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2日（星期一）早上，在國共內戰下潰敗而遷台的國民黨【中央日報】第四版，與台灣省政府經營的【新生報】第四版，都印著斗大的震撼標題與驚悚的集體槍決照片：「台灣豈容奸黨潛匿，七匪諜昨伏法。」及「你們逃不掉的，昨續槍決匪諜七名。」副標題則配以：「保安部破獲匪兵運機構，黨羽百餘人均一網打盡。」及「對叛徒不寬容」等，這是老蔣在台灣施行的白色恐怖首宗，也是牽連人數最多的第一大案，史稱「澎湖案」。
當時中國有一百萬殘軍與一百萬難民，在一年內先後湧進台灣，原本就地狹人稠的海島怎堪負荷？而在廣州的山東煙台聯中校長張敏之，率二千名流亡師生與濟南一、二、三、四、五聯中、昌維、海岱等七所學校，以上八校共八千餘名流亡師生追隨投奔，原盼遷台繼續學業，但因入台管制而暫轉澎湖，不意軍方因內戰兵員漸耗，強要接收這群中學生為兵，送回中國充當砲灰。張校長為維護學生受教權，挺身抗爭，軍方竟以莫須有的「匪諜」入罪，他和一百多名師生被槍決，數千名學生被充軍後受盡凌虐，另有不知人數、不詳姓名學生被投入海中溺斃。根據報載，張敏之的身分是「中共膠東區執行委員」，犯罪事實則記載：
「張敏之於民國卅五（1946）年冬，在青島由匪幹周孟英、劉次簫等介紹加入匪黨。初在文化工作研究會工作，並利用新聞記者在聯誼會等名義，從事吸收文化新聞界人士，參加共匪組織。嗣後於卅六年秋，又奉匪命令，利用訓練難童，及青島自衛隊等機會，從事宣傳共產主義，發展組織升任為共匪東區執委，奉派在煙台聯中領導匪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隨後他又偕同鄒鑑吸收五個學生，均以流亡學生身份為掩護，散佈謠言、煽動學潮、擾亂治安、破壞政府。其最顯著的不法行為，為聯中學生自煙台、青島等地流亡上海，轉赴湖南，於卅七年間途經杭州時，張匪敏之、鄒匪鑑、劉匪永祥等，藉端領導全體學生，搗毀杭州車站。迨本年六月，該校又遷徙廣州，政府乃將所有流亡學生，悉數撥遞駐澎湖之陸軍第卅九師編訓，冀為國家有用之才。
據該匪等，竟不知洗心革面，仍遵奉匪方命令，潛伏軍中秘密活動，陰謀破壞建軍工作，並分別著手調查部隊主管姓名、裝備情形，及要塞地等，圖為匪徒進攻時內應，達其顛覆政府目的，王匪光耀又迭將該團在軍中活動情形，向香港匪方報導，經陸軍第卅九師查獲，報由本部派員將該匪犯等扣押解部，除其餘匪徒黨羽，另案辦理外，案經審明合予判決。」
接著小標題「盲目蠢動、徒然送死」，是由未具名的省保安部發言人正告國人：「匪諜妄想以兵運之方式，潛入台灣，策反軍隊，但匪黨卻不了解今日在台灣及東南轄區之部隊，不僅同仇敵慨，戰意堅強，且官兵團結，生活安定，均抱有我無匪之決心，即使匪黨兵運能僥倖滲入，然亦能隨時澈底肅清。因此匪黨兵運不過是盲目蠢動，徒然送死而已，在過去若干部隊中先後亦多破獲，均處極刑，我警告一般匪諜份子，台灣是鋼鐵的堡壘，你們這套兵運把戲，在此地是無法玩弄的」。隨後話鋒一轉，痛批張校長「竟敢背黨叛國，投機取巧，喪心病狂，實屬萬死不足以贖其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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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在老蔣眼中「萬死不足以贖其辜」，啟動老蔣在台瘋狂殺戮的張敏之校長，1907年生於山東省牟平縣（山東半島最東面臨海的一個小縣），十六歲考取了當地一流初中先志中學，成為新制第一班學生。當時山東由北洋軍閥統治，國民黨則設立「平民學會」，吸收青年及工人入黨；而平民學會煙台分會就設於先志中學，由教務主任崔唯吾負責。日後老蔣發動412清黨時，崔唯吾被派為山東省九人清黨小組召集人，張敏之始終跟隨。但卻在二十年後被老蔣誣以「匪諜」罪嫌遇害，實在是天大的諷刺。
