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
助理教授 劉孟奇
一個多月來，報紙頭版上演著一幕幕富商名流的情怨糾葛，當事者或恩斷義絕、或惡言相向、甚或輕生相殉。而媒體更流傳著養小鬼、下降頭的傳言，言者鑿鑿，聽者似也惶惶。
這不禁令我想到經濟學巨擘海耶克 (F.A. Hayek) 在〈自由企業制度的精神與道德意含〉這篇演講稿當中的一段話：「我們在捍衛自由企業制度時必須始終記住，這種捍衛只同手段有關。我們如何塑造自由，全靠我們自己。我們切不可把提供手段的效率與這些手段所服務的目標混為一談。如果一個社會除了效率之外沒有任何標準，那它當然是在糟蹋這種效率。如果人們可以自由地發揮自己的才幹，為我們提供大家所需要的手段，我們一定要根據這些手段對於我們的價值來回報他們。但說到尊敬他們，則只能視他們利用自己可以支配的手段的情況而定。」
教了經濟學幾年，也經常在課堂上為自由經濟辯護，但是我越來越發現，需要不時提醒自己，「自由放任」是多麼容易被誤解與濫用，特別是如果把這句話等同於價值上的空洞虛無。如同海耶克所言，我們對於自由經濟的支持，主要來自於效率的考量，同時也在於透過自願交易保障最基本的道德：尊重他人的自由選擇，同時為自己使用的資源付出代價。海耶克並不嘲笑其他社會體制中的理想，只是他懷疑，如果連基本的自願交易與自由選擇的權利都不能維持，將「純潔的理想」建立在對於他人與資源的獨斷支配之上，這種理想是不可能不變質的。
但是海耶克同時也指出自由經濟的界限，那就是作為一種手段，它雖然能讓我們得以不為飢寒所迫，提供我們發展與實現生命價值的優沃條件，但是它本身不能塑造、也不應作為生命的解答。同任何其他的經濟制度一樣，自由經濟並無法保證「有意義的生活」。
一個社會如果缺乏對於道德標準的肯定、缺乏對於深層價值的敏感、以及缺乏對於終極意義的追尋，那麼高度的效率只是毫無目的地刺激與揮霍而已。不止於此，價值虛無可能反過來吞噬自由經濟本身。因為「對於效率的追求」會從工具變成目的，甚至毫無節制的擴張，成為至高不可挑戰的價值，就如同我們在前一陣子美國一連串的企業醜聞中所看到的一般，最終會侵蝕自由企業制度所需要的誠信道德基礎。
海耶克其實是個樂觀的理想主義者，所以相信一個富裕的社會不會因為道德標準的空虛而徬徨沉淪；他相信人們會利用物質手段的豐裕創造文化、豐富生活。他相信人有能力區別物質手段的支配能力與實踐生命意義的可貴成就，而人們能夠不忌妒前者，同時給予後者高度的尊崇。
換句話說，富裕是正當的，然而「好德」是更重要的評價標準。否則一個富裕而不好德的社會，將是一個充滿各種刺激與滿足慾望手段的社會，一個人人假效率與競爭之名而彼此為敵的社會；人們徒然具有選擇的自由，這樣的自由卻開啟不了心靈的旅途，引導不到自在悠然的目的地。這樣的自由，將是迷失在富裕中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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