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落地圖」概念發展的社會脈絡與意義
林益仁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一 、前言
本文的主要目的不是著眼於部落地圖如何繪製的技術性問題,而更重要的是希望提供一個國際上有關部落地圖發展的趨勢,以及台灣的生態保育運動為何出現部落地圖呼聲的社會分析。值得先提的是,所謂部落地圖的名詞探源。所謂部落地圖，焦點是在於原住民部落之上。在台灣，習慣上部落似乎常被表達成原住民的社區，而較不常指涉漢人的社區。因此在本文部落地圖，是從一個約定俗成的方式來理解，換句話說重點在於討論原住民社群發展的事務。從英文的使用來說,常見的相關字彙是community mapping，aboriginal mapping，以及participatory mapping。community mapping精準的說應是「社區地圖」，曾被廣泛地運用在社區營造的組織工作上，但由於有許多的研究是在原住民社區進行 (Fox et al., 2000)，因此也具備我們這裡所定義的部落地圖的內涵。至於aboriginal mapping則是最貼近部落地圖的用語，加拿大卑詩省的第一國族製圖者更是直接用「部落地圖聯盟」（aboriginal mapping network）的網站來聯繫他們在製圖技術、方法論、以及部落組織的經驗。另外，也有一些稱為participatory mapping 的研究跟本文所談的部落地圖背後所強調的精神密切相關（Aberley, 1993; Brody, 1981; Gonzalez et al., 1995; Mohamed and Ventura, 2000; Sirait et al., 1994），通常這些研究強調的是一種「在地人」（local people）觀點的製圖與使用地圖的社會過程，因此也相當值得注意。
二、根本的問題：地圖是什麼？
為什麼生態保育工作與原住民族發展之間的互動，會牽扯出部落地圖的概念？這是一個貫穿在本文之中，必須回答的問題。然而，其實更根本的問題在於，地圖到底是什麼？長期以來，地圖被視為具備政治、軍事、法律、商業、科學、以及教育的功能，因此便一直受到擁有權力者的重視，並且加以收藏。所以，地圖不僅是一個人類社群認識空間的工具，其中更因為透過地圖瞭解與控制了空間的社會過程，而產生了不同社群之間的權力關係。
從製圖學（Cartography）的發展歷史中，我們了解不同的地圖製造過程，反應了人類社會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將空間的概念表達在不同需求（如形式、內容、功能、以及價值觀）的社會過程。Harley and Wood (1987)指出「地圖是一種透過圖像的協助，將人類世界對事物、觀念、狀態、過程以及事件的空間理解表達出來的形式」。問題是，由於人類的社會文明各地有別，因此對空間的理解也不盡相同，所以展現出來的圖像與內涵自然大異其趣。因此，我們可以說製圖的過程本身即為一種藝術、科學與技術的交叉運用。更重要的是，如前所述，地圖不僅是一個指示空間的象徵而已，透過這個指示人們得以控制了世界，這是為什麼哥倫布、麥哲倫、或甚至庫克等船長發現新大陸的航海圖，被列入改變世界的重要事蹟的重要原因。
地圖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只是一個簡單的圖面，但是它的製作過程卻是複雜的,其中關鍵的部分在於：如何找到或訓練出有能力的人，去使用適當的方法與技術,已取得正確的資訊。最後，更重要的是讓這張圖得以成為眾人公認且具有普遍性的代表。從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區別出幾個必要的步驟，即(1)資料的收集；(2) 資料的處理；(3)地圖的流通；以及 (4)地圖的使用。值得注意的是，就是在這個過程中，社會的因素開始產生影響。首先，是誰來收集？其次，是用什麼技術？然後是，這些特定的人用特定的技術，如何取得其他人的普遍認同，而建立地圖的權威性。這些都是一張地圖產生，背後值得探索的社會問題。近年來，製圖學史研究的興趣，受到後結構主義地理學者的影響，也開始轉向地圖在社會發展中的角色，以及地圖受到社會價值觀影響所導致的表現型態。