張敏之高中畢業後，因崔唯吾推薦，由山東省黨部保送報考中央黨務學校，成為黨校第一期畢業生。1928年春，國軍北伐，張敏之組織北伐宣傳隊在山東南部活動，後來擔任「黨義教育訓練班」訓育主任，親自講授三民主義。在班上認識了來自濟寧縣的學員王培五，她當時還是美以美教會教會辦的德貞女中學生，在自由戀愛下他們成了一對戀人，但王家在山東是望族，張家則貧寒，門不當戶不對，王培五雙親都反對這門親事。而教會學校的外籍校長與導師，也反對得意門生與張敏之「大兵」交往，他們將老蔣視為南方來的軍閥而已。
為了拆散這對戀人，王培五的父母想替女兒另找婆家，但媒人卻被女兒趕跑，堅決的態度使得父母想主導婚事的企圖落空。王培五在高二升高三時，由德貞女中轉學至市立濟寧第七中學，然後又考上北京師範大學英語系預科。而北伐成功後，老蔣為獨攬大權而引發閩變、廣東事變、中原大戰等內戰，令張敏之這樣的黨內青年失望透頂，很多黨工都急於求去，他也在這時插班考進上海的復旦大學經濟系二年級，這對戀人於是離開山東，分赴南北求學。
1931年夏天，王培五的父親病逝，兩人就在八月回濟南結婚，婚禮由王母代表主持，隨即又分別南下北上繼續學業。其後三年夫妻一南一北，會面都在寒暑假，如同牛郎織女。當初在黨義教育訓練班，王培五因測驗成績第一，獲得張敏之頒發《三民主義》與《建國大綱》兩本書。在兩人談論婚嫁時，張敏之就對王培五說：「我很窮，沒有什麼聘禮，當初當獎品的那兩本書，就算是我的聘禮吧！」而王培五也回說：「我家雖有錢，但也不會帶什麼嫁粧，我自己就是無價的活嫁粧。」王培五後來常向友人開玩笑說：「我嫁給了三民主義。」
張敏之畢業後，國民黨有意延請他再從事黨務，但他不願涉入政治，而擔任濟南第一師範學校訓育主任。他曾向長官明確表示：「我要做教育家，我辦的是教育，不是黨務；愛國與愛黨是兩碼事。」在他的苦心經營下，沒多久濟南第一師範就成為名校，1937年8月，教育廳提升他為山東省立煙台中學校長。然而不旋踵間煙台就淪入日軍之手，他被日本通緝，家人跟著他躲藏吃苦，王培五則攜帶一雙幼子顛沛流離，她的母親哭訴：「女兒嫁給窮教員夠苦了，如今女婿又變成地下工作人員，讓我們受累，上天對我們真是太不公平了！」
1939年初，日軍為打通煙台到青島的鐵路，北上掃蕩，並動用飛機欲血洗萊陽城。張敏之為避免敵機轟炸，傷及無辜學生，乃遷校至牟平山區的青山村。這是他首次帶領學生流亡，共有一千五百餘人當時成立了六聯中，從此展開了漫長的流亡生涯，直至十年後命喪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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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牟平兩年，張敏之以其豐沛的人脈及卓越的英語能力，義務教授學生英文，因而六聯中學生的英語程度甚佳，不少學生家長都偷偷地把子弟送到游擊隊控制的六聯中。1941年5月，共軍許世友部派了兩個縱隊攻打國軍，魯東大多淪入中共掌中。張敏之率學生冒險跋涉從牟平至魯南百餘公里，開始第二次流亡。王培五則自己帶著老大張磊、老二張彬坐著小驢，姊弟一左一右坐在籃子裡逃離，一路自己照顧自己，卻始終見不著敏之的蹤影。
煙台六聯中撤退到了魯南臨時省會沂水後，學校三餐因支援軍需而更加捉襟見肘，同學們大多營養不良，唯有煮棗子與紅芋乾充饑。1942年7月，局勢日壞，張敏之奉山東省政府的西遷命令，率領著千餘名師生再度前往皖北。這次長途行軍，沿途不是被共軍的堅壁清野所阻，就是日軍的層層封鎖相擾，餓死於中途者更是不計其數。到了安徽阜陽，其他山東學生一批批不斷地投奔，老蔣遂命令教育部將山東省立高中改為國立，張敏之改任國立二十二中教務主任，校長由二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李仙洲兼任，但李仙洲忙於軍務，甚少過問學校事務，所以張敏之才是實際負責人。
