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而百無聊賴地瀏覽各家電視頻道，
轉到電影台看到正在播映的「卡特教頭」 (Coach Carter)，
雖然前前後後已不知看了多少回了，
但總還是能看得饒有興味，
因其除了運動競技的熱血勵志外，
還包含著籃球教練對籃球場以外全方位人生教育的願景及省思。
當中有一段:
籃球隊員們互以”黑鬼”(Nigger)相互調戲謔稱，
立馬被我很欣賞的演員山繆·傑克森（Samuel Jackson）所飾演的卡特教頭嚴詞糾正道:
這是我們祖先受歧視的字語，
當有人說出這話就是要和對方拼命的時候了，
怎可事不關己、自以為cool地胡亂衍用?
以下言歸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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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證的主角艋舺龍山寺中殿左右側水車堵，
除前面從文獻及文物本體所乘載的材質、刻工等資訊外，
最有決定性的關鍵證據，
在於在這些漆黑高遠的水車堵當中，
辨識許久方找到的:
「辛酉年」、「萬華后街子街人力車團敬献」、「萬華支那人力車團敬献」等刻款。
「萬華支那人力車團敬献」刻款以下即就相關落款中的「人力車」、「支那」及「辛酉年」等關鍵字做一耙梳探究。
「辛酉年」刻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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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來談”人力車”。
人力車相傳為旅日的美國傳教士Jonathan Goble於1868年發明，
再經日人改良，
在1888年由臺灣巡撫劉銘傳自中國大陸引進，
在日治時期成為臺灣都市常見之短程交通工具，
惟乘合自動車(公車)興起後，
人力車業榮景不再，
至戰後漸為三輪車或汽車所取代。
日治時期明信片-臺北榮町街上往來的人力車 為了更能掌握龍山寺這些水車堵的文史資訊，
我大略把我所能檢索到的日治時期人力車的報紙文獻記載，
以及後人對台灣與人力車有關的研究都翻閱一遍。
其中日治時期的文獻閱讀起來最是有趣，
當中既有與現今一般經常發生的消費糾紛，
或同行相忌、因搶生意而占地盤爭得你死我活，
偶而還有見證人性溫暖的拾金不昧，
亦有日本政府為查緝無照的人力車、你追我跑的緊張劇情。
日治時期明信片-臺北三線道路上同時可見人力車、自轉車、自動車及行人日人為有效管理人力車業，
發布「人力車營業取締規則」等舉措，
規範營業申請、營業執照、車體構造及附屬物、車資、駐車場、罰則等規則；
並為避免人力車體裝備不全或破舊不堪，
及車夫有強索車資、出言不遜甚至語言不通之情形，
除乘客檢舉及警察時時巡查外，
還定期檢查，
將車輛不堪使用者廢之，
車夫不通日語者限四十日學習算數、里程、時間等車夫日常應用語等。
就如同今日許多國人遠赴澳洲等地打工一般，
日治時期對岸亦有多人遠道而來台灣討生活，
除身懷大木、石雕、織繡等專業技術之師傅外，
身無一技的則往往投身於社會的最下層，
譬如----人力車夫。
老舍(1899-1966)著"駱駝祥子"(圖片來源:網路)作者於文化大革命時跳湖自殺。
日治時期臺北的人力車夫，
以臺灣人(時稱本島人)及來自中國華南地區的華工占最大多數，
如明治40年(1907)6月15日《漢文日日新報》:
「人力車夫之來也，多自對岸，…。而尤以閩省下游之仙興諸郡邑人為多。」
據明治41年(1908)8月7日《漢文日日新報》〈營業一斑〉記載
臺北三市街從事人力車業人數，
其中內地人(日本人)11名、本島人(臺灣人)765名、外國人(絕大多數應為來自華南地區的中國人)635名，
可知日本人從事人力車的人數極少，
臺灣人超過半數，中國人亦占有與之相當的4成5比例。
至1913年，
來自對岸從事人力車夫的華工已超過半數；
1927年，對岸華工更高達1271人，臺灣人746人，日本人只有16人，
可見日治時期臺北人力車夫為華工的比例甚高，
且有逐年增加的趨勢。
艋舺龍山寺，
在日治時期亦與人力車業帶有密切的關連。
