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上篇 : 民國百年 . . . 抗日戰爭的全部真實故事 (上卷)
民國百年 . . . 抗日戰爭全部真實故事 (下卷)
金門紀念館的蠟像 : 中國軍火兵器工程之父 - 俞大維博士 ( 1897 - 1993 )
(摘自維基百科) 俞大維博士生平簡介 :
俞大維，浙江紹興人，生於清光緒22年。為清末名臣曾國藩之外曾孫。5歲啟蒙，天資穎異，讀經書、習英文，過目成誦，有神童之譽。民國7年10月，赴美入哈佛大學哲學系，研修數學，在校成績優異，僅3年即取得碩士與哲學博士學位。10年，獲哈佛大學獎學金資助，至德國柏林大學深造，專攻數理邏輯與哲學，在當時國人就讀哈佛大學者甚少，而能獲此殊榮者，更是鳳毛麟角。留德期間，因興趣逐漸轉向物理彈道學研究，嗣成為彈道學專家，對兵學也由此奠定深厚基礎。
民國17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全國統一，政府著手軍經建設，乃設立「駐德使館商務調查部」出任該部主任，亦是受知於先總統蔣公之肇端。18年6月返國，任軍政部參事。翌年5月，再度赴德，負責採購軍備，並續習德國參謀教育，某次政府命其採購大砲，按值計量，可買12門，迨運抵國門，卻為15門，詢其緣故，僅輕描淡寫謂：「是送的」。實其將所得佣金，另購砲3門，在當時官場，殊不多見。21年，再度返國，蒙蔣委員長召見，詢問歐洲情勢，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有關戰略戰術與兵器問題，深受蔣公嘉許，派任參謀本部少將主任秘書，經俞氏婉辭，而自願至中央訓練團任兵器總教官。次年1月，調軍政部兵工署長，並晉升陸軍中將，履新伊始，首即健全組織，堅強陣營，羅致專家、學者參與，積極從事兵工整建與成本會計分析，以落實合乎時代之軍備工業，使兵工研究、製造、補給及保養等工作，趨於一元化，在當時此一成效，可謂不亞於歐美先進國家。
民國26年7月，抗戰軍興，我京滬及沿海地區，易遭日軍攻擊，為配合長期抗戰，遂將東南各地兵工廠，陸續西遷內陸，此項艱鉅工程，全賴俞氏積極領導，以有限之人力、物力與獸力搬運，使30餘座兵工廠、鋼鐵廠、材料廠、及兵工技術單位，免於敵人破壞，繼續生產，在8年抗戰中，使軍火供應不虞匱乏，功不可沒。33年12月，調軍政部常務次長，並兼中美聯合參謀部中國代表，負責與美方代表魏德邁將軍協商，爭取美國軍援，當時「阿爾發部隊裝備方案」，使國軍36個師換裝美式裝備，即為此達成之建議。35年4月，參加國府、中共、美國代表之3人小組會議；協商戰後還都事宜；5月，獲國民政府頒授青天白日勳章，同月16日，繼俞飛鵬出任交通部部長，任內對建立交通資料中心，全國鐵道狀況之自動化，以及郵政開辦24小時服務等科學化之管理政績，尤為國人稱譽；此期間，仍奉命繼續參加3人小組會議，周旋於馬歇爾、周恩來之間歷8月之久，然中共得寸進尺，商談毫無進展，對中共之本質與伎倆更有深刻體認。民國39年1月，因病赴美療養。
民國39年3月，蔣公在臺復職視事，命陳誠先生組閣，俞氏受任為國防部長，然因耳疾未癒，迄未返國就職；嗣稍癒，即任我駐美採購軍品事務。43年5月，俞鴻鈞先生組閣，仍受命為國防部部長，共計膺任國防部長達10年之久，任內秉承總統蔣公的意旨與指導，擬定戰略作戰計畫，以「海、空軍控制海峽，臺澎為主陣地，金馬為第一線陣地，從而加大防衛縱深」為指導方針，以期將臺灣本島構成不可擊破之作戰基地。並指導大陳轉進及砲轟黃岐，及參與「八二三砲戰」等重要軍事行動，先後赴金門達130餘次，對官兵生活照顧無微不至，更積極整軍建設促使國軍成為一支現代化之部隊，奠定了今日臺海安全之堅實基礎。
民國54年初，因病辭國防部部長，並推薦副部長蔣經國先生繼任，己則專任政務委員；2月，獲政府頒授國光勳章。55年5月，調總統府資政。晚年生活簡樸，以讀書自娛，舉凡從數理邏輯至西洋古典學術，從歷史、法理至音樂，從彈道學至戰略戰術，以及詩詞歌賦，無不為涉獵範圍，而研究戰史亦為先生日常工作之一，以他淵博之史學與兵學造詣，常有精闢之見解，故贏得「當代孫子」美譽，平日不記日記，不寫文章，不作演講，從不談以往政績及戰績，平生戎馬，兩袖清風，淡泊名利，與世無爭。1993年病逝享年96歲。
(圖) 位於金門的俞大維紀念館 :
(左上圖)中國軍火兵器工程之父:俞大維博士傳記 ! 1954-1965年擔任中華民國國防部長,是我國第一位文人的國防部長 ! 期間正是海峽兩岸武力對峙最激烈的年代 ...1958年親自隨空軍偵察機偵察福建沿海,之後獨排眾議,研判共軍集結重兵於馬祖對岸的福州是聲東擊西目標金門,八二三爆發時還在金門視察防務...頭部為砲彈碎片所傷 ! (右圖)為其部屬金門司令胡璉將軍, 這兩位國軍領導使得共軍八二三台海戰役以失敗收場 !