1943年夏國軍又節節敗退，國立二十二中奉命再遷陝西。張敏之常年總是兩套衣服換穿，從未穿過第三套，同事看不過去，送了一套西裝料，但也從來未見他穿過。每天早晨他帶領學生晨操跑步至少四千公尺，沒有假期周未。因為他認為在戰亂中健康第一，只有跑得動的人，才有生存的機會。師生七千餘人穿的是破舊軍服、自編草鞋、自縫內衣褲，吃的是一日兩餐，每餐一個黑饃，一碗清水煮菜葉。住土炕道鋪，每人分配的寬度大約四十公分。蒼蠅、蚊蟲、跳蚤、臭蟲充斥。因營養不良，短短兩年有三百餘名同學因肺病、痢疾、瘧疾，疥瘡而喪命。
張敏之從不任用私人，即使妻子王培五是北京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能以英語講課，但他卻始終不允許妻子教課，只是為了「不能讓別人講閒話」。二戰結束後，山東通往東西南北的兩大幹線津浦與膠濟鐵路，皆被共軍扒得寸斷，流亡皖北的師生無法返鄉，而山東省教育廳也把他們忘掉了。1947年春，共軍劉伯承部進攻皖北，張敏之帶領學生第五度流亡。一個半月後到達徐州，又因戰火無法前進了。他知道徐州將爆發大戰，政府有意就地解散學生，在失望之餘，基於責任感，於是自己護送學生返鄉。
這時省立山東中學已在濟南復校，派了劉澤民當校長；張敏之為了尊重上級於是讓賢。他帶著妻子與六個兒女在上海準備赴台時，老同學青島市長李先良為了安頓難民，成立了難童學校，邀請張敏之擔任校長。由於學校位於郊區，張敏之便隻身赴任，妻子帶著六個子女在城裡與小職員合擠一間宿舍。張敏之雖有公務轎車，但他嚴禁家人乘坐，自己也只是公務才用，兒女都不知道爸爸是大官。
一年後華北遭共軍席捲，青島成為孤城，十萬大軍由軍艦轉運台灣。1948年11月，煙台各中學師生撤退至上海，組成煙台聯合中學。各校長一致表示歡迎張敏之領導，學生絡繹流亡南下，陸續到達徐州、南京，造成許多社會問題。當時社會上「四大害」的說法，就是指「立法委，國大代，榮譽軍，流亡學」，也可見學潮為患之烈。老蔣擔心首都失控，強令山東學生遣送湖南，而河南學生遣送江西，均限三天內運離南京。
1949年初，江北已大部淪陷，湖南赤化也是早晚之事。流亡學校地處湘西，交通不便，張敏之決定遷校貴州省會貴陽市。然而，剛到衡陽又無法西進，此時教育部及山東省流亡政府又遷廣州，不久，南京已淪陷，中央部會撤至廣州，山東各流亡學生也陸續到達，但已由原在南京的三萬人減為一萬左右。其中除煙台聯中二千餘人，尚包括濟南一、二、三、四、五聯中、海岱、昌維等七所學校的學生共八千餘名，大家雖知唯一的去處便是台灣。但台灣此時在東南行政長官陳誠嚴格管制下，只有軍人、奉命赴台公幹的人員可被批准赴台。
八位校長拜會在廣州的山東省主席秦德純後，秦主席與教育部長杭立武商量，杭部長表示若往西南或四川、雲南，教育部可照發經費；但到台灣成立一個山東聯合中學，其他各省勢必援例辦理，政府無法應付。此時，陳誠因公赴廣州，禁不住秦主席的請求勉強同意，但卻附有條件：一是思想動搖者必須除去。二是十七歲以上高中生應入伍接受軍訓。1949年6月22日，八所聯中師生合計八千子弟，在廣州的黃埔碼頭登上了開往澎湖的濟和輪，但雙方對「軍訓」及「入伍」的看法不同，也釀成張校長日後被冤殺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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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翁島是澎湖縣六十四個離島中，最荒涼的孤島之一，舉目所望，寸草不生。1949年6月25日晚上，八千多位山東子弟踏上了這座孤島。這時整個澎湖防衛司令部也悽慘不堪，中將司令李振清剛在內戰中潰敗，不但全軍覆沒，自己也當了俘擄；好在逃來台灣，靠著老關係又爬了起來。但在這孤島上當個有官沒兵的司令，唯一能指揮的是韓鳳儀的39師，但也只剩不到五百名士兵。坐在長官公署裡的陳誠只要一個手令，他就連現在的空頭司令都將不保。而韓鳳儀更加憂心忡忡，司令官好歹還有後台，他卻是西北軍的雜牌部隊出身，李振清如想攬權，自己僅有的五百個兵，恐怕也要乖乖交出來。