長久以來,地圖一直是地理學者發展理論與實際行動所依據的對象。任何一幅地圖所展現出來的不僅是它所標記出來的山川地景彼此的相對位置、地名、或是自然資源分布的情形,事實上它更體現了製圖者的社會觀以及對外在世界掌握的能力與態度。換句話說,地圖是製圖者理解與掌握他所生存的外在世界的重要工具。因者製圖技術與知識、社會文化脈絡、以及空間觀念的差異,地圖的繪製乃成為了解社會文化變遷的一個重要途徑。事實上如前所述，不僅是地圖的解讀成為有趣的研究課題,更重要的是誰來畫地圖?以及誰來用地圖?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問題,因為地圖的繪製乃是涉及紀錄與控制空間的社會過程。Harley (1992)因此指出, 「權力來自地圖,它橫行於地圖的繪製過程中…將世界歸入圖檔也就是在操弄世界」。在地圖的繪製上,科學取得了相當優勢的地位,透過有效的工具與精確的丈量,科學將實際的地景, 一一對號入座地安排入空間轉換以及比例縮小的圖面之上, 然後再透過特定的解讀方式,得以對外在世界有所掌握。透過統一的經緯度,以及特定的表現方法, 科學地圖取得了它的普遍性,更在這個基礎上促成了更廣泛的溝通。然而,不可諱言,這樣的繪圖過程同時也消弭了不同文化的空間觀點,以及地景的社會文化意義。
以今天我們所要談的「部落地圖」為例, Fox et al., (2001)認為它的重要性在於部落地圖是一種在政府所釐定的權威官方地圖之外的另一種選項,它的主要精神在於部落的參與以及部落文化的體現，因此整個操作的過程便著重促進部落能夠自主性地去畫出他們的生活空間以及理想中的土地利用模式,並進而在這些空間利用上發出自己的聲音，是過去未被政府所確認與重視的。這個過程使得在地社群能夠紀錄並且正式化他們對土地的主張,藉以跟政府,企業,以及地方精英所代表的優勢政治與經濟利益進行對話。表面上看起來，部落地圖與恢復部落文化與傳統，或甚至部落自治有著密切的關連性，但是我們也必須認識到運用這些繪圖的技術，其實並非傳統！至少,目前部落地圖的繪製之所以可能,還是拜地理資訊系統(GIS)與衛星定位系統(GPS)等科學製圖工具的日益普遍所賜,這些系統的引進,勢必對不同社群的空間觀點產生深遠的影響。換句話說，我們也可以這樣問說，原住民傳統中是否有地圖的概念？如果有，想必也不是像GIS一般的科學思考模式吧！因此，部落地圖嚴格地講應該是科學繪圖知識與社群地方傳統文化互相角力的場域。爭鬥的兩邊，一邊是經過了幾世紀的爭鬥，已經取得社會優勢的西方科學知識與技術；而另一邊則是在地的社群對空間與自然環境所孕育出特定的智慧與文化，它的呈現方式與科學精準的數字或是測量方式，是有所不同的。「部落地圖」是兩者的角力，它既非傳統，也非現代。因此, 一張部落地圖的繪製完成,其實正代表了一個社會文化變遷的過程。它不是一個恢復傳統的過程，但卻是一個建構「傳統」的行動。這個行動背後的意義在於爭取社群的生存權益，目前許多國際上部落地圖的操作無非是透過地圖的繪製，進而取得部落集體的意志與共識，藉此與國家或是財團進行部落集體權利的爭取，有趣的是這個爭取的過程有許多還是透過法律的訴訟或是司法途徑的解決，基本上還是在現代化民主國家的架構內進行的。民主與現代化國家的概念也都是人類歷史中比較晚進的發明，因此這更說明了部落地圖的劃設，確實是一個建構「傳統」的現代化行動，而不單純是一個復古的行動。
三、部落地圖與台灣原住民族發展的關係
原住民部落地圖的討論在台灣的生態保育工作上，有越來越重要的發展趨勢。主要的原因大致上有三：第一，台灣原住民的生活領域，跟傳統上生態保育工作推展的地區有相當大的重疊性，這些地帶，泛稱「中央山脈保育軸」的地區也是目前台灣生物多樣性最為豐富的地方。這些地區多數已經被劃歸為不同形式的保護區，法令上均不同程度地限制人為的開發使用。問題是，這些地區多數為台灣不同部族原住民的傳統生活領域，必須注意的是這些領域並不只是他們目前的居住地，而是包括祖靈地、獵場等有濃厚社會文化意義的地帶。現代國家主權的觀念在此與原住民對土地的傳統認知有相當大的差距，而這些認知上的差距也反映在生態保育的工作上。在這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上，部落地圖的繪制因此提供了可讓彼此對話的溝通平台。第二，是原住民的生態智慧與山林經營管理的關係。原住民傳統上的生活智慧、社會制度、禁忌傳說在在都提供了現代化生態管理體系的豐富想像。國外的例子指出，這些生活智慧往往為財團所利用，而發展出許多進步的生物技術產品，像是抗癌的藥物等。國內也有學者受到原住民狩獵文化的啟示，而嘗試研發生態經營管理的模式（裴家麒，羅方明，1996）。這說明了原住民的生活方式，的確有許多值得現代生態經營管理者學習的面向。然而，這些經驗、知識、制度或甚至價值觀，在某種程度上都可以透過部落地圖的操作過程得以紀錄與運用。第三，是執政當局與台灣原住民有關「新夥伴關係」的落實層面。雖然目前有許多都還停留在研議的階段，甚至一些包括「自治」、「共管」等名詞的定義與內涵，都還有待釐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關於原住民與國家關係的討論不管將來是哪一黨執政，顯然已經很難再走回頭路，從這個角度來看它勢必衝擊到目前台灣生態保育涉及到土地制度的工作。就土地的歸屬與利用而言，部落地圖的掌握更是一項不可或缺的基本資料。以上三個原因，基本上是嘗試從部落地圖的運用來思考過去原住民與國家互動所產生的結構性問題，以及新政府原住民政策調整的可能性。接下來我將繼續論述部落地圖與生態保育運動的關係。
