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 從人口資料看極私統治哲學（5）
總之，在中國這塊為大海、峻嶺、高原、荒漠所圍而相對孤立的土地上，所醞釀、產生的政治文化，導引這塊土地上的人們，走上反覆的、大規模的，以殘殺作為掠奪，以掠奪滿足自身人身最大現實利益的思考模式與行為模式，早已確立兩千餘年。這才導致那樣令人驚悚的紀錄。
當然，基本上世界各國也大致經歷相同的極私統治過程，都曾經有過權力肆虐的歷史經歷；雖然程度各自不同。但，英國自十四世紀就創設上議院（十六世紀改稱「貴族院」（House of Lords））、下議院（House of Commons或Lower House）；逐漸脫離君權統治，以迄於今。美國自十八世紀獨立戰爭（1775-1783年）後建立民主國；而法國在大革命、拿破崙崛起、波旁王朝復辟後，也逐漸走上民主體制之路。如今民主已經成為世界大多數國家的體制，以民主制度化解各國國內各種可能的不安。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卻不見人民有充分顯示其權力的選舉、罷免諸權。事實，中國如今依舊只是黨權取代君權，進行以黨統治；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對立的情況，與歷史中國無異。
何以歷史中國始終跳脫不出這樣的反覆？迄今仍未跳脫出這樣的反覆？因此，我們便有足夠的必要，從歷史與文化上追索其原因。而思想嚴苛管制恐怕就是唯一的理由。
從上表，我們可以輕易看出中國歷史上的在籍人口數變動非常之大，並且可以說次數相當密集；幅度大與頻率高。秦統一天下之初，「秦兼諸侯，所殺三分居二」；而秦初到漢初，隔時十五年，在籍人口數掉了八百萬，約佔40%。漢平帝二年經莽新到光武帝十三年，在籍人口減少了將近五千萬人，隔時不過三十幾年；《後漢書˙郡國一》說「王莽篡位，續以更始、赤眉之亂，至光武中興，百姓虛耗，十有二存」。這麼大的人口數字的變動，正如我們在上文中所說的，必然有許多屬大族豪右的蔭佔戶，但恐怕也有不少是純減。
這種情形在歷史上一再重複出現，到太平天國時，我們找到的數據雖有疑慮，但人口再度大量銳減應該也會是事實；其中應該有不少死於動盪中。換句話說，歷史中國常以戰爭來鉅量消滅人口。那麼這種常以戰爭來消滅人口的現象，究竟因何而來？恐怕是每位漢文化傳人所共同必須深刻思索的問題。
我的假設，「思考內涵」與「思考方式」（想啥？怎麼想？），決定著「行為內涵」與「行為方式」（做啥？怎麼做？），那麼我以「想啥？怎麼想？做啥？怎麼做？」，簡單表述為「思考內涵」、「思考方式」與「行為內涵」、「行為方式」。而國家或社會中大多數人的「思考內涵、思考方式與行為內涵、行為方式」的總和，就是該國家、社會的文化。
所以，歷史本就是文化的紀錄。會如此想，並且總想這些內容；會如此做，並且總做這些事，這就是文化。若這說法可以成立，那基於這樣的看法，中國文化恐怕就確實如我所說的隱藏著一種會導致自我摧毀，雖然可以重生，但卻無法產生新的文化的機制。也就是我一再說的「王朝自毀機制」｜｜龍的自裁。
王朝自毀，雖然王朝終將另建，但，自毀與另建之間，那樣的破壞卻是整體性的、一毀到底的；連書籍也都「幸而存者，百無二三」、「焚燒無遺」、「靡有子遺」，遑論一切經濟基礎。究其原因，應該在於思想僵化；而思想僵化來自於思想管控，思想管控來自於政治文化獨大，政治文化獨大來自於大一統。因「今皇帝併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由於併天下，才有可能、也才有必要別黑白定一尊。
這使得先秦時期百家爭鳴的現象劃下休止符，公天下的思想與作為，得不到進一步的試驗與修正。而儒家開始陰陽家化、法家化，也相等於陰陽家、法家披著儒衫登場，開始「百代皆行秦政制」，但卻奉孔子為至聖先師。以致後世總在「行為與行為規範相悖離」的窘境之下，而陰謀誣陷接續登場，各類誣反事件不絕於史。
若前面的假說可以成立，那現在這個結論，當然順理成章得到理論上與史實上的印證。誣反事件模式是傳統中國歷史的主旋律，1947年發生於台灣的二二八事件，正是這樣的一類型事件。而誣反事件模式細分之下，可以歸納出四種不同類型，分別密集出現在歷史舞臺之不同時期。「誣反事件模式」伴隨著「效忠認同危機」，終於反覆導致曾在歷史上出現的王朝一一覆滅。
王朝衰亡固然也受人均耕地面積過少的經濟規律所侷限，但我們深入觀察，則可以發現事實受極私統治哲學影響更深。也是說，導因於「思想模式與行為模式」的文化性因素更大；主觀的極私統治哲學，與客觀存在的人均土地面積大小，這兩者合寫了中國歷史；但主要在前者。