所以，八千山東子弟的到來，讓李韓二人都鬆了口氣。兩人決定要男生一律當兵，這與在廣州的協議不符。軍方與教育部的協議是只要十八歲以上男同學編成「青年軍」，而且是半天軍訓、半天上課；至於未及齡男女學生，一律進澎防部所設的子弟學校就讀。原本這些師生會投奔澎湖，也是因為李振清是山東人，猜想他看在「老鄉」的分上，多照顧學生一點，但韓鳳儀警告他經費有限，如果學生太多，兵員就會太少，不利他們的仕途，於是李振清撕毀了協議，把老師裁減三分之二，男同學不分年紀都當了兵，失業老師有的在澎湖擺地攤，有的加入海軍或遠走台灣。
在刺刀的威嚇下，渴望讀書的學生，全被流放在在內垵、外垵村、牛心灣、騎馬灣、小池角等，集中關在日軍棄置的山洞裡，蒼蠅、蚊蟲、跳蚤、臭蟲到處都是。岩洞裡沒有寢具，只有稻草為床墊，沒蚊帳也沒蚊香，不少人得了瘧疾、痢疾、傷寒，甚至送了命。這些流亡學生，大多有良好的身世，在山東老家是家境不錯的人家子女，甚至不少出身地主家庭，在大陸不曾吃過這種苦。他們隨張校長一路流亡，有的是期待國軍反攻，重整家園；有的則只是怕被共黨清算鬥爭，只為保家族香火而跟隨。
7月13日下午，學生們從擴音器裡聽到集合的指示，外島的同學也被接到馬公來，八千子弟齊集在司令部大操場上，弄不清楚什麼事，師生私下互相打聽時，四周忽然湧現出大批荷槍的士兵，把操場圍的水洩不通，目光兇狠地瞪向操場中的學生，上了刺刀的槍隻在陽光下閃閃發光，學生們發覺氣氛不對，無不驚恐萬分，膽小的同學已嚇的哭了出來，肅殺的氣氛讓空氣都凍僵了，現場鴉雀無聲，人人屏息以待，但都感覺禍事將臨。
韓鳳儀走上司令台，高喊一聲「點名」，台下士兵應聲「是」，高初中生不分年級，一律重新排隊，膽小的學生甚至嚇的哭了出來。每排隊伍前面來了一個士兵，手中拿著日式步槍，凡身高超過槍的同學都被編入部隊。校長張敏之憤然出列，挑出一百餘名年幼體弱不合軍方規定的學生，對他們說：「你們跟我回學校去！」李振清氣急了，但不敢對張敏之動粗，竟然離開現場，放任士兵們學生開槍，隨即有人腿部、手背、臀部中彈，集合場上血流成河，哀嚎尖叫，不絕於耳。
不斷有學生中彈倒地，也有被刺刀刺傷的，在旁的學生只能眼睜睜看著同學倒下，老師也無法搭救，也只能叫大家冷靜，蹲下來不要走動。士兵原本只挑不會致命的部位下刀，但學生的哭喊與哀號，反而更加振奮了殘忍的士兵。學生哀嚎的越大聲，他們的笑聲也越大，手中的刺刀揮舞的也越有力。天色漸漸暗了，在槍彈刺刀下，學生放棄了抵抗，只有接受命運的安排，被拆成一組一組被帶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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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強押入伍的山東流亡學生，頭髮被剃，換上軍服，開始接受軍事訓練。澎防部在課表上雖仍有國文，英文，數學等普通學科，但已不見老師上課；取而代之的是步兵操點、戰鬥十三條等；而軍訓與勞動服務，也取代了體育課及課外活動。學生每天被操的精疲力竭，早就絕了讀書的念頭；但張敏之仍不放棄，將前山東省教育廳長徐軼千請來澎湖。李振清指定張敏之為新學校的指導員，監督教務工作，但被張敏之婉拒了，他誓志要將不應編兵的學生解救出來。
張敏之不斷寫信給台北的山東高官，斥責軍方違信背義，強逼不符條件的幼年生與女生當兵，要求在台北的山東鄉賢出面制止。這個動作傷了李振清的顏面，於是禁止張敏之對台通信。張敏之卻不妥協，買船票準備去台北， 李振清乾脆先軟禁他一個月。
李韓二人都是西北軍系馮玉祥的舊部，後台靠山是抗日老英雄龐炳勳。兩人在內戰中都曾被俘，陳誠是看龐炳勳的面子，讓他們在澎湖再試試看；但馮玉祥投共之後，龐炳勳來台也被解除了軍權，陳誠早就對李韓二人無好感，希望他們互相猜忌，等時機成熟再把兩個人一併調走，安插自己人統治澎湖。而韓鳳儀為了想取代李振清「澎湖王」的位置，竟親自去台北面見陳誠，羅織張敏之為匪諜，也趁機分化李振清與這批山東學生的感情。在陳誠與韓鳳儀各懷鬼胎的合作下，台灣最恐怖的政治整肅案揭開了序幕。
