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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9月21日台灣發生嚴重的大地震，以導演與他的朋友間的信件為基礎，闡明了在災難中失去摯愛的數個家庭的悲痛，以及導演和他住在安養院年邁的父親間的關係，生離死別、絕望與求生的慾望，一部探究生命意義的優秀作品。」（《生命》作品簡介‧全景傳播基金會）

到達十全戲院時，看到張在戲院外面的是紀錄片《生命》的大型看板，狹窄的騎樓也擠滿了人潮，心裡自是一番驚呼，就像導演吳乙峰說的，「好像一夜醒來台灣人都變得很喜歡看紀錄片」一樣，自認自己專看冷門片卻只買到「有夠頭前」的位置（第三排）的我，開始推斷是什麼風把大家吹來的？

看過陳豐偉寫的，亟欲為紀錄片未來尋找出路的《讓〈生命〉成為台灣社會的公共財》，也讀過苦勞評論省思紀錄片商業手段的《弔詭的「生命現象」》，我開始檢驗自己面對這部紀錄片的心情。就像先前特地北上看《跳舞時代》一樣，一方面期待著好作品能夠廣為人知，但一方面卻只能在太多的喧嘩中，乾脆選擇冷冷地面對問及觀後感的朋友說：「哪有才剛看完片就急著挖人家的感覺的啊！」

主要的反省在於：我是不是只能作為一個追逐被影像感動的人，把《生命》看作感人劇情片來推銷呢？如果好萊塢片《讓愛傳出去》可以賣座，那麼為什麼我們的社會還是不及理想公民社會的性格？如果《辛德勒的名單》當年也是造成擠戲院的熱潮，那為什麼族群紛爭還是侵擾著我們的生活呢？

是什麼風把大家吹來的？戲院的牆上張貼著各個報紙的大幅報導，我才發覺自己已經自外於藝文消息久矣。在文化版上，在副刊版上，還有還有，政治版也來湊熱鬧；原來，連阿扁跟馬英九都曾因為看《生命》而墮淚。（如果記者寫的是災民落淚，不知民眾會不會想來？）

然而置身於爭看《生命》的人潮推擠中間，想到影片放映時耳邊不時傳來的啜泣，以及回想九二一地震後曾經隨醫療團到過南投山區，被殘破的景象所懾的往事，我逐漸相信一個事實，就是九二一地震曾催迫著自己去追問生命的公平性，思考關於苦難，企圖同理生命的陷落與恐懼、以及思索關於慈善、奉獻與實踐的可能。既然於我如此，那麼我想，九二一地震也已經深深地植入台灣人民的心底，而這番情感也牽動著對家園、對自己與對同胞生命的認同。

轉眼間，九二一地震已經過了五年多了。算起來，那應該是長過於一個大學生完成學業的時日。對我自己來說，從在校園舉辦「台灣之夜」以詩歌祈福的稚嫩，到上山望著斷垣殘壁興嘆的徬徨，直到如今面對畢業、兵役以及與生命相關的醫師生涯，我清楚地明白，原來「九二一」竟也那樣緊緊扣著自己的成長。

那麼那些曾經因著震災而投入災區的龐大志工群，或者置身遠地但也不忘捐助資源者，他們也許是宗教團體，也許是有志於社區運動的義工，也有許多是以震災為主題來作研究的學生，更多則是默默工作的小市民。在這五年間，每個人也都用不同的方式目睹土地的崩毀直到復甦、社區的離散直到再造，以及人們走出傷痛拾起勇氣面向未來的生活；這段過程，決定了一個在苦難中重構生命意義的新世代。

這段日子裡，有許多的新生命誕生了。他們也許是研究生的論文、也許是社區運動的示範模型，也許如同片中所呈現的，是活生生的地震之子；而最多的是在苦難中撐起的巨大的生命能量。這些都是九二一世代獨特的資產，也勢必將成為引領台灣走向新局的力量。

從地震到今天的五年多來，台灣也經驗著動盪社會的巨大變遷。兩次的總統大選耗損了相當龐大的血汗與金錢，政治爭鬥已然顯露了其猙獰醜陋的敗象；人民在這樣的環境裡，顯然被迫經驗著一種認同上的挫敗。也因此，我才想到，每個台灣人民的生命都渴望著一種療癒罷？

而《生命》，則提供了這樣一段療癒的過程，透過不斷的敘事，透過影像聲音的堆疊，以及面對不同的生命個體以及自己的來回關照，《生命》所陳訴的，便不再只是那五封寄不出去的信，反而，無形中道盡了太多台灣人民那些原本無法言說的扣問與對話。

因此，我寧可相信院線方式行銷帶動的熱潮是可喜的。當我們批判商業型態可能染污了紀錄片的高貴，我毋寧相信這些消費來的感動仍然不會大過於人民對自己的故事的渴求；而這些渴求，也即將啟動人民展開自我認同的運動。我們終將無須仰賴政治人物高呼「平等」或是舉辦「學校」教化人民，因為其實「見證」本身，就應該是一種最為激進的「族群和解」跟「心靈革命」了。

PS：

到高雄十全戲院看戲，散場走下樓梯時，總會在樓梯間總是貼著小學生電影觀後感的電影教學作品；或者如果你仔細觀察放映廳，你會發現戲院內竟然暗藏著攀岩場的設備，給社區青少年使用。這些動作，能窺見十全戲院經營者的用心。這次「全景映象季」的網頁這樣寫：「高雄十全影城總經理曾清金女士受楊先生的鼓舞，願意釋出該戲院最好的放映廳，並自備投影機，等待自10/8起『生命』以及其他三部影片的熱度燃燒到高雄，這是全景放映至今，受到院線播映系統最溫暖而實質的支持」。曾清金女士是高雄德生教會的會友，看來，十全幾乎以一種宗教式的「奉獻」來放映《生命》，著實令人肅然起敬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