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Still Alice（中譯：我想念我自己）裡，女主角是一位哥倫比亞大學語言學的教授，聰慧、專業、風趣，優雅美麗，深受學生喜愛，應邀至各地演講。隨著被診斷出罹患早發性阿茲海默症後，為病魔侵襲，面臨錐心刺骨的調適過程。記憶力的逐步喪失，使她不再能在自己專精的領域研究教學，不能再從事喜愛的運動─慢跑，而後開始不記得家裡的廁所位置、不記得自己的家人，到最後連要執行自己預先精心籌劃的自我了結生命的步驟，都難於登天。她在還能言語時，有感而發，說：我寧願得的是癌症，得了癌症，至少我還有記憶，旁人還會幫你別上絲帶，覺得你是生命的勇者。
或許吧，人生的疾病和困境總是相對的，相對於此，彼可能更好處理一些，相對於彼，此可能更難面對一些。
但得了癌症的感受，其實也是因人而異，而且，如人飲水的。
去年八月底，我被診斷出肺腺癌第一期，切除了右半邊的三分之一肺葉。五年存活率百分之八十，仍有百分之二十的復發或移轉機率。
對於一個不抽煙不煮飯而且沒有家族病史的人而言，這當然是需要時間消化的事情。不過我所花的最多的時間，其實是在安撫愛我和關心我的人身上，包括再三解釋第一期的幸運以及再三保證未來會好好休養等等。
關於自己，隨著一連串的檢查、確定暫時無移轉、開刀、開刀後的治療與後遺症（背部傷口和神經的受傷，吃太多藥導致的潰瘍等等），隨著交大科法終於建院，教學研究工作的重新調整，半年大檢的定期追蹤確定暫時沒有復發，到終於可以來思索和反省一次整個事件，已經是近九個月以後的事情了。
醫師和專業的書籍指出，肺腺癌的成因不明，會發生於不抽煙的女性，但有一些共通的特質，好發於自我要求高的成功女性。
觀察腫瘤的生長速度，我的腫瘤是以每年0.2到0.3公分的速度增生，回溯起來，剛開始變異的時間，是2011年。
2011年秋天，從美國進修回國，剛好展開了我生命裡的低潮時期。我為包包和我的團聚欣喜，但隨著包包回到新竹，爸媽為了我搬來新竹，家庭關係的重組和磨合，母職與個人理念的衝突，建院的大計開始推動，我歷經前所未有的壓力。
在學術上，我所寫的財經刑法文章因國內法學TSSCI期刊，落後且圈子太小的審查制度，一次一次被退稿，科際整合的文章被切成兩部分審查，審查刑法部分的老師看不懂財經法，審查財經法的老師看不懂刑法，但各自都認為自己的部分沒有被「充分而完整的論述」。作為文章辨識度很高的學者，我可以瞭解傳統法學無法欣賞跨領域研究的問題，審查人的無知可以被寬諒，但我也清楚發現，有些審查人，沒有合理的理由，或出於妒忌、或出於打壓，就是不願意讓我的文章刊登，而作為一個期刊的總編輯，又只能尊重所謂「各領域專業審查人」的判斷，雖覺得退稿理由不倫不類，仍必須退稿。這類掌握權力、享受恣意宰殺年輕學者的變態快感，實不能理解和認同。有些惡毒的審查言語，對一個年輕學者所造成的傷害和壓抑，若非自身經歷，無法想像。
在建院工作上，當時我極力爭取希望有好的老師加入交大，這本不是我一個副教授該承擔的工作，但當時科法所領導階層一片混亂，我孤身一人折衝在對方的要求與學校有限的資源間，辛勞的付出卻常換來兩方不諒解的責難。
在家庭上，由於和父權制度下的傳統的母親形象極不相同，家人們甚至用過極苛刻與嚴厲的話語，指責我對照顧包包不夠盡心。作為一個千辛萬苦才將包包生下來的媽媽，每一句責備和要求，都像利刃在割心。陳大牛當時在升等，眼裡只能看到自己迫在眉睫的壓力，看不到我已經油盡燈枯的處境，對於我僅能用極其微少的力量支持他升等，指責不斷升高，怨念足以和七夜怪譚的貞子相比。
對於一個像我這樣時時要求自我的女子，這些「不夠好、不夠用心、不夠關懷、不夠支持」的責備，像千斤頂一樣日復一日重重地壓在我身上。我記得有一天開車回家時，全身有一種血液酸腐，就要衝破血管的感覺。
癌細胞，是否就是那時產生變異的呢？
現在一切當然都已經好轉，我對於當一個包包愛之儒之慕之的母親，已經有經驗且有信心，恐嚇我因陪伴不夠小孩會不愛我云云的話，我已經可以微笑不予理會；我的專業自有實務界、台灣社會和國際學術給我肯定，這種信心使我可以將升等一事淡然處之，是的，隨你要怎麼打壓，愛怎麼杯葛，怎麼稱我是大不敬，我自寫我的，我自有我的影響力；而陳大牛，在歲月和智慧的增長中，也逐漸學習與中年的自己相處，怨念的貞子開始慢慢從他體內離去。於是乎，於公於私，現在雖偶爾仍必須應對情緒失控的人的謾罵，處事兩光的人帶來的麻煩，但我的難過時間越來越短，淡定的功夫越來越深。