韓鳳儀有了陳誠這一句：「檢舉匪諜人人有責，你回去就告訴李振清，說是我叫你辦的，你是現任師長，匪諜出在你的部隊裡，你也脫離不了關係。」李振清自知無法再顧及鄉誼，只能將張敏之與八千學生交給韓鳳儀處理，自己去台北參加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受三個月的訓。韓鳳儀於是找了政治秘書陳復生，羅織了張敏之等一百名師生，嚴刑拷打後送往台北市西寧南路三十八號，就是白色恐怖時期，人人談之色變的台灣省保安司令部。
張敏之等師生在台北被監禁後，澎湖淪入韓鳳儀的恐怖統治，他趁著李振清去台北受訓，命令陳復生、尹殿甲、劉蒼惠等親信政工人員，組成專案小組，大肆逮捕他們眼中「不聽話」的師生。他們公報私仇，每天拿著自首單恐嚇師生，常常藉口「查匪諜」侵入女生宿舍，翻箱倒篋，或是動手動腳，甚至押到無人的海邊逞其獸慾，被害者都敢怒不敢言。
被捕師生分別被押往馬公島、漁翁島、桶盤嶼的民宅及廟裡，利用酷刑，套取口供。高一的馬同學，九月底某一天半夜被叫醒，押到一處民宅，遭到電刑、掌嘴、吊刑、鞭打。對方用電線纏在他的大拇指上，通上電，只要搖一下電話機，電立即跑到身上，身子馬上就彈動萎縮起來，痛得在地上打滾，「你承不承認張敏之是不是你們的最高領導？」搖頭否認，又遭電擊，一直到點頭才罷手。
另一位巴姓同學被強行灌水，用刺刀撬開嘴，用水壺往肚子裡灌水，水滿之後，放躺在地面，用大石板壓在肚上，在往上加石頭，壓得大小便都出來了。十四歲的初姓同學，被其他同學咬成匪諜，被吊起來打，但是只吊一隻腳，感覺眼睛都要凸出來了。一位隋姓同學被打，打斷了三隻扁擔，皮開肉爛，趴在滾燙的石頭上曬幾個鐘頭。曹姓學生受不住嚴刑拷打，在自白書上簽下自己的名字，承認自己也是潛伏的匪諜。
少數不願招供陷害校長的女同學，被他們帶到海邊，強迫脫光衣服，躺在珊瑚礁上，全身遭到割傷，曬傷，直到招供為止。遇到嘴硬不配合栽贓校長的學生，他們就使出了最狠一招，在夜黑風高的時辰，用小船載著十幾個學生，兩眼蒙住，航行至海中央，把學生推下去，活生生的淹死。一個泳技甚佳，又幸運的遇到麻袋有一小破洞，讓他掙脫後僥倖逃游回的學生，事後回憶恐怖的經過：
「我和十幾個學生眼睛被蒙著上船，船到海中央就不走了，學生們被推出船艙，眼罩被取下來，一道強光射過來，抬頭一望，船頭上架著一挺機槍，沿著甲舨一個接一個的士兵，端著槍瞄向學生。這時，來了一群徒手士兵，兩人架著一個學生，拿出一個麻袋，快速朝學生的頭上套上，套牢後打個死結，立刻朝外一推，噗通一聲就沉入了水中，沒有掙扎，也沒有呼喊，船上亂成一團，但一個接一個都被裝進了麻袋丟入了大海，短短幾分鐘，一個個年輕的生命就結束了。」
此後在澎湖，學生聞「拋錨」而色變，都乖乖成了大兵。而在台灣，張敏之的恩師崔唯吾，在一個月內約集了二十位山東籍的中央籍民意代表及學者，其中立委五名，國大代表十三名，台大教授一名及他本人，共同作保電請陳誠放人。另外，他也約集立委三名，國大代表十三名，監察委員一名，前山東省參議會議長，山東省政府委員及學者專家等二十名，聯名向省保安司令部司令官彭孟緝聯保，希望彭孟緝能放人。陳誠與彭孟緝恐「夜長夢多」，竟在12月11日利用星期天，在馬場町處決了張敏之等七名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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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敏之被槍決後，妻子王培五帶著六個孩子，被收留在丈夫老同事管東屏位於高雄壽山氣象所的臨時住所。有一天管東屏極為難地透露，他一再被管區警員找去談話，在白色恐怖時期，「匪諜」就像痳瘋病患般人見人怕，王培五只好帶著六個孩子，投奔一位在火車站做事的學生，沒多久警察又來，只好搬去一家教會。沒想到他們一家人剛住進去，後面情治機關就不斷「臨檢」，搞得連教會也不堪情治人員的騷擾，拜託這些寡婦孤兒趕緊離開。
王培五有次暫住父親好友家中，第二天一早出去辦事，回來時全家的行李卻已放在門外。她咬緊了牙根，沒掉一滴眼淚，帶著六個子女默默離去。最後靠著神的眷顧，在比高雄更南邊的屏東縣潮州鎮萬丹中學，她找到了一分英文教職，開始了艱困但有尊嚴的生活。
