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 從人口資料看極私統治哲學（6）
這種現象亙歷史迄今，在台灣，蔣經國接班得先排除陳誠，李登輝接班而有「老幹新枝」風波；而在中國大陸則劉少奇、林彪慘死，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下臺，當前胡錦濤雖然貴為「接班人」（這段寫於胡錦濤接大位之前），其實新版宮廷鬥爭已經上演，兩個權力中心明顯對峙著。當中自然免不了出現最高統治階層的（第一類型）誣反事件；其中至少就已有劉少奇、林彪、胡耀邦與趙紫陽。
我的看法倒不在死了劉少奇、林彪可惜不可惜，或正義不正義；而是死了這樣或那樣一個人，起來或倒下這樣或那樣一個人，透過乘數作用，要跟隨著犧牲多少生民百姓？並讓政治力持續壓抑文化的其他面相？長時間下來後，一個文化大國，卻成為文化的落後者；不僅僅在科學與民主制度而已。其實，中國所最重視的倫理，並自認是個倫理大國，而倫理早就淪喪殆盡。
劉少奇、林彪、胡耀邦、趙紫陽、華國鋒甚至陳誠、老幹新枝，這林林總總的只是個符號而已，符號背後所代表的意義，才是最值得注意的。上述諸人慘死或倒下，是否可憐、合於正義？可能有得爭議，但問題不大；畢竟那只與一人或少數幾人有直接關聯。但事實演變絕非如此單純，這些人倒下，往往意味著人民不得不跟隨著犧牲慘烈。這絕對不合乎庶民、社稷、國家所需要的正義，才是真正的癥結。對文化發展的傷害也無從估計。
龐大的傳統文官體制，幾乎等同於國家儒家體制，歷兩千年之久，卻仍然無法建立一套具有施行價值的「皇位繼承法」，原因概在於強扭全民人性以順應少數人權力集中現實。連皇位繼承這樣重大的規範，都長期受到挑戰，傳統儒家體系所要求於君主、權臣的規範就更不可靠。傳統儒家、民主集中制，其實只淪落為權力的侍奉者而非規範者，道德規範只成因人存在的虛規。
訴諸於康熙這樣的天子，其實用不著儒臣耳提面命；訴諸於歷史上絕大多數的統治者，則毫無效力可言。所以傳統儒家體系其實只成「聖君賢相」這樣不切實際的期待者，因為時空處在極私統治一元的主導下；民主集中制也只是黨內權力鬥爭、妥協的機制，而這機制的最終仲裁，不只與民意無關、與人民所需要的正義無關，恐怕只與實力有關。實力才是最終的仲裁者，於是動盪難免。當大一統思想已經固化之後，當四鄰已經不存在強敵之後，權力之不受制約已成必然；這時，動盪乃再度出現。
最高統治者為遂行自己的企圖，或為保護自己的權力不受挑戰；在下位者為保護自己既得利益或保衛自己的生存權，濫權成為不可避免。權力擁有者無限膨脹自己的權力，而無權者則積極尋求權力，中國歷史遂徹底成為權力殘酷爭奪的記錄。如果「躬耕而食，鑿井而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何有於我哉」可以成為事實，人民也會有生存空間。但事實不然，以致才會有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成為中國千古以來的大夢。但這樣的千古大夢，卻能實現於當前的所有民主國家中。不亦諷刺乎？
但這中國傳統大夢，卻十分諷刺地、無聲無息地在歐美日民主先進國家分別先後實現！
我的意思不是說此後世界上國與國之間就不再發生戰爭，而是說，各國因為權力交換機制已經形成，已經確立以民意為唯一與最終裁決依據，以數人頭代替打破人頭，便再也不至於發生內戰。
內戰消彌，則戰爭至少減少半數以上；國與國之間的戰事也將隨內戰消彌而進一步減少。至於誣反事件模式這樣毫無正義與嚴重傷害人民的事件，不致在民主國度內發生。但今日中國並不有別於昔日傳統中國，內戰危機事實從來不曾消除，誣反事件模式仍有其生存土壤，並持續發生中，只是規模大小之別而已。
秦漢之後中國，以傳統儒家體系作為統治基礎哲學，而傳統儒家的統治哲學至少在權力分配上是不合格的。以這觀點看，所謂民主集中制一樣不合格。而台灣的全民直選，似乎勉強過關，只是問題仍多，黨派為權力競逐一樣忽視人民權益，貪瀆、濫權隨處可見；脫離傳統極私統治哲學思考只一步之遙。
權力過度集中導致人民受害匪淺，尤其還要斲喪國家自我更新發展的能力。由於歷史中國權力過度集中，一切榮耀歸於「皇帝聖明」，一切罪惡都是「臣下該死」，這種天子一人高高在上，而千萬臣民低低在下的常態思考，導致各種思想與物質發明受到侷限；我們應該可以輕易發現，在秦漢之後的歷史中國，幾乎所有被歎詠的偉人，都是悲劇性偉人。也都屬我所說的「先國後君」而被犧牲的人。
我這樣的觀點大異於尋常，但卻十分容易檢驗。過去有所謂道統，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是中國傳統道統的正傳，結果一躍兩千多年，才出現「國父」、「蔣公」來接棒；那當中這兩千多年的道統空白，如何產生？這些道統的傳承者固然是「英雄」、「偉人」、時代鉅子，那是否意味著兩千多年間不再出現英雄、偉人？