縱如此，但凡走過必留下痕跡，我的癌細胞就是最好的證明。
癌細胞不是別人的惡毒造成的，癌細胞是我自己的心態造成的。我喜歡並讓自己成為中流砥柱，享受別人的依賴，高度要求自己，太將別人的言論作為評價自己的指標。我總想得到他人的讚美，把家人發洩情緒的話當作嚴厲指責，把爛人亂寫的意見當成聖旨來傷心，因此而增生癌細胞，這不是活該是什麼？
罹癌以來，我並沒有對外顯的生活方式做太大的改變，既沒有變成無油無鹽的素食者、跑到山上去當有機蔬菜的自耕農，或成為只求延命而百事不問的自我中心病患。我依然熱愛教學研究，依然投注心力在法學的國際化與實務接軌，依然愛我的包包，喜歡和他糾纏親密，但也幫他做課業的魔鬼訓練。我的癌症本非生活方式而導致，是心境所導致，心境，才是我的功課。
過去，我一直是支撐別人的人，說也好笑，想來我一直把自己定義成國家棟梁吧，支撐組織、支撐社會、支撐家人、支撐丈夫、也支撐我的學生和孩子，突然發現自己需要自己的支撐，倒是從來沒有過的經驗。
電影女主角說：「人生有各種不同的失去，我們在修練失去的藝術」。但，失去到了盡頭，我們還有什麼？電影的女主角，到最後還有能力說出的單字是「love」。
我想，雖然是不同的疾病，救贖的方式是一樣的。
我的母親、同事和學生，是我愛的救贖，我在愛裡慢慢的復原。母愛讓我看到不求回報、只要子女好的偉大。一路行來，唯一不要求我、不指責我，全心都放在我的健康上的，就是母親，我歷經的所有的愛，都帶有私心，曾經以為的全心全意，不求回報，到頭來其實也是以自己為重的。唯我母親的愛，至高而無私。
至於同事，若非我的同事提醒，我根本不會去做健檢，那就不會發現腫瘤，到發現時必定無力回天。在我開刀期間，校長副校長院長和同事都親來醫院為我加油，我真的很感謝交大，這是一個人間有情的環境，我從未後悔過加入這裡，移居當初一無所知的新竹。
學生的反饋讓我銘感於心，回首九年教職，他們是我最大的資產和成就。我在開刀期間，學生自發性的排班照顧我，已經畢業的律師法官法務替代役男們排晚上，還在學的同學則在白天來，每天交班時我的病房裡每每超過5人，多則達到10人，在台大醫院的病房樓層引人側目，堪稱台大醫院史上最多看護之病患。我雖然傷口痛到不行，但在他們的環繞下，竟有過年的感覺，苦中作樂也甚覺溫馨。
最後我要說的是愛自己這件事。我的一位老師也是我最好的朋友，自身從癌症中走來，說過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話，她說：志潔，我得了癌症以後，把一件事情看得非常清楚透徹，那就是──這是一件只能靠自己的事情，任何人都不能靠的。
是的，那些一個人去做的的許多檢查，手術時面對的生死關頭，切掉肺部、血水引流的痛楚，肺活量減少後體力的衰退，吃藥導致的潰瘍，夜半因術後神經受傷任何姿勢都無法成眠的難過˙˙˙˙都必須一個人去面對。那些造成癌細胞病變的過往，雖不如煙，但都過去了。人有人格，病有病格，若再糾纏於其中，豈非辜負生病的啟示？用愛使自己成為一個有病格的病人。愛自己，珍重自己，不讓自己成為自己看不起的病人，那種自怨自艾，每天計算餘命、活在恐懼復發的陰影中、一有小事就動輒要求各類檢查，浪費健保資源的病人。
下個月，我答應了幫台大醫院拍肺癌防制宣導的微電影，X光是照不出兩公分以下的腫瘤的，低輻射的電腦斷層需要推廣。這雖又是一件工作，但以正向思考的觀點，我能以自身的經歷助人，是好事，總要把罹癌的價值發揮到最大，且先前因潰瘍之故瘦了兩公斤，倒是拍片的利多。
我在四十歲的盛年罹患了肺腺癌一期，我失去了部分的肺，失去了健康人的身分，我不能再像以前一樣的活動，我成了重大傷病卡的患者。但，我仍有愛，我還能愛，我對生命依然充滿熱誠和希望。現在的我懂得了放慢速度，讓自己多愛自己一些，讓身和心好好相處，我現在會做的事情，是非我不可的事以及我所熱愛的事，不再讓無關和我不在乎的人與事，造成我的壓力，不讓自己再走回2011年那個細胞變異的路上去。為了我的包包有媽媽陪他久一些，也為了我自己未竟的理念。關於失去、關於生命，我在學習，用愛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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