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移動與停駐
自高雄、花蓮一直到台北，為了升學、求職，或其他因素而歷經十年來多達十七次的搬遷，此刻，凌性傑閒適地坐在眼前，對這樣於生命中一再上演的遷徙劇碼，居然也只是幾句話淡淡帶過，左手邊是默默流走的淡水河，顏色彷彿流過他花蓮住屋窗外的太平洋，碧鬱黑藍。
花蓮地處較為偏僻少人煙的後山，談到花蓮，許多人第一個想到的常常是楊牧、陳黎等花蓮詩人，前者＜俯視──立霧溪一九八三＞與後者＜車過木瓜溪＞，以及其他以花蓮為題的文本，恐怕是不少愛好文學者對花蓮最初的認知。對這樣一塊可將文本兼併著當地圖使用的土地，凌性傑並不對此處孕育過許多著名詩人特別感覺訝異，因為以他自身在花蓮的經驗來說，確實就是舒適、美麗而適於寫作的。當生活步調一緩慢，精神心靈自然也跟著平靜下來，寫作的氛圍和節奏自然也會有所改變，加上近年來陳黎等詩人並大力推動許多藝文活動，例如每年端午舉行的松園詩歌月、秋末的太平洋詩歌節等，也促使花蓮一帶的人文氣息蓬勃發展。
這是一塊飽含詩的質地的陸塊，以他自己為例，他是去了花蓮任教以後，才真正和海產生較為深層的聯繫，高雄雖然也臨海，但畢竟相隔一個多小時的車程，而花蓮的海卻觸手可及：「因為家就住在海邊嘛，課堂上發考卷下去給學生寫的時候，我自己就望著窗外的太平洋發呆呀！」而在潮汐的漲與退之間，詩中也慢慢浮現許多以海為首的詞彙與意象。
至於台北，則又是另一番完全不同的風景。台北因為人口稠密，小小一個盆地處處都壅塞著車輛與人群，人際關係自然不若花蓮來的緊密，獨自走在捷運站裡、從超市一架緊鄰著另一架的商品架上取下所需的日用品……隨時都可以輕易隱身於人群之中。適度的拉開距離反而得以使人保留些許空間，獲取一點喘息的可能，然而相對來說，因為空間狹小，東海岸那樣得以恣意舒展遊走的山路與海灣，不可避免會一一被洶湧的人潮店家所取代，畢竟在寸土寸金的都市當中，一切土地都必須做最為經濟的打算，雖然他在台北的落腳處已非常郊區了，但作品大概會開始試著處理不同於蟲魚鳥獸的題材。
當打包裝箱、從這一處搬到另一處幾乎成為生活中的慣性後，是否會對家鄉或家這樣的概念漸漸有所動搖呢？凌性傑答以不會，他其實很確定什麼樣的生活是自己想要的。在搬家的同時，他能拋下疲憊懶怠、重新審視自我。其中幾個較有情感認同的地方，比如花蓮，房子根本不只是單純一個居所而已，更是一個被自己身體所充滿的空間，買賣房子這個過程簡直像完整歷經過一場戀愛，肉體未老，心境卻衰。
而出生地高雄，遠比其他城市更具備複雜的情感，在一次次可能發現新氣象的轉換變動之間，凌性傑說他仍對高雄保有某種鄉愁感，即使不會在那裡居住工作，但心中永遠有一塊角落和高雄默默相關，彼此吸引牽附著……為此，他近年來寫了不少和高雄相關的詩作，可能對別人沒有太大意義，但那全是他自己相當偏愛的作品。
● 獨飲與同歌
至於閱讀和寫作，凌性傑說：「我幾乎什麼東西都看，只要是新奇的東西我都很有興趣。」雖然如此，佔其中最大宗的大約還是純文學，自高中以來他就是九歌、爾雅、洪範等幾個出版社的忠實讀者了，這些書籍一一成為他年少時創作的養料。
「我不知道這是否是刻意的，當詩寫出來有過多的押韻時，我會作稍微的調整以免太像流行音樂，音樂性和音樂的偏好恐怕有相當的關連，例如聽古典音樂的詩人和愛聽流行樂的，恐怕在聲音的結構上的處理會不太相同。」寫作行文難免會遇到節奏的問題，這節奏與音樂性和一個人的講話、斷句有關，更深刻地說，可能和一個人的內在氣質、性情相關，一個講話簡潔的人在用字、斷句的選擇上，和講話較為囉嗦的人必然相去甚遠，這習慣在詩中最容易被察覺，在散文書寫的行進當中恐怕也會有所影響，如果說這之外還有什麼變因，大概就是音樂品味的差異了。
凌性傑詩中的音樂性和節奏感用得是出色的好，例如：「全世界飄落的雨／沒有哪裡可以去也是歡喜／在屬於我們的居所我安然／收整一季冬衣，除去多餘的／濕氣。細小事物各有安置／爐火升起我們的一夜又一夜／我的廚藝還要充分練習」這是＜讓我帶你走＞中如歌如詠如行板的調子。另一首為祖父守靈而做的詩中，他也以他獨有的旋律帶出憂傷的氛圍：「你有你的帆、你的風向／你想不想念我最後為你鋪的／床單，上面還沾著我的手汗／你再也沒有什麼好擔心，再也／沒有什麼可以失去」對自己在這部分精密細緻的感知和運用，凌性傑這麼解釋：「在處理那些詩的聲音時，我會盡量有意識地加以控制，好讓流行樂的音響不要變得太大，但其實我也並不排斥，流行音樂仍然有它很動人的地方。」
