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死前，命大司馬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與車騎將軍金日”石單”（此字缺，音midi）共同輔佐少主，當時朝中丞相為田千秋（武帝因迷信逼死太子後，上書為太子平反者）。無論以上四人位多高權多重，都比不過御史大夫桑弘羊這位長久以來在政壇上擁有最高實質權力之人。
桑弘羊的實權其來有自。好大喜功的武帝在位時，連年攻打北方匈奴，由於龐大的軍事支出，傳統經濟政策無力繼續維持邊防所需財源，財經政策勢必需更新。於是武帝採用興利之臣，實行一連串的財經政策改革，以增加中央財源。這群興利之臣大多為商人，桑弘羊為其中最重要人物。這些政策推行初期確實為中央帶來了足夠的資源，同時也降低農民的賦稅。但也因政策的複雜（如均輸與平準，為有心人士提供勾結營私和鑽漏洞的機會）與不公（全國減輕的賦稅與勞役以其他形式轉嫁到最底層的農民身上）等等，而在長期實行后，發生弊端。
雖然如此，由於新政幾乎是桑弘羊所一手創建與經營，而且此政策方向也的確為政府帶來所需的財富，因此至昭帝即位之時，桑弘羊掌握中央最高行政權力已凡三十年。在強人已逝、政權更迭的當下，大司馬霍光雖輔少主，但權慾薰心，無時不想獲得更高的攝政權。於是霍光以昭帝名義，召集民間代表，賢良八人、文學五十人，共同赴京與官僚體系的名義首長—丞相田千秋—與實質首長—御史大夫桑弘羊進行二場中國史上著名的財經辯論：民間代表持反方意見批判質疑桑弘羊所主持的財政措施，而丞相與御史則以正方姿態進行防守。
兩次辯論過後，國家財經政策並無實質改革，除了原本國有的沽酒專賣權下放民間之外。一年之後，發生攝政的左將軍上官桀企圖另立新君的叛變事件，桑弘羊被牽扯在內，所有涉案者皆以謀反罪名處死。自此，朝中大權落入霍光囊中；自此，自武帝時所留下來的與民爭利政策，不再有改革的機會；自此，被動員參加辯論的民間代表們的諍言，成為絕響。
鹽鐵辯論是體制外的全國會議，在一個政經狀態不穩定的時代中，成為被有心政客用以鬥爭其他政治勢力或擴充個人體制內權力的武器；而且在政治權力獨占之後，改革就不再前進。兩千多年過去了，李登輝前總統的國發會，與現任總統陳水扁的經發會，不無此一氣味。一個巴掌拍不響，那些滿懷經世濟民理想，接受政客號召前往會議的民間代表，實在值得深究。
黃仁宇對漢代這群參加鹽鐵辯論的賢良文學的形容是「事不干己的文人」。這樣的描述或許有欠公平，畢竟這些代表帶進中央辯論會場的，是他們在民間所看到的因政策施行不當所引起的社會問題。根據漢朝的文官制度，我們可以推知這些與會人士是經由中央地方官員察舉推薦所產生的，因此由善的一面來看，這些人具有可受肯定的知識程度，而且帶有「任重而道遠」與「見危致命」理想；不過也由於主觀的拔舉制度，讓這些人的出線或多或少蒙上政爭的神秘色彩。無論這些代表是以天下為己任，或是想藉此謀得一份政治權力，「事不干己」的說法都不妥當。
同樣地，無論這些代表是以天下為己任，或是想藉此謀得一份政治權力，他們的良心都可謂被狗給咬走了。前者是被政客這些狗給咬走，只能徒呼負負；後者的良心則不知被哪隻狗給咬走，不見很久了。對於後者，我們不需多談；而前者，卻發人省思。
知識份子在社會上的角色為何，古今中外已有很多的探討。然而，若要更基本進一步思考，首先必須確定知識份子這個社會群體是一種實在，而不是一種想像。然而當我們探討知識份子的定義時，卻很難去證明知識份子這個身份的實在性質。在薩依德的演講集《知識份子論》中第一章，就回顧了許多西方思想家對於「知識份子」這個詞的探討。我們很難不去認為，當一般人在自稱為所謂的「知識份子」時，並非指自己是躲在專業領域當中不聞世事的人士，而是自認為具有某種社會理想性格或反叛權威的先覺者。也因此，與其說「知識份子」是一種確實存在的社會群體，不如說是當外在壓力觸動個人的道德或情緒敏感點時，個人所反應出來的一種暫時性的社會角色，甚至，只是一種自我的社會角色想像。
也就因為「知識份子」本質上所具有的直覺反應性質，因此這個角色具有改變世界的能量，嚴重時還會引起不理性與不專業的不良結果。民國革命與民初的多次運動中，那些留學生或大學生們在炒動民粹主義上面佔有很大的功勞。而十多年前被政客所利用的台北學運，也是「知識份子」這個角色想像所引起的危險之一。
理想與理性差一個字，但後者卻多了些務實或老奸巨猾的感覺。而「知識份子」卻是一種擁有這兩種性格的角色：理想是本質，理性是倫理。如果一個不小心，知識份子忘卻理性這個自我約束的要求，就會流於愚蠢或瘋狂（但如果連理想都沒有，那就不算是「知識份子」了）。所以勵志想做一個振聾發嘳的「知識份子」，就必須先了解這把兩面刃的危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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