得知美國遭到攻擊的消息，已經是四架飛機都墜毀之後。隔天街頭報攤紛紛擺出了厚達四十多頁的快報，青年旅館裡也二十四小時播送美國CNN新聞。螢光幕裡美國總統喬治‧布希以大聲公向民眾信心喊話，台下爆出『USA！USA！』的呼聲；我走進PUB裡點了一瓶果汁，準備一口氣寫完厚厚一疊明信片，卻只見幾個美國青年圍著撞球台談笑風生，抽煙，喝酒，像平日的派對一樣。
一個非藉青年坐到我旁邊，我抬頭看了一眼，他正凝視著我正以快筆填滿的明信片。也許我們都是「少數民族」，他似乎有話要對我說，而我卻只能兀自撐著剛剛從爵士吧裡銷魂回來，沾滿煙味而搖搖欲墜的身子，以及唯一殘存丁點力量的手指，寫信回家說，這趟旅行，其實是有些難過的。
從報紙得知了歐洲各國對於恐怖攻擊事件的表態，有的支持反擊，有的嚴厲抨擊恐怖行動，就是沒有一個徹底「反對開戰」。想起了初抵巴黎的頭幾天的某個晚上，一群學生在街頭發散傳單，說他們預計在某天發動街頭遊行，抗議巴勒斯坦的恐怖主義，沒想到才過不到半個月，自殺式的飛機炸彈就往世界貿易中心栽了下去。巴黎顯然很迅速地感受到這事件的震盪，在遊客聚集處無不有武警及軍隊巡邏。而我的法國之旅的後半段，每天就是在這種氣氛裡過完的。
那是一個電子舞曲迴蕩的街頭，酒吧裡擠滿了叫囂不斷的法國青年。我從左岸的奧迪翁廣場一直逛到右岸的巴士底區，企圖描繪當年巴黎的熱血青年如何集結鼓吹革命。白天繞過了革命領導人的住所，傍晚時經過地下議會的現址，這些地方不是觀光客充斥，就是改成音樂震天價響的酒吧。從一間拉丁味頗濃的Pub外望了進去，一幅古巴革命英雄格瓦拉的圖像被畫在偌大的牆上，而抗議巴勒斯坦的青年就在這外頭散發傳單。反美帝的象徵和抵制第三世界國家的青年構成的畫面，令人無法分辨高唱自由的國度裡人群在堅持些什麼，又叫囂著些什麼。
「矛盾」，大概是這趟旅程所體會最多的心情罷。步上旅途以前，我曾以為自己能夠從容的扮演一名旅行者。
然而一個觀光事業興盛的國度，幾乎已經將全國各地的觀光網路鋪設完成。各個景點都設置了紀念金幣販賣機，金幣上鑲有各景點的景觀，有的高級一點還能為你刻上名字。
先後走過南法的幾個小城鎮和馬賽大都，原本預計將已被小偷擊破車窗的標緻汽車駛往蔚藍海岸了另一大城尼斯，卻因為聽說該地的治安更下於馬賽而折返。無緣躺在蔚藍海岸的沙灘，我們卻在普羅旺司地幾個城裡多待了幾晚。很顯然，這個被彼得‧梅爾描述得像天堂一般的地帶，如今也被遊客盤據了。我並沒有加以考察亞維農當地過去幾年間的人口結構，但比較圍牆內的舊城和市郊的當地居民住宅區，光是看餐廳、酒吧，或者香料與花布的店舖的懸殊比例，不禁令人懷疑這裡的居民，是否是被觀光客給趕出城外。
像亞爾勒(Arle)或聖雷米(St. Remy)這樣擁有梵谷的傳說的小鎮，也處處被朝聖者佔領著。瘋狂畫家筆下的咖啡店外牆，如今竟漆著雷同於畫作的顏色；服務生眉開眼笑的招呼你，喊了聲「Van Gogh?」，便要你不得就座嚥下梵谷名氣勝於料裡口味的一餐。其他遍佈著塞尚、畢卡索或夏卡爾足跡的城市，則因為遭搶劫而縮減行程，無緣參訪，但會不會又是一個個被名人的名氣渲染得像陰魂不散的城鎮呢？
也許好在有搶劫，使得我永遠有藉口可以拒絕濫竽充數的街頭畫家要你止步充當模特兒，或著回到巴黎在紅磨坊周圍的蒙馬特街道上，我也有理由拒決皮條客們所開價的，二十分鐘三十法郎(據說實價是好幾倍)的成人偷窺秀。
永遠有人要你花錢，除非你必須看起來不像觀光客。你必須收起相機，疾速步行，甚至收斂起東張西望的眼睛。你還必須要會以幾句流利的法文喬裝你對這個城市的熟悉，並且懂得當地治安狀況，否則黑頭髮黃皮膚如我，又從不知不該將物品遺留在車內，是永遠是逃不過商人或虎視眈眈的搶匪的銳眼的。