如明治41年(1908)4月10日《漢文日日新報》〈檢查腕車〉：
「臺北廳復定自本月十二日始。在大稻埕林氏祖廟及艋舺龍山寺兩處。施行人力車體之檢查。」
以及大正元年(1912)10月17日《日日新報》〈刻下之人力車〉報導：
「連日在艋舺龍山寺廟內檢查人力車車體。車帆覆蓋破爛者則焚卻之。無使濫竽。
按今春檢查車體八百七十五臺。車夫千三百五十二名。今茲重檢。
車體總數千四百臺。車夫人數千六百七名。
人力車之發達增加。可想見也。」
更有趣的是，
據明治40年(1907)10月22日《漢文日日新報》〈人力車檢查狀況〉：
「第三部之人力車。（指艋舺）。去十四日經在龍山寺舉行檢查。前報亦既言之矣。
聞該部之車數約近六百臺。去十八日檢查告竣者。
車則二百六十三臺。車夫則二百五十二名。
觀今次檢查之法。日日皆彙集綦多。檢查尤極嚴重。
間有車幌老朽。車體汙穢者。則立命其廢卻。
竝於車體一部。捺以消印之燒印。將其車體檢查證追回。禁其不得復用。
如其附屬品若提燈被服及笠等。有不合格者。
先有商人出張其處。各色皆備。可從而買之。
其假店係設於廟之一部。一時極忙碌。」
可知龍山寺除為人力車受檢場域外，
在廟內還曾設有賣店，販售人力車所需的提燈、被服和笠帽等用品，
反映出彼時艋舺龍山寺和人力車業間的緊密關聯。
從這批石作上「萬華后街子街人力車團敬献」、「萬華支那人力車團敬献」的落款，
或可想見這批在社會底層賣命工作的人群，
其辛苦苦辛卻又時時仰望龍山寺菩薩護持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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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支那」。
現在還是經常可看到人們運用這個字詞。
常有人辯解這兩個字本來就是中性的，
故用得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
並舉了一些行之有年的例子
還怪在意的人玻璃心，
正是”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但是有無想過:這些例子並不能代表所有人，
確實也有許多人感受到不舒服及不受尊重，
而且運用該字詞的語境為何方是關鍵。/
只要能令人難過、傷心及憤怒，
那不就是惡言了嗎?)
但更多的，
是在「支那」二字後面加油添醋些X，
與畜生混作一談。
(圖片來源:網路)
誠然，支那為古時外邦對中國之稱謂，
其起源學界有「秦」、「絲」、「苗語」、「日南」等不同說法，
本中性不含負面意識。
但隨著日本近代國家的成立及國勢的興盛，
支那(シナ，音shina)也漸被添加了不同的時代語境。
如曾遊學日本的中國作家郁達夫﹤沉淪﹥寫道：
「原來日本人輕視中國人，同我們輕視豬狗一樣。
日本人都叫中國人作『支那人』，
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們罵人的『賤賊』還更難聽。」
郁達夫(1896-1945)(圖片來源:網路)二戰甫結束却死於駐蘇門答臘日本憲兵之手。
就連日治時期的臺灣人也有類似的經驗和感受，
如臺灣作家鍾理和﹤原鄉人﹥：
日本老師時常把『支那』的事情說給我們聽。……。
兩年之間，我們的耳朵便已裝滿了支那，支那人，支那兵等各種名詞和故事。
這些名詞都有它所代表的意義；支那代表衰老破敗；
支那人代表鴉片鬼，卑鄙骯髒的人種；
支那兵代表怯弱，不負責等等。
又如臺灣革命家、主導「臺中一中罷課事件」的張深切(1904-1965)
自幼留學日本，六年級時因劍術高超，
幹掉心胸狹窄的日籍劍道教師而發生衝突，
被該師以「支那人」、「清國奴」辱罵。
張深切(1904-1965)(圖片來源:蔣兆和紀念網站)附帶一提:他的自傳"里程碑-黑色的太陽"相當值得一看，雖然有些地方礙於現實不得不隱晦帶過，但看過後頗能理解張的為人與膽識，以及日治和戰後初期台灣人的處境與景況。
從這些人的證詞中，在在反映出「支那」一詞在特定時空語境下所帶有的否定性偏見。
如日本學者子安宣邦研究指出，
近代日本的支那觀是作為近代文明國家日本自我認同的「他者」而被建構起來，
以重組東亞的中華中心的文明論與政治構圖，
並複製西方觀看東方的視角，
將日本形構為西方近代文明的東方代表者，
將中國定位為落後、腐敗與專制的東方想像之中；