甚至，由於文化存有慣性的緣故，同樣的「思想模式與行為模式」，極可能將持續成為當前中國人的思考模式與行為模式。
統一觀｜｜其實只是「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續資治通鑑˙卷第八》）的包裝｜｜讓傳統中國分久必合，而忽視了合久必分的事實與緣故。統一是常態，分裂其實也是常態；甚至被弱小異族入主也屬歷史常態現象。統一固然是歷史中國的資產，「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式的統一，卻恐怕也是歷史中國的負債。因為分合的過程以戰爭填滿，戰爭時期動輒數百年，打殺時間長得足以讓人口消磨殆盡，而人的尊嚴與文化中的正義觀完全受到扭曲，恐怕才是最嚴重的；人的尊嚴與文化中的正義觀，在漢文化中幾乎只存留下聊備一格的地位。
唐朝大史家劉知幾〈思慎賦（並序）〉說：「曆觀自古以迄於今，其有才位見稱，功名取貴，非命者衆，克全者寡。大則覆宗絕祀，堙沒無遣，小則系獄下室，僅而獲免。速者敗不旋踵，寬者憂在子孫：至若保令名以沒齒，傳貽厥於後胤，求之歷代，得十一於千百。」（《全唐文˙卷二百七十四》
http://down.jxxydd.com/ReadNews.asp?NewsID=4971）這是「有才位見稱，功名取貴」者的寫照；至於小民，恐怕只成為統計數字中，無數小數點後的一個小小點。
一旦戰爭結束，天下再度一統，一個短暫的養生休息後，由於中國相對強於四周小國，所以統治者不再需要忠能之臣、英雄、謀士、人民為之流血效力以保衛國土〈其實保衛君王〉。反倒是忠能之臣、英雄、謀士能建立功蹟、贏取民心，所以對帝王而言則形成威脅，於是便開始自我消耗，直至下一回合更大的戰亂發生。
這種對忠能之臣、英雄、謀士的無可避免的消耗，一直刺激每個人去爭奪權力。因為大環境並不保護個別人等的生存權；因此每個人只好竭盡全力爭奪權力，以增強權力來增強自己存活的機會。因此，成王與敗寇，就成為傑出的忠能之臣、英雄、謀士的二擇一的選擇；他們必須在「被誣反」與「取而代之」間作一抉擇。王莽、曹操、司馬懿、楊堅˙˙˙趙匡胤等，是其成功的代表；至於，我們歸類之為第一類型誣反事件模式者，如韓信、檀道濟、明初諸將˙˙˙，就是失敗的代表。此外，先國、先君又成為一般官僚二擇一的選擇；敢於先國後君如岳飛、于謙者，往往淪為第二類型誣反事件模式的代表，而秦檜、徐有貞則稱快於一時。
反過來看，被統治者固然沒有確切的生存保證權，就是統治階層雖然擁有高度集中的力量，卻往往成為攻擊對象，而皇帝則成為權臣、太監、外戚覬覦與暗中攻擊的目標；所以就有大量的皇帝被權臣、太監、外戚架空成為傀儡或甚至取代；因為權力吸引人。我們只能說，歷史中國走上極私統治之途後，內部不斷分裂、鬥爭、清洗，已經是事所必然的了。
因此，劉知幾解析他上述歷史觀察說：「何者（何以至此）？地居流俗之境，身當名利之路，皆物之相物，我之自我，當仁不讓，思倍萬於孤標，唯利是視，願半千而秀出。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官大於國，主必惡之。˙˙˙亦猶臥於積薪之上，而不知火之將然；巢於折苕之末，而不悟風之已至。˙˙˙自古所以多殺身亡族者，職由於此也。」（同上）這種說法，也僅有我們「極私統治哲學」一詞可以一語道盡。
其實，孟子早於數千年前就明明白白說出「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因此，這種權力過度集中的極私統治哲學，雖然經過傳統儒家體系層層包裝保護，也確實達成扭轉人民思想以順服權力的目標；但事實卻扭曲人性，無助於國家長治久安。只成為誣反事件模式的動力來源。
舉例言之，「嫡長子繼承制」是傳統儒家體系為安定國家所盡全力保護的一個制度；儒家體系制訂層層疊疊的規矩來保護「嫡長子繼承制」，甚至連「嫡長子」萬一不幸去世，順位繼承者在繼承過程，與事後所必須扮演的角色都有詳盡的規定。但，如果這些規定有效，歷史上皇族之中就不該有數不盡的骨肉相殘。理論上皇位繼承人應該是嫡長子，如果每個人都如儒家體系所盼望的接受了這個規範，那國家在權力交換中確實可保安定。
但聰愚賢肖、壽命短長、君主愛憎與現實權力結構，卻常常並不偏愛「嫡長子」。以致連這樣基本的規範也幾乎無法照章施行，每次皇位繼承都等於一次權力爭奪戰，也是一段第一類型誣反事件，歷數千年數百千次的爭奪而不休。
這種現象一直存留到今日中國；統治者指定下一任統治者，就好比建置太子，但太子的兄弟卻總不服氣，於是宮廷內鬥總是不斷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