在萬丹中學，王培五是第一位來自中國的英語老師，學校因她特殊的背景，不敢讓她擔任班導師，只准教英文，並派人暗中監視。沒人敢租房子給資料上有登錄「匪妻」與「匪屬」的這一家人，他們只好住到一間廢棄的茅屋，裡面只容得下一張大床，外圍都是稻田，沒水沒電，煮飯洗衣沐浴如廁都在屋外解決，毒蛇經常蹓進家裡，連晚上走路也會踩到。六個孩子讀書時，與本省農家子弟一樣都打赤腳。由於長期沒鞋穿，腳都像平板腳般長寬如一，因而長大後女的穿不下高跟鞋，男的穿不進皮鞋。
王培五由於出身名校、英語流暢，加上教學認真，又有愛心，在萬丹初中很快就成了名師。潮州高中的教導主任，也就是名導演李安的父親李昇，禮聘她去任教。後來她又轉任善化中學、台南女中，最後北上成為超級明星學校建國中學的英文老師。但無論這一家人在台灣何處落腳，每週日去教會時，都有不同單位的特務各自跟蹤。長女張磊在學校時，教官多次盤問她的同學，為何要與「匪屬」一同禱告？
張敏之的骨灰罐起初暫放收費較廉的偏遠寺廟裡，但後來因無力負擔，只好放在長女張磊的學生宿舍置物櫃中，小女孩每天都要面對父親的骨灰好幾次，而當年誣告張敏之為匪諜的煙台一分校校長趙蘭庭，他的女兒與張磊竟成了同班同學，王培五就以聖經的話語提醒女兒：「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結果兩人成了好友，上一代的恩怨未曾波及下一代。
張磊因家境關係而讀了公費的護校，畢業後在立法院當護士。有一天因公車誤點而遲到，竟遭應診的「老賊」（學名就是資深立委）喝斥：「別人可以遲到，你這個『匪屬』不可以。」害她痛苦地跑回屏東向母親哭訴。她事後回憶：「後來替那個老立委打針時，本想扎得重一點，好消心頭之恨。但想起母親勸我的話，基督徒不可如此，就不敢再有這念頭了。」後來她在屏東基督教醫院任職，最後赴美。1963年5月，王培五任教於台南女中時，致函當時警備總司令陳大慶，請求解除特工對全家的長期監視與列管，但沒獲得回應，在人事資料上，她始終是「匪妻」，子女也依然是「匪屬」。
在王培五堅定的信仰倚靠下，兒女都奮鬥有成。次女張焱也讀了公費的護校，後來移民加拿大。長子張彬、次子張彪、三子張彤與三女張鑫，全都是台大畢業，赴美獲博士學位。如今六個子女都在美國各地安居樂業，十三個孫兒全在美國一流的大學畢業或肄業中。見證了聖經上所說：「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燈火，祂不吹熄，祂憑真實將公理傳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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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春天，革命實踐研究院結訓時，老蔣以院長身分召見學員代表，江蘇籍國大代表談明華，因抗戰時在山東曾與張敏之共事，趁機向老蔣「告御狀」。談話本來每人以五分鐘為限，侍衛以手勢暗示談明華出來，老蔣卻令他回座，詳細聽完後，再令他回去呈上書面報告。老蔣閱後佯作震怒，令總統府參軍張公度調查。總統府秘書長張群也坦言：「這是人命關天，應給一個交待。」但陳誠的答覆卻是：「要為國家留點顏面。」
此案被擱置兩年，到了1954年2月，國民大會開會選舉總統副總統時，老蔣推出陳誠為其連任的副手，山東籍國代認為機會來了，乃在大會前夕，由秦德純、裴鳴宇、張敬塘、談明華及張志安五名國代向大會登記重提此案。要求一．懲辦兇手，二．慰問被害人之家屬，三．解除株連人士之歧視待遇，四．准許被捕充役之學生復學等四項要求。陳誠得到風聲大驚，緊急約見五位國代警告：「此案不可提，以免影響美援。」只承諾當選後覆審。
陳誠當選副總統後仍兼行政院長，曾去函國防部要求組織特別法庭覆審，並要求將審理情形詳情具報，但保安司令彭孟緝，此時已是小蔣跟前最獲信任的情治首領，他堅持不開庭懲兇，陳誠也無可奈何。同時陳誠在此案也有分，白紙黑字批准槍決就是他，因此也不希望翻案。最後只辦了一些小角色，像三十九師師長韓鳳儀調副軍長屆齡退伍，政治部秘書陳復生被捕旋獲釋放，參謀長劉蒼惠調職。但原司令官李振清則不降反升，調為保安副司令，成為彭孟緝的副手。