(上圖) 清朝末年建立的中國第一座也是最大的現代化軍火工業 - 漢陽兵工廠
抗戰勝利六十年：八年浴血抗戰造就“重慶兵工”
作者鄒輝章瑩
“八年浴血抗戰，使重慶發展成當時國內的工業重鎮，兵器軍火工業是當之無愧的支柱。”提起重慶兵工，重慶市檔案館館長陸大鉞說 . . .
“戰前，重慶幾無重工業可言。”陸大鉞稱，抗戰前重慶基本上是一座以商貿活動為主的商業性城市，抗戰爆發後，中國沿海大批工礦企業的內遷、復工和生產，使重慶的工業結構悄然改變，形成了以兵工、機械、鋼鐵、煤炭、造船、運輸、紡織、化工、電器等為主體，包括五金、皮革等行業在內的現代大工業構架。
(圖) 今日重慶市
1935年3月2日，蔣介石第一次飛抵重慶。此時，中央紅軍正在貴州雲南一帶長征，並作出伺機強渡長江態勢。蔣來渝目的，名義上是佈防長江軍務。
“這是他的口實，其實是想一箭雙雕，”黨史專家楊繼宗告訴記者，“其一，以當時紅軍戰力，強渡長江幾無勝算，擁兵自重的四川軍閥劉湘、劉文輝軍力至少120個團，桀驁強悍，以至老蔣一直無法染指川防。此番來渝佈防，他的中央軍10個師正好名正言順入川。其二，時值華北日軍囂張，中日難免一戰，老蔣來渝亦有考察退路之意。”
當年大部分時間，蔣呆在重慶，並進行了深入考察。那時，老蔣就意識到，重慶作為長期抗戰的大後方首府是絕好的選擇。”楊繼宗說。
當年5月29日 ，華北事變爆發，日本駐屯軍以武力要脅，迫使何應欽簽訂《何梅協定》。蔣震怒，在川致電兵工署署長俞大維，“凡各兵工廠尚未裝成之機器，應暫停止，儘量改運川黔兩地，並不露形跡。
(左上)1895-1943年大量生產的中國漢陽式步槍(德國1888年GEW步槍與毛瑟步槍競爭失敗將專利賣給滿清政府)德國一次大戰失敗到二戰前希特勒掌權後重整軍備之間,曾將大量淘汰軍火轉(轉移生產)售(折舊出售)給中國,後來都成為抗戰主力...下圖是國民黨嫡系精銳部隊裝備1935年中正式79厘米步槍(仿德國毛瑟1924傘兵用步槍授權)! 德國兩次世界大戰皆為軍火最先進國家! 日本明治38式步槍(右上)亦仿自德國 ...
戰時兵工廠選擇重慶是明智的 !
新型火炮專家、大江集團高級工程師白大軍說，“非但1937年，即使30年後的大三線建設，軍工業的核心仍選擇了重慶。”白認為這是由重慶的地形和戰略地位所決定的：多山，隱蔽；兩江環繞，水運交道便利，可以集中長江上游原物料在此加工成軍用品, 再沿長江而下以水運至全國各地 . . .
“任何戰略家對她都會格外青睞！”
(圖)多國採用的馬克沁水冷式重機槍70年後仍然能用 ! 國造24式是德國一次大戰後留下的MG08式改良型, 在俞大維博士等人努力下生產線移轉至中國, 不同英美版的是採右側進彈! 且在俞大維博士的規劃下, 中國的兵器都採用大量生產統一規格的德式子彈 . . .
