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三郎
奈保尔并不喜欢自己的脸，因为它长得太像一位享乐主义者的脸。某种程度上，频繁的全世界旅行是他的放逐方式，同时这也是一种家族意识上的“复仇”，这位祖籍印度的英国人，以著名作家的名义实现了作为记者的父亲的一生的文学梦想。正像2001年他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受奖辞所说：“奈保尔是一个文学的旅人……他的文学疆域远远逾出了特立尼达这个西印度洋的小岛，他最初的文学母题；而今他将印度、非洲、南北美洲、亚洲的伊斯兰国家以及英国尽揽怀中。”
当然他对印度的关注更为真切些。“印度于我是个难以表述的国家”,奈保尔说，“20世纪后期印度看起来依然故我，仍然根深蒂固于自己的文明，它花了很多时间才明白，独立的含义远不止是英国人的离开；独立的印度，是个早已被挫败的国度；纯粹的印度历史在很久前就结束了。”他一生数次访问自己的祖籍之地，写就了著名的印度三步曲：1964年的《幽暗国度》、1977年《受伤的文明》和1990年的《百万叛变的今天》。
凭借“甘地式的印度文化原始主义”的国家神话，印度完成了独立，然而，更为艰难的统一任务却没能实现。先是比英国入侵还要残酷得多的印巴分治，接着，民族、信仰和阶层分歧不断撕扯着这片土地。直到今天，印度仍可视为世界上最为奇怪的国家之一：拥有世界一流的软件设计能力，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同时是一个拥有包括核武器在内的诸多先进军备的世界第四军事强国；也有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文盲和贫困群体。
1888年，19岁甘地决定去英国留学，为了让母亲放心，他不得不发誓在海外决不沾酒、肉和女人，但是种姓中的部分人还是坚持这个年轻人为被逐出种姓者。
甘地夫人在1975年颁布戒严令的时候，奈保尔正二度访问印度，在第二次返乡之旅中，奈保尔透过敏锐观察，以分析手法探讨了印度同胞，以悲怆的文采，重现了千年古国的种种难题。
奈保尔回顾了一段几乎鲜为人知的历史往事，外国对印度的统治：“前500年是穆斯林，最近150年是英国——至1947年，始于德里告终。”他还提及在北印度见到的一位年轻公务员，便自称他的阿拉伯祖先在800年前，已来到印度，说：“我们一族在德里住了500年。”他记叙了他“1970年代”进入孟买机场时看到的情景。阿拉伯人银色的白袍给他带来了无穷的联想；几位登机的各色人等焕发了他对于历史的回顾。他的眼光穿透历史的围幔径直达到雅利安人的神境。我们看到了在人类学的著作中看到过的记述。神秘的文化和文化仪式。如：必须由男人持刀切刨南瓜，因为它是活牲的替代物……
他同时花费了大量时间深入印度乡村、贫民窟，用交谈和记录的方式，结合对特定文学作品的析读，勾画出印度人心中最根本的生活态度。他认为印度人根深蒂固的传统精神来源——印度教，是消极的，它鼓励人们退隐到内心世界，从而避开现实矛盾，同时它又盲目骄傲，看不到真实世界的进程。他发现，在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国度，旧的机制和平衡被打破了，但是中产阶级在大骚动之后却无力创造自己的理念和机制，奈保尔益发增强了心中的信念：历经千年异国统治的印度，迄今未找到再生原点。
在世人心中，印度人不是饥饿的儿童、赤裸的僧侣和拥挤的城市，就是圣雄甘地和特蕾萨修女，两个完全不同的形象使得我们看不清楚印度的本质。在亚洲的三大强国中国、日本和印度之间，美国人一直不把印度当回事，它只能是美国的慈善对象，而决不是战略对手。
如果说《受伤的文明》是奈保尔1970年代为受伤的文明发出的一声无奈的叹息的话，那么联系到前后两部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古老文明的沉痛转型，类似于印度的友邦中国。我们爱奈保尔，爱他嘲讽的智慧，因为他确实才华洋溢，令人爱不释手。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读读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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