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登於《戲劇學刊》第10期，2009年7月。】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和蘭陵三十籌委會共同主辦了「蘭陵劇坊三十週年系列活動」，我在2009年4月23日於新舞臺欣賞了該系列活動的第一檔節目：2009版《貓的天堂》，這是由卓明編導，南臺灣眾多表演團隊的劇場工作者所合作的「經典再現」演出作品。當晚我坐在新舞臺包廂區4排5號，這位子算起來已經是該演出場地的最高層樓倒數第二排，倘若整個背倚靠在舒適偌大的座位裡，視線所及，正好高過包箱的金色欄杆線，表演者賣力地在舞台鏡框裡跳動演出；我和若干劇場界朋友都有類似的感覺，那就是「無感」，幾乎沒有任何感動或共鳴。唯一較有感覺的部分，大概是兩段投影內容，一是豬哥亮的餐廳秀電視節目，另一則是〈明天會更好〉的MTV。我開始思考，我為什麼幾近無感──
這個所謂2009版《貓的天堂》演出，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部分：敘事舞劇《貓的天堂》、卓明和王墨林的回憶與辯證、照片與錄像的投影。《貓的天堂》是蘭陵劇坊在1980年所創作演出的作品，和《荷珠新配》一樣，都是該團創團時期奠基之作，廣獲好評；經過三十年同樣由卓明編導，演出人員則均多為南臺灣表演藝術界的演員及舞者來擔綱，並找來卓明的好友，亦是創作上的諍友王墨林，和他一起居間串場，藉由舞劇的表演、兩人的串場以及影像的投影，互為交織，企圖賦予「經典再現」的《貓的天堂》一層新時代的省思與意義，也希望透過兩人在台上串場的回憶與辯證，連結起當代劇場與歷史時空之間失落的環節。
這些日子以來，我一直在思索我幾近無感的原因，表層的理由可能是因為我實在坐得太遠了，和演出之間失去共鳴與互動的物理距離基礎，平日習慣了小劇場的觀演距離（即便是大劇場，也坐慣了貴賓席的近距離），我的身體似乎已經默默地發展出某一特定距離內的感應系統，除非演出者的能量及渲染力特強，否則因為觀演距離的遙遠，所造成的無感或弱感，對我而言，可能就變得很正常。
再進一步思索，我幾近無感的深層原因，更可能因為我完完全全地屬於所謂的「後蘭陵」世代，即蘭陵劇坊從1979年至1990年間所創作演出的二十二齣作品，我一部也沒有在當時的現場看過，我開始踏入劇場看表演，恰好自1991年起，所以長久以來，在各類相關書籍、報章、資料中，所讀到和認知到的蘭陵劇坊，及那一代蘭陵人所共同經歷過的一切劇場發展歷程，對我而言，一直是則被不斷書寫（重寫）與敘述（重述）的傳奇，我的經驗與記憶裡，和那一代蘭陵人完全是處於斷層兩邊的。當傳奇裡的經典之作被重製再現的時候，真的來到我眼前了，我當然知道再現幾近於再造，以我現在的藝術評論眼光來看，我只能將其視為手法樸拙的舞劇演出，兩位劇場老友所穿插的辯證與回憶，甚至是自省與批判，其更適切的場合應該是某某座談會的場合，類似我們今天這個哲學與戲劇的對話交流，畢竟台下的我（或其他觀眾）對他們兩位的發言（卓明屬浪漫懷舊式的語言，王墨林則是傲世批判式的語言），都可能有許多想法與意見想要回應，不希望某一種版本的1980年代歷史（或蘭陵劇坊的歷史定位與爭議，或臺灣劇場史的某個斷代），就這樣被論定，我只能說，這是他們所選擇的記憶，這是他們所訴說的歷史，他們其實正在自我經典化。
《貓的天堂》改編自法國作家左拉的一則短篇故事，描寫一隻被人類豢養習慣的家貓，想望成為流浪在外的野貓，而後牠的確成功逃離主人家，在外歷險，不過最後還是回到了主人家。卓明和王墨林的串場對話，就是把這個故事中的家貓與野貓予以政治化，將其比為許多汲汲營營的劇團與劇場工作者，對應公部門補助資源，進行收編與抵拒之辯，這個辯證，幾乎也和蘭陵劇坊三十週年一樣，自1980年代至今，從未曾停歇過，台上的王墨林正是在舞台上和現實中，均扮演強烈批判者的角色，他甚至也批判了劇場界的造神運動、劇場界沒有歷史研究、臺灣除了「二二八」之外沒有其它的歷史、明天不會更好等等，完全展現了火力強大的批判姿態，只是在如此激昂的語言表述之下，令人感到還是欠缺更為細密、嚴謹的沉思，雖說可以透過其它書寫或論述的方式來補足，但如此激烈、高昂、帶有表現性的語言與姿態，卻可能將歷史的視野與詮釋變得更為狹隘與速成，導向簡便、粗淺的歷史觀點。
對2009版《貓的天堂》幾近無感的我，卻對豬哥亮參廳秀和眾家歌星合唱〈明天會更好〉有所感應，原因出在此二者均屬大眾文化，透過影視傳播媒體，真正在我和大多數人成長記憶中的一部分，相對於蘭陵人儀式性的再次重聚，集體寒喧取暖，不曾有過同樣經驗與記憶的觀眾只能旁觀或敲邊鼓，我卻只能在大眾文化中找到認同的元素，我將這兩種情感結構做了個初步比較的簡表，對照如下：
蘭陵劇坊2009版《貓的天堂》 | 豬哥亮餐廳秀、〈明天會更好〉大合唱 |
小眾儀式 | 大眾傳媒 |
經驗獨一 | 大量複製 |
身體、空間 | 影音 |
菁英 | 庶民 |
個别差異 | 集體記憶、身分認同 |
再現創作 | 再現同一 |
在2009版《貓的天堂》設計概念與敘事結構裡，大眾影視文化不單只是被設定成1980年代時代背景的交待而已（時代背景的投影，還有許多是街頭社會運動的新聞畫面，以及蘭陵人的聚會合照與劇照等），隱然也是批判的對象，大部分的民眾極易接觸到大眾傳媒，使其形成較為單一、單向的價值觀，尤其在那個只有三家無線電視台的年代裡。但我終究無緣參與蘭陵劇場所創造出來的劇場傳奇（誠如今天本文的讀者，可能有人也未曾觀賞過我在本文當中所舉的劇場演出案例），只是當傳奇再現之時，彷彿許多的夢境也隨之幻滅，我還寧願它永遠是一則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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