1954年六月，原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升任參謀總長，他曾派軍艦接運過張敏之等八千名師生，很清楚這件案子的來龍去脈，正擬組織特別法庭，卻不知為何忽然「病故」，總長遺缺由彭孟緝接任，此案昭雪更無希望了。1954年到1970年，長達十六年的時間，經歷兩次總統選舉，但國大代表身價已跌，難以運作。尤其1970年山東老國代追問此案，老蔣的答覆是：「待復國後再究辦」。五年後老蔣駕崩，到1982年談明華謝世，五個提案人全部過世了，本案也告終結。
1979年台美斷交後的第一年，小蔣為安撫人心，廣邀海外學者來台，舉行政治大拜拜的「國建會」，張敏之的「匪屬」長子張彬，竟獲邀以「傑出學者」的身分出席。原本想提案伸冤，但因戒嚴令始終存在，臨時條款限制了平反的可行性，張彬乃失望而回。1989年是張敏之蒙難四十周年，六個子女都在美國事業有成，而這時連小蔣也死了，不會再有顧忌，決定再接再厲為父親伸冤。但李登輝雖將國防部長交給文人陳履安出任，陳履安卻是陳誠的兒子，要讓兒子追究老子當年犯的錯，的確也是強人所難。
到1992年6月陳履安辭職，部長由另一個文人，也就是時任台大校長的孫震接任。孫震自己就是山東流亡學生，對本案十分明瞭；而副部長王文燮、海巡部司令王若愚、陸軍總司令李楨林三位二級上將，也都是山東流亡學生。一個部長加九顆星星，大家都以為平反有望了。但時任內政部長的許水德，卻表示不可能。於公，當時仍未制定相關的法律，平反冤案內政部無法可依。於私，當事人彭孟緝仍健在，陳誠之子陳履安又貴為監察院長，因而本案再度石沉大海。
1999年在張敏之遇難即將五十周年時前，台北傳來了好消息，行政院終於通過了「戒嚴時期不當匪諜與叛亂案補償條例」。而作家柏楊提到，為了籌建紀念所有政治犯的「綠島垂淚碑」，曾去總統府面見李總統，而他竟主動提起外省人最恐懼的「澎湖案」。他向柏楊透露，其實歷任閣揆與法界首長，包括當時的行政院長蕭萬長及法務部長廖正豪，都清楚這件案子，但問題牽扯太大，八千人要平反恐怕不易。不過，李總統還是說了：「這麼多師生追隨政府來台，卻遭到如此下場，的確是極為特殊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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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雖是蔣家欽定的接班人，日後貴為總統，還兼國民黨主席，但在白色恐怖時期，也曾遭遇情治機關的迫害。雖不至於像山東流亡學生那樣悽慘，但他感同身受，願意主動關心澎湖案，已經難能可貴。「澎湖案」送「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求償被退件，張敏之的家人此時對政治與司法平反也死了心，只盼望在歷史上留下紀錄
早在1988年，張敏之的幼子張彤，就結合了山東在台同鄉會，透過《山東文獻》，在台灣廣徵煙台聯中師生罹難經過的文章，匯集成冊。此項徵文活動，獲得同鄉一致的支持，當時尚未辭世的斐鳴宇、周紹賢、徐承烈等鄉前輩都惠賜了大作。張敏之的學生時任東吳大學校長楊其銑、政大教授李瞻等諸位先生，也都寫了追悼恩師的文章。裡面收錄了第一手的資料，對整個事件做了有系統的回顧與分析，是一本極具參考價值的文獻，也令關心此案的我，更加清楚它的來龍去脈。
張敏之的幼子張彤，自幼聰穎，台大畢業服預官役後赴美留學，25歲就獲得史丹福大學電機博士，為該校最年輕的博士，現任泰安科技公司董事長。1999年夏天，他請資深新聞工作者劉台平、高惠宇二人協助，為澎湖案寫了一本十多萬字的書，希望在12月11日張敏之殉難五十週年紀念日出版，然而在國內卻因無商業價值，無法找到廠商出版發行。其實這個結果不難想像，因為這八千名學生在當時確曾遭受迫害，但日後很多人卻又成了高官或將領。出版這一類的書，不只是陳誠、彭孟緝這些人的後代不滿，當年的某些受害者也未見得領情。
