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许多事情来看，陈济棠并不是财迷心窍的人，有些投资，并不能像白糖那样，马上产生利润回报，但他也干，而且干得很卖力，像修马路。河南的马路，很多都是那个时候修起来的。三年之内，广州开辟了30多条马路，其速度之快，简直是一日百里。1929年9月兴筑小市街、四牌楼马路（今解放路）；1930年动工兴筑河南的龙溪三约、龙溪中约、同福新街、福麟里、福场大街、洗涌街、洗涌东约、跃龙东约、福仁里、厂前街、公正街、太平坊、南石路，河北的西华路等处马路。一些旧的街道，也开始整理内街街线，使之符合现代城市的消防、交通要求。由于马路愈开愈多，1933年，广州市正式成立一个指导开路工程的机构，叫“辟路审定委员会”，对城市道路进行总体规划。随后，又陆续开辟了米市路、朝天路、光塔路、东皋大道等马路。
由于海珠桥的建成，市区河北、河南的公共交通，终于连成一体。河南在明清两代，就是富人居住的地方。海幢寺旁边的万松园，是清代著名富商伍秉镛的私家园林，园内假山水塘，曲桥朱栏，亭台楼阁，奇花异卉，松柳掩映，比起西关的海山仙馆、小画舫斋，有过之而无不及。
广州著名学府岭南大学也在河南。岭南大学前身，是创办于1884年的格致书院，1900年迁到河南康乐村。当时的校长钟荣光，如果用正统的儒家学人士子标准衡量，是个可圈可点之处甚多的人物。他29岁中举人，在广州文场大名鼎鼎，与刘学询、江孔殷、蔡金湘并称四大金刚。科场之上，经常替人做枪手，几乎每试必中；生活上不拘小节，嫖赌饮吹，门门皆嗜。既是举人，也是基督徒，又是兴中会员。钟荣光从1899年开始加入格致书院，任汉文教习，从此就一直没离开过岭南大学了。民国以后，他热衷于结交豪绅、奔走政坛，花在官场应酬上的时间，比花在学校事务上多得多。
岭大具有教会学校的传统，学生必须西装革履，吃饭的方式也很西化，厨房预先定出菜谱，每人任点两样，用盘子分开；星期日全体师生都要做集体礼拜，衣履不整或皮鞋不亮的则被视为不虔诚，要被罚在“怀士堂”门口扛枪立正。因此，岭大学生对参加社会活动，一向不太热心。“五四运动”、“六二三惨案”和“一二九运动”都很少见岭大学生的身影，也许，交通的不便，对外联络的困难，也是原因之一。
陈济棠把全城赌博都赶到河南经营，与岭南大学为邻，作为校长，本应竭力反对，但钟荣光似乎并没有提出过什么异议。说来奇怪，岭大学子，对这位校长却十分崇敬，无他，只因为他对创办岭南大学，确实尽心尽力，从一间基督教书院，发展成一所拥有农学院、工学院、商学院、医学院的综合性现代大学，钟荣光功不可没。
钟老先生在70岁自撰挽联中，总结自己的一生：“三十年科举沉迷，自从知罪悔改以来，革过命，无党勋，作过官，无政绩，留过学，无文凭，才力总后人，惟一事工，尽瘁岭南至死；两半球舟车习惯，但以任务完成为乐，不私财，有日用，不养子，有徒众，不求名，有记述，灵魂乃真我，几多磨练，荣归基督永生。”确是一个真实的写照。
与岭大的沉默相比，广州的另一所高等学府中山大学就活跃得多了。中山大学的前身是国立广东大学，1926年改名为中山大学，校址在现在文明路广东省博物馆那儿。1934年在石牌建了新的校舍，大学便搬去石牌，文明路原址只留下中学部。广州历次学生运动，中大学生都是走在最前列的。
中大的老师也很活跃，1935年，著名新文化干将胡适来广州访问，只是讥笑了几句陈济棠的尊孔读经，中大便率先禁止胡适在学校演讲，甚至当胡离开广州后，还有三位中大教授，联名致电两广党、政、军、警、宪、学各部，呼吁截回胡适，“虽立正典刑，如孔子之诛少正卯可也”。这种杀气腾腾的声音，对权力急不及待的献媚，来自广东的最高学府，实在不能不说是教育的悲哀，是文化的悲哀。
说完了大学的风景，回到马路上来。1933年7月，两岸公共汽车通车，东西两路线共有汽车16辆，西线行经中央公园、维新路、海珠桥、南华路、洪德路、凤凰岗，至小桃源止；东线行经广大路、财厅前、永汉路、泰康路、海珠桥、基立村，至小港止。通了汽车，人们就可以很方便地从城东跑到城西吃喝玩乐，从河北跑到河南大杀三方。
第二年，河南以刘王殿为中心的五条马路，也开始动工修筑了，南至敦和市，西至白蚬壳，东至新洲，东北至岭南大学，北至海珠桥。现在从岭大可以直达海珠桥以西的“赌博特别区”了。没有证据表明，马路的开通，对岭南大学的校风，有没有带来什么负面影响，但对于河南未来的发展，意义重大，却是毋庸置疑的。
西村工业区、川龙口外（今东川路）商业区，都在蓬勃兴建。河南士敏土厂和西村士敏土厂合并；海幢寺改建为海幢公园；西南铁桥奠基兴建；广汕公路（由广州经樟木头、惠州、海丰、陆丰至汕头）建成通车，这是广东第一条公路干道；从洲头咀至海珠桥脚，处处填土筑堤，几十座大大小小的码头，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日新月异，气象万千。
大规模的城市开发建设工程，以中山纪念堂的奠基为序幕，以爱群大厦的落成为尾声。前者是中式传统风格，傍山而卧，后者是西式现代风格，滨江而立。爱群大厦（原名爱群大酒店）于1937年夏天建成开业，全楼钢架结构，采用先搭好钢筋框架，再灌浇水泥的新工艺。楼高15层，是当时广州最高的建筑物。
如此西式的建筑，相信它的主人也很西化，殊不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翻阅爱群大厦的“开业宣言”，竟是一篇骈四俪六的文言文，读来很是令人惊讶。其中一段对广州的赞美之辞是这么写的：“广州地濒洋海，互市最先，店户之骈阗，行旅之杂嚺，建筑之雄伟，允为南中国冠。比年当局整顿市政，不遗余力，使全市规模，焕然充满西方化之色彩，其舄奕丽谯，盖骎骎乎与沪上竞衡矣。”这已经是比较白话的一段了，在描写酒店内部装修时，简直和读《阿房宫赋》差不多。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