事實正是如此，奴才充斥，特立獨行者少見，偉人當然滅絕。至於「國父」、「蔣公」是否足以繼承道統，恐怕也是人言言殊。
究其原因，概在於秦漢之後的中國權力過度集中，榮耀必需歸諸於一人。人民或官僚對國家有所貢獻，其榮耀不能高過最高統治者；否則就是功高震主。功高震主的下場當然就是悲劇，功高震主成為不可侵侮的至高無上規範。就是國，也敵不過主。國與主有時密不可分，但事實兩者間並不相等，而且主高於國；為主可以賣國，前引岳飛、秦檜、宋高宗的故事，就是最明顯的例子。事實上這種案例多不可數。
傳統漢文化傳承者常常自喜於中國四大發明，卻忘記這所謂四大發明雖然都源自於中國，卻總要等到「外銷轉進口」以後，才讓中國人重新「發現」其偉大。這意味著西方重新「創造」四大發明，沒有西方的重新「創造」，四大發明有可能與其他發明同藏草萊之間。追究其原因，發明者本來應該因其貢獻而享有一定的聲望與地位，但這極可能就要犯了功高之禍。所以，所有的發明（包括思想面相等）都受壓抑。或許這也是中國歷來創造了許許多多的工藝，卻始終無法擁有現代意義的科學的緣故。
秦檜為主都可以賣國，而不失其為忠於主，那為著統治者的利益還有什麼不能賣、不能犧牲？這就是為什麼秦漢之後，幾乎所有中國偉人都成為悲劇性偉人的文化性原因。
甘於奴才角色的，自然當不成偉人；不甘於當奴才角色的，在統治者淫威之下，只好成為悲劇性偉人。孔孟等先聖先賢在死後被後世歷次推尊為至聖、亞聖﹐其實只是他們已經死了，威脅不到現世君王，同時還被包裝成獨裁專制的守護神，否則不免鞭屍的禍患。孔、孟都不免如此，後世的發明家、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醫學家、藝術家等等的，當然也就只能苟活於權力集中的陰影下了。苟活，成就不了其偉大，不苟活，成就其偉大，但卻不免於悲劇。這就斷送中國文化自我更新、發展的潛在可能。
因為偉人往往總結一段時期中社會的整體進步，而成為標誌著社會的新的里程碑；中國在這兩千多年的極私統治哲學下，在君權獨大的情況下，只出現一些模糊的、小小的里程碑，無法產生先秦之前那種巍然聳立的時代鉅子。缺乏時代鉅子，秦漢之後的中國歷史只能一再反覆，毫無發展。而反覆的意義，就是朝代更替、戰亂上場、人民被鉅量犧牲。
簡單說來，其實傳統中國政治文化最大的魔障，就是權力過度集中；傳統漢文化是極度崇尚權力的文化，也是一種高度重視現實功利的文化。在中央，權力集中於統治者一人手中，在地方，權力還是集中於地方最高統治者一人手中。權力沒有制衡，無所不為將是唯一可能。所以，我在《台灣老兵三國誌》中歸納，說貪污、派系與陰謀惡鬥是中國政治史上的常態；清廉正直的官僚，在中國官場上難以存活。
因為清廉、正直，對歷史中國絕大多數的皇帝都是大不敬，尤其不是極私統治哲學之下的主流；他們撈去了好的名聲，卻將壞名留給皇帝；至少讓統治者的稅入減少，讓統治者的慾望不能伸展。而貪瀆、惡鬥才是統治者之所愛，這樣，統治者可以分而制之；至少統治者可以透過這些人獲得更多的稅入，伸展個人建樓臺、開疆域或窮奢極慾的慾望。清廉、正直不是中國官場上的常態、主流，而生民百姓的福禍與國家前途當然不在考量之內。
再度提出這點看法，其實也只為著今日中國與歷史中國沒什麼差別。換句話說，中國看似已經以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民主等等新口號取代傳統統治，其實與傳統相比，只是新瓶舊酒而已；這些動人的新口號，在中國早已本土化，融進了極私統治哲學的概念中了。
中國仍然一直存在著製造冤錯假案的二二八事件模式的文化因素。國家可以為著「強大」犧牲人民；人民成為手段，而非目的。而其原因，只在於如今黨天下不過祇是過去家天下的翻版而已；國民黨犯過這樣的錯誤，如今共產黨仍然跟隨舊轍，至少兩千多年來一直如此。人民人權意識的覺醒，扭轉當前政治文化的走勢，才可能終結人民自身的災難。
註釋：
註一：杜佑，中國唐代史學家；也是杜牧的祖父。
註二：《晉書˙帝紀第二》原文為：「九服之外，絕域之氓，曠世所希至者，咸浮海來享，鼓舞王德，前後至者八百七十餘萬口。」這個「八百七十餘萬口」似乎僅計北方諸胡。當時南方還在草萊未開的狀況下，「九服之外，絕域之氓」恐怕難以統計。若南方少數民族如蠻、獠、俚之可以統計，合理應該在東晉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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