這本書最後落到國民黨經營的正中書局，某些黨工同情張敏之一家人的遭遇，打算印個幾百本庫藏，也不對外發行，讓關心本案者自行留作紀念即可。然而因為隔年就要舉行總統大選，而宋楚瑜要脫黨參選，黨內氣氛詭譎，原本承諾可協助出版的好心人，也在壓力下被迫放棄，但他卻將本書介紹給了出版界的好友，也就是文經社社長吳榮斌先生。
吳社長雖是本省人，與本案毫無關聯，但曾在搭計程車時，聽一位山東人的司機提起，讓身為基督徒的他非常同情。因而在接到這本書的草稿時，不顧業務與行銷人員的反對，堅持要出版本書。但他只有兩個條件，一是本書必須改回第一人稱，就是要以王培五女士的回憶錄形式出版；二是本書必須以基督徒的立場寫作，也就是尊重張校長夫人愛與寬恕的精神，書名定為《十字架上的校長》。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要修改達成這兩項要求，確實不容易。
然而當時吳社長、張董事長與我在一起禱告後，就秉持著聖經裡利未記提到的「第五十年，你們要當作聖年，在遍地給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這年必為你們的禧年，各人要歸自己的產業，各歸本家。」根據猶太法律，土地耕作了六年後的一年（第七年）是安息年，這一年不耕作，讓土地休息。而每七個安息年之後的一年，即每四十九年之後的一年，就是聖年。在這一年裡，大地都要休耕，奴隸重獲自由，債務一筆勾消。而這年剛巧是張校長殉難五十週年，所以我們禱告後相信，這是神的美意。無論如何辛苦，都要在12月11日前，讓這本書順利出版。
12月10日（星期五），張校長殉難五十週年前一天，恰巧就是世界人權日，柏楊先生在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發表了「沒有終結不了的暴政」，介紹了《十字架上的校長》這本書。12月11日（星期六），我們在和平東路的靈糧堂舉行追思禮拜，中國時報記者林照真當天先為我們發了特稿，讓教會擠滿了數百人，電視新聞連線播出，晚報與隔日的報紙都是滿版介紹。在社會各角落的受難學生紛紛投書，報紙也持續刊出。
12月14日，民進黨前立委謝聰敏，他雖是因台獨案繫獄十多年的老政治犯，但卻非常關心當年山東人的難友。他與同樣關心本案的新黨前立委高惠宇，雖然都落選未能連任，卻依然不分統獨立場協助平反。透過民進黨立委范巽綠出面申請，我們在立法院召開記者會，兩位民進黨基督徒立委蔡明憲與陳光復，也不分政治立場，到場聲援當年忠貞的國民黨員張敏之。經過媒體的持續關心，「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在次年1月25日，又召開了一次董事會，審查通過了上次沒通過的張校長補償案，獲得最高基數六百萬的理賠。
2007年7月11日，澎湖案58週年紀念日，民進黨中常會通過決議文，建請政府於事件發生60周年前，籌建國家紀念碑，並將相關史實納入國史、軍史及教科書，以彰顯反獨裁專制的人權立國理念。族群事務部楊長鎮主任與高丹華副主任，也在7月13日澎湖案當年的事發地點澎防部操場，舉辦了一場紀念會，由張彤、山東流亡學生代表陸超、前立委陳光復、謝聰敏、民進黨澎湖縣黨部主委陳慧玲與我，一起為受難者默禱，並在安息號樂聲中海拋鮮花，為這宗台灣最大的白色恐怖，也是牽連人數最多的第一大案「澎湖案」畫下句點。
在阿扁與教育部忙著拆中正廟的牌匾，希望激化族群對立來催票的當下，回想當初那些與我一起奮鬥的黨外與民進黨朋友們，還有至今仍在忙著為阿扁、杜正勝擦屁股的族群事務部的黨工們。我真的很想告訴民進黨的支持者，最懷念國民黨統治時代的人，絕不是那些退伍老兵、也不是那些過氣政客，更不是那些外省權貴，而是我這個單純的基督徒，因為那時候我相信自己真的有朋友，民進黨的朋友。
澎湖案國家紀念碑的興建遙遙無期，中正廟的牌匾卻拆得乾淨俐落，假如民進黨的支持者能要求執政者多建少拆，先建後拆、快建慢拆，台灣才有機會走出仇恨與悲情的桎梏，這樣也才是一個真正新而獨立的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