日本一方面為了回應對於西方的焦慮，
一方面為了形塑近代日本的國民性，
故藉用「支那」一詞消解「中國」此一名稱的中國中心含義，
站在西方東方主義的高度睨視，
使得「支那」一詞作為否定性他者的種種論述不斷地被再現及形構。
民國19年（1930）國民政府曾要求日本政府今後稱呼中國時，
中文需寫大中華民國，
倘日方公文使用支那等文字，
中方可斷然拒絕接受。
惟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方又故態復萌。
待二戰結束，國際形勢改變，
日本政府感受到壓力，
據昭和21年（1946）6月6日日本外務省文合第3570號文，
支那一詞素為中華民國所極度厭惡，今後不得再使用，
而須稱謂國名為中華民國、中國、民國，國民為中華民國人、中國人、華人等。
是故戰後國民政府統治下的臺灣，
實不大可能採用「支那」一詞自稱，
龍山寺石堵此款顯然帶有特定的時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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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再看「辛酉年」款。
其未註明皇帝年號，
可能意指清代咸豐11年（1861）、日治大正10年（1921）或民國70年（1981）等，
參諸龍山寺中殿歷次修建，
於1861年及1981年附近俱未見有修築的紀錄；
反之大正10年（1921），
正為泉州大木司阜王益順主持興築之期間，
且綜合上述，從「人力車」、「支那」等落款，
故此一「辛酉」當以大正10年（1921）最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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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山寺中殿水車堵-二甲傳臚
總之，
從「人力車」、「支那」、「辛酉年」等落款所透露的時代性，
乃至前述文獻紀錄與相關文物實體的風格、材質及保存狀況諸點看來，
至此當可證明龍山寺中殿左右兩側的水車堵，實為日治時期的遺物，
其中既鑴刻著萬華(艋舺)為日治時期華工來臺北從事人力車業的重要據點與彼時的時代氛圍，
以及龍山寺作為社會及信仰重地的重要位置，
而後雖歷經二戰美軍的轟炸洗禮，
如今依舊佇立於梵音繚繞不絕的龍山寺殿宇，
兀自承載著過往的歷史。
參考資料
《臺灣日日新報》
子安宣邦(2004)。《東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郁達夫(1974)。《郁達夫全集》，臺北:文化圖書公司。
曾巧雲(2014)。〈故國之內˙國境之外日治前期《臺灣日日新報》上傳統文人的西渡經驗初探〉，《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18期，頁153-206。
張深切(1998)。《里程碑》，臺北:文經社。
楊鵬、孟玲洲(2010)。〈誣衊與辯正：支那稱謂之源流考論〉，山西:《太原理工大學學報》。
鄒婉玲(2013)。《日治時期臺北地區人力車之發展》，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論。
蔡龍保(2009)。〈舊事物‧新管理─以日治初期人力車的發展為例〉，《臺灣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殖民與近代化論文集》，中和：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頁391-407。
實藤惠秀(1983)。《中國人留學日本史》，北京:三聯書局。
鍾理和(2003)。《鍾理和全集(2)》，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2017 秋水晚平橋 /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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