這是他對純文學的小眾困境所嘗試的挽回嗎？在閱讀這些純文學作品的同時，和許多作家一樣，他對純文學時常給予人的獨飲苦悶形象不免也有所感發。 凌性傑以為當我們太強調文學教養時，其實很容易流失了許多好玩的、好看的東西，他自己就很想將自己的作品以更新奇有趣的方式呈現給大眾，例如製成唱片等等，也許透過不同的媒介，能吸引不同群眾的注意力，進而入吾詩中。
以同歌的歡暢代替獨飲的自苦，縱使是否真能成功尚未分曉，但畢竟提供了一個轉換的可能。然而早在很久以前，他便和一些雄中校刊社的畢業成員們聯合起來，將一些高中時代所寫下的詩文結集出版，那即是《擴張的盛夏／雄青十年詩文選集》和《狂草時期》，起初單純只是紀念的意思，所選篇章均為當年在雄中校刊上發表的舊作，對國、高中生而言不至於太難懂，沒想到反應居然出奇熱烈，於是便開始認真地出詩集，例如陳雋弘《面對》、凌性傑自己的詩集《解釋學的春天》、林達陽《虛構的海》等……雖然是小眾出版，但在出這些詩集的同時，能夠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讀者在哪裡，心情上會特別感到親切可愛，這快樂如此鮮明純粹，以至於例如之後由高雄文化局補助出版的新詩集《海誓》，他也覺得應該在松濤文社出版，縱使有在更大的出版社出版的機會，可能也取代不了在松濤出版的意義。
是什麼讓他們生出編篡此一文集的勇氣，並且還能贏得許多人的認同？除了以青春鮮恣狂放的意氣作為憑恃，大約就是人們年少時代對文學的理想和熱情了？「我常常想，應該沒有一個學校的校刊社能像我們這樣，對文學的概念這麼強，直到現在雄中有什麼活動我們都還是會回去……到底是怎樣的因素能讓我們一直保有這麼親密的距離呢？」凌性傑低聲喃喃自問，在這麼久以後，仍然不得不為此感覺訝然。
● 仰望與俯視
談起時下的年輕人，這位出身於師範體系的詩人以為世代的差異非常明顯。例如他的建中學生在近一期的建青上便以三十年代台灣的變化為題，其中提到以前的學生身處還有學運的世代，周圍的政治風氣和學校生活都非常封閉而不民主，這促使他們能清楚的自覺自己是有敵人的，並且意識到要去打倒那些敵人，
例如凌性傑自己以前雖然身處保守的師範體系，其中對主流價值與非主流價值之別有明確的分界，只是，他仍以為這未必也完全不容許反叛，他自己便很常挑戰講台上那必須仰望的權威：「我曾去修了家政系的課，老師是一位虔誠的教徒，期中報告我就交了一篇虛構的散文，裡面寫我淫亂的私生活、對家庭的痛恨與糾葛……」只是，當他站上講台，俯視台下一雙雙瞪著他的眼睛，他們之中，真有人知道自己要打倒的敵人是誰嗎？
不同於花蓮中學有較沉重的升學壓力，如今他在建中任教，建中校方蠻鼓勵學生們做和課業不太有直接關聯的事情，因此，老師也得以擁有較多自由，例如他自己就舉辦了詩歌朗誦，更計畫之後要在建中發起詩歌月的活動……諸如此類，擺脫掉教條的束縛，他坦言相當令人愉悅。敵人並未消失，但現在的孩子根本不知道自己想過怎樣的生活，只好轉以網路遊戲等管道作為麻痺。時常在凝視、接觸這群少男的時候，他一面觀察這些少男們的舉動，一面回想自己的青春期經歷。那時候的自己，究竟在做什麼呢？好像自己也在這一次次的凝視中重返了青春期一樣。
凌性傑說，現在寫作的孩子似乎比起以前更在乎他人的眼光，而並不只是單純覺得寫作就只是一件可供自娛的事情。如果他們有能力去處理生活上所遭遇的問題後，也許就能寫出真正的自我，但他們是否還在乎這個議題呢？對此，凌性傑以為，即使是電動也好，但是否還有一件事情能夠讓你有足夠的熱情，能夠持續一輩子，甚至能因此而認清自己的理想呢？
對十五年前的他而言答案是寫作，寫作過程中相識相交同儕也給他帶來極大的鼓舞，很多現在成為作家的朋友，早在以前參加全國學生文學營時便相識了。 這十五年之間，可能其中一些事改變了、甚至一些當初立定決心不會離開的人，到了最後，也都空出他們的位置了，但總還剩一些什麼始終支撐著他，促使他不斷去尋找新的旅行和住居、新的語言、新的敵人……等等各種可能的轉換，並在一次次的轉換中，重新發現不同的解釋與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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