旅行中的難過，並非在馬賽遭遇偷竊，甚至飛車搶劫。這樣一個被大仲馬形容為「世界文化匯聚」的城市，也因為它的老舊，而有他無以療癒的積習。警察只能任憑飛速的無照重型機車在城裡消遙，唯一能做的，只是做幾份筆錄，給你辦保險、補開機票。只因突然發現，硬是要將這種不愉快的遭遇歸罪成破壞行程的理由，也許過於苛刻；比較尷尬的應該是，我們總是為了飽足對一個陌生環境的想像，而不斷以瑣碎的消費去完成一個已經虛擬好的目的。所有被旅人一致認為值得一探的美好景緻，或者親善的「國際交流」，都只是片面的想像，那是旅途中的鴉片，簡直會把人折騰得步履維艱，彆扭無比。
作白日夢顯然不該是旅行者所放不下的陶醉。在蒙馬特的聖心堂前，遇見一批台灣來的旅行團。地陪尖聲提醒：「從右邊上去。左邊有廁所，會臭。」原來這些可能破壞觀光興致的條件，都已經在行程安排中給刻意扣除了。我刻意走左邊的階梯上去，果不其然地傳來公廁的騷味，卻也使我更加堅決地將那些所謂「負面」的印象納入旅行的完整構圖裡。
南法鄉下的旅途就無須強裝拘謹，因為大家都是客人，比較不須擔心如何被當地人「歧視」。只不過往人多處聚集的原則，到令人也不安了起來。那些必須購票進場參觀的亞維農斷橋、教皇宮；馬賽伊芙城堡、修道院，還有亞爾勒的重頭大戲----鬥牛，幾乎使人無以自在容身；你必須隨著大家的情緒一同讚嘆，一同沸騰。你會看到一群人手持長形黑色話筒語音導覽，在亞維農橋上或教皇宮裡，用同一種姿勢和眼神若有其事地認真聆聽。
亞維農教皇宮裡還展出高行健的水墨畫作，幾個金髮遊客若有賞識地站在畫前優雅地比畫著化作的墨跡輪廓；而我只能帶著滿腦的問號，匆匆走開。東方文物在西洋人眼裡有著無以抵擋的高度魅力，只要會幾步書法就能再路旁擺攤為洋人用毛筆字寫翻譯的名字。於是路邊有了「路易斯」、「生日快樂」的書法攤，有女孩的細肩帶洋裝繡著「賽賓姬」等等的怪樣漢字。
搭乘聞明世界的高速TGV列車從南法回到巴黎，已經是正當我頹喪地向自己坦白一趟旅行的落敗之時。
來到巴黎，似乎會被催眠般無從選擇地登上鐵塔。我站在這個原本為萬國博覽會而搭建的無用的高塔上向下俯視，只見地面上的夏佑宮廣場和塞納河上迎面閃爍著鎂光燈，紀錄著一座被黃色燈光點綴的鋼鐵結構。一個美國老人直嚷著「真是不可思議啊」，好像這樣一喊，就能值回六十五法郎的票價。
觀光客是最有包容力的消費者，因為無論眼見或耳聞的種種，似乎只要符合「異國情調」，都值得被毫不猶豫的購買下來，例如攝影技巧俗套的明信片，例如鐵塔底下一群黑人青年所販賣的粗操的鐵塔模型，或者還有地鐵裡的手風琴樂音和木偶表演。這一路上到過的各個景點，除了看到群集的各國遊客拿著輕巧的數位相機或攝影機拍攝，最顯眼的族群，除了販售紀念品的小販、賣藝維生的街頭藝人，還有那些游民和乞丐。他們不約而同的來到遊客出沒的廣場上，用各種方式取得出手大方的觀光客丁點心甘情願。
行經巴士底廣場，傳來了電影鐵達尼號的主題曲，隨即又有拉丁風味的情歌輪唱著，原來是一對父女在一處咖啡座前以小提琴和歌聲賺取生計。女孩在父親以提琴獨奏時拿著錢筒走向人群，用她有別於唱情歌時的滄桑的稚嫩聲調，向咖啡座上的人群道著一句又一句的「謝謝」。回到住宿的地方告訴其他同行的友人，才知道原來這對父女在一天當中早已轉戰好幾個地點。
在傳說中住著鐘樓怪人的聖母院外，旅行團的地陪大聲地向遊客解說教堂外觀的雕刻。我必須依循參觀路線走入教堂。我看見兩個中國遊客看見透明的告解室，欣喜地喊了一聲「啊，告解啊！」而箭步向前隔著玻璃張探；隨後詩班唱起了聖歌，兩個中國遊客又吹起了口哨，向逛夜市搬地溜達了出去。