九一八事變前，國民政府掌控的兵工廠主要有漢陽、鞏縣、金陵和濟南等6家。事變後，加快了兵工廠建設和對地方軍閥兵工廠的統籌控制，到“七七事變”前，全國兵工廠近30家，能夠仿製歐洲（德、捷）陸軍系列的大部分輕武器和75加農炮、105榴炮等彈藥(買砲造彈政策)。重慶兵工史專家劉登仕說，“抗戰爆發後，廣東、上海、濟南、金陵等兵工廠開始內遷，直到1940年才最終遷完。
”
(圖)仿日軍89式擲彈筒(單人迷你迫擊砲)的國造27式擲彈筒 ...
政府在陪都重慶這塊狹窄地域內，曾先後重建十七家兵工廠、聚集了九萬餘員工。
據重慶市檔案館長陸大鉞介紹，自19世紀洋務運動以來，我國兵工各廠為政、軍械制式混亂，往往既生產炮，又生產槍，還生產彈藥，但產品不精，產量不高。內遷後，兵工署長俞大維博士統一械彈制式，確定每個廠集中生產某一種或數個產品。
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時，中國國民政府實際掌握的兵器製造廠只有十四家，均歸口于軍政部兵工署。其區域分佈大體為廣東三家，河南、武漢、重慶各兩家，山東、湖南、廣西、南京、上海各一家。
一九三七年九月到一九四0年底的兵工廠內遷，堪稱“中國近代工業史上最壯麗的遷徙詩篇”。陸大鉞這樣描述當時的場景，“成千上萬的輪船、駁船、木船匯集于川江，來回穿梭。”
(上圖)捷克共和國授權中國生產的ZB26輕型機槍(右上)為二戰時期最先進的輕機槍( 戰場可徒手換槍管) 之後英國製造的布倫式機槍(右中 ; 授權于ZB30 改良型)及日軍的99式機槍(右下; 擄獲國軍ZB26仿造)
陸大鉞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淪陷，日本人很快打進內陸，導致不少兵工廠一遷再遷。一九三八年，原遷于西安的濟南兵工廠、遷于漢陽的上海煉鋼廠調整後再次遷往重慶；而受長沙會戰的影響，直到一九四0年十月，原遷于湖南的漢陽兵工廠、漢陽火藥廠、鞏縣兵工廠才最終遷來重慶。”
經過內遷及內遷過程中的分離整合，至一九四0年底內遷浪潮結束時，中國由兵工署直轄的獨立兵工廠共有十七家，其中十一家駐紮重慶，超過總數的三分之二。這十一家兵工企業屬於戰前原有的僅兩家，其餘九家均為內遷而來。
內遷後隨著兵工事業的擴充與發展，原有技工供不應求，兵工署“選奉委座令飭，收容全國流散技工，經先後派員分赴陜、鞏、鄭、洛、各地登記考用” 錄取者給予軍膱待遇及眷屬生活保障，一時掀起一場全國範圍內的技工挖角大戰。 來源最多的是淪陷區內的鐵路工人 . . .
為保兵工，中國國民政府在“重慶之兵工”之餘，可謂“舉全國之財力”。一九三九年度國民政府的歲入支出，赤字二十點五七億元，其中兵工署經費佔了該年度國庫總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二點三八 ( 包含員工軍眷照顧 , 及附設重慶兵工大學, 現今大陸航太火箭的前總設計師任新民老先生即為1940畢業生)。正是這種入不敷出的支出，為重慶兵工生產打下了堅實基礎。
種種優惠政策，使大批技術人才流向兵工業。當局對兵工政策的全面傾斜，使各兵工廠在極短時間內恢復了元氣。一九四0年，內遷重慶的兵工廠在重慶的大型防空洞內全部復工生產。正好是日本航空兵轟炸重慶市最瘋狂的歲月 . . .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無條件投降。作為戰時兵工的供應基地，重慶兵工出色地完成了歷史任務。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國民政府正式還都南京，兵工署亦隨軍政部遷回南京。
提到重慶兵工的時代意義，陸大鉞說，“兵工內遷之壯舉，不僅對於支撐正面戰場的積極抗戰、爭取對日作戰的最後勝利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對於中國西部地區尤其是重慶的重工業發展有著不可忽視的深遠影響”。
(圖)戰場上的國軍ZB26機槍(前) 及 步槍加上槍榴彈(後)
時隔六十餘年，這場長達八年的血戰早已在歲月的喧囂中漸行漸遠，但重慶兵工鑄就的輝煌直到今天仍在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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