走出聖母院，一位看似來自中東的婦人來要錢。我知道有些現代都會的公共場域，為了不讓流民播壞市容，而將公園椅設計成圓形防止被人利用來過夜。巴黎的地鐵站的椅子只能倚靠不能橫躺，也許也有這點考量。不過大量湧入的觀光潮總無法抵擋流民的同時湧入，在地鐵站時時可見抱著小孩的流浪著，用撿來的麥當勞紙杯，靜靜地等待匆匆路過的人們投下幾枚硬幣；而觀光客聚集的場域的乞者，就直接向人開口了。「Please...」她指著懷裡熟睡的小女兒。深遂的眼神、流利的英文，也許他們已經能熟練地向人行討，也他們的熟練只是一種習慣，但是，誰又能訴說一個「進步」的城市，擁有多少「進步」的條件，可以讓每個人都能擁有足夠的麵包？
我回頭望見觀光客魚貫進入的教堂，竟不由得為自己方才在其中做的長禱打了冷顫；那些世界和平、公平正義的願想，竟然才在一出教堂就澆了冷水。也許那些投以幾法郎點亮燭火作為奉獻的錢銀，在觀光客手裡，大概也像投至收費公廁一樣的輕鬆。真正需要教堂庇護的人，以及那些視教堂為公廁的遊客們，在這個情境下顯然是時空錯置了。
所以寧願放棄擔憂受騙的架子，而選擇將錢幣投給了乞者，還有那些在地鐵轉角的薩克斯風手或手風琴樂師。
曾經在台北街頭看到珠寶商店請來外國的小樂團在騎樓造勢。這使我不禁想到，如果那些樂師來到台北，也許都會被一一請到國家音樂廳表演。一只伴奏卡帶加破手風琴，他們的音樂沒有悲傷。大多時後我們喜歡讓這些背景音樂成為旅途中伴佐的浪漫樂音，然而這些音符最後都也許只能換來一條不足填飽飢餓的法國三明治。如果一個觀光景點非要以這樣的族群結構來互補共生，或許單純的乞討或不標價的賣藝，才是這個畫面裡面最誠懇的角落罷。
總有人群侵擾著視覺，在背負太多對人群的苛責之後。突然厭惡起擁擠的地鐵，更想從人肩雜沓的香榭麗舍大道上逃開。所有的時尚品牌可以在這裡匯聚欽慕的眼光，而人們把這些當成進步的指標。
或許這些嫌惡，才比較能解釋在巴黎何以花了大半光陰，都擲在按圖索驥已故作家的故居或足跡，或梭巡於墓園之中。本以為一種孤傲的堅持不但能使我從不踏入在台灣連鎖得像便利商店的Starbucks，卻在無以體會昔人何以在舊城醞釀那麼多高遠的思想的同時，一腳步入了當年沙特與波娃伏案寫作的花神咖啡館，或者海明威最愛留連創作的La Gloserie des Lilas餐廳。只是這些角落，其實都是散發著香水味、滿頭銀髮的政商、貴婦的最佳去處。那些遠去的哲人身影，畢竟只留在還未親訪當地的想像裡。
最後那幾天，我就在白天探訪墓園、晚上聽爵士樂，那般又是敬虔，又是慵懶地度過。我記得我曾在蒙帕拿斯墓園花了一個下午，尋找音樂家聖桑，還有戲劇家貝克特、作家莫泊桑的葬身之處。在只有烏鴉的嘆息、秋風和我的跫音的傍晚，我急於親探這些傳說中的神奇人物的人生終站，卻因管理員手繪的地圖過於草率而撲空。等從南法回到了巴黎，再度來到墓園，已經是我急於奔波於旅行社來張羅補發機票，也甫得知美國被飛機炸彈攻擊的陰雨天了。
這個世界變化的太快，而我們都試圖去留住些美好的，或自以為美好的情境。就像登上艾菲爾鐵塔的旅客，不約而同地在欄杆上簽名；就像在羅丹博物館就非得和廣場上吻得起勁的雕像合照。而旅途上地許多意外，卻被我們的畏縮的潔癖給過濾了。如果我不一再地憶起搶匪抓著我的袋子躍上機車逃逸的那兩秒的光景，也許那行乞的母親眼角的皺紋，或者蒙馬特街頭安全島上喝著啤酒的流浪漢，甚至咖啡座前唱著拉丁情歌的女孩的身影，可能都早已遁入腦海裡不願被擾動的角落。
「真正的旅行，乃是為了離開而離開。」波特萊爾說的。我在頹廢詩人的墓前蹲坐了不久，卻無從跟同伴提出這樣的心跡。在我我尚未弄清楚何以如此曖昧地親近一個都市或鄉村時，我卻得到了離開的理由。
或許回鄉，才是一段真正的旅程罷；但是回程，是否又是一段消極的逃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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