四、部落地圖與生態保育運動的關係
如前所述，部落地圖又可稱為參與式地圖，它強調的是一個社群主動表達出它對土地認同與了解的社會過程。就此而言，它的精神跟目前國際生態保育強調「把人找回來」的「在地人參與」的保育模式，可以說是不謀而合的。「在地參與」（local participation）－強調在地民眾（local people）在環境事務上主動積極的參與，這是近年來台灣生態保育運動在急速變遷的社會環境下，所開展出來的新面向。這個面向有別於過去那種偏重由上而下，精英領導式的環境行動。反之，它強調民眾必須參與在其周遭生態環境經營管理的重要性。民眾參與環境經營的必要性，它的前提是建立在多元並存的環境價值觀之上。多元的環境價值觀，肯定不同文化脈絡下的社群，對於什麼樣的環境才是適合人類社會發展的看法是有差異的，例如原住民的狩獵活動對於生態與生命的影響，在原住民獵人與動物解放人士之間就有差異。問題是，當價值觀出現歧異時，如何產生一致的行動呢？環境政策方向的釐定又該以哪一個社群的價值觀為依循呢？一但做出決定，哪些人（或非人）蒙受其利？哪些人（或非人）反受其害？這些問題在越來越民主化的台灣社會中，似乎已經很難迴避。
「在地參與」精神的落實，更重要的是肯定一般民眾對生態環境的認知。換句話說，一般所言的「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是有社會價值的。雖然民眾的知識不見得跟社會上居於優勢的科學認知相同，但是這些知識卻不見得比科學知識來得沒有用（Harrison et al., 1994）。這些民眾的認知方式往往跟實際的日常生活有關，同時跟地方的文化、歷史、經濟、甚至政治制度難脫關係。另外，這些知識往往是以濃厚庶民生活的語言來表達，所以就具備了相當的可接近性（accessibility）以及普及性（popularity）。這些「在地知識」的實踐者往往在落實這些知識時，並不見得完全意識到這些行動便是合乎「生態原則」的，因為更重要的是做這些事情乃是要符合他們所在群體的社會規範。
五、部落地圖是結合原住民與生態智慧的媒介
生態智慧的探討跟人們對自然的理解方式有密切的關係。長期以來，「自然是什麼？」這個問題一直是環境學者的重要關切。自然不是由闡述者自然而然，如其所然的呈現而已，因為在這些瞭解背後其實都蘊含著不同社會文化脈絡對「自然」的某些特定想像。更重要的問題是，誰在闡述這些特定的想像？
部落地圖提供了一個較為實際的介面，可以相當程度地紀錄下這些原住民的生態智慧。例如，原住民對於山川水系的命名系統，背後都涉及到許多族群遷徙的故事以及空間觀點，透過在圖面上的呈現（目前在GIS的技術上，更有立體的呈現方式）將進一步地紀錄與活化這些歷史文化背後的意義與價值。更重要的是，這個繪圖的動作是動態的，其中不免發生意見不同或是認知差異的情況，因此有必要設計一些機制調和共識，而不讓一張部落地圖只淪為呈現某些精英觀點的做法。
過去劃設國家公園以及各種保護區的做法表面上看起來是保護自然，實則將人與自然的關係更加疏離。近來，這種人與自然二分的價值觀在國際的環保政治上，已經遭受許多嚴厲的批判（Guha, 1989; Shiva, 1995）。新的論述中強調的在地住民的生態智慧，正是嚐試將文化多樣性以及生物多樣性結合的做法。生態智慧是日常生活的產物，是長期以來不同人的社群與自然互動的演化結果。更重要的是，它是一個社會的過程，我們都必須注意到究竟是誰參與在這個過程當中，因為這些都是生態價值在地化的重要基礎。而正是這個重新建構「傳統」的過程才彌足珍貴。更重要的是，部落地圖的劃設正是重新建構「傳統」與賦予「傳統」活力的途徑之一。
六、結語：部落地圖不是萬靈丹
以上從地圖的意義、原住民族發展、生態保育運動與生態智慧的角度，分別論述部落地圖的社會意義。似乎讓人產生一種部落地圖是萬靈丹的感覺，事實上這是我們必須謹慎小心的地方。
第一、製圖的過程本身因為所採取特定的技術與知識，必然改變甚至摧毀原本原住民對空間以及環境資源的動態特性。
第二、製圖將會升高部落間的衝突，因為部落將被迫取決定原來處於重疊的土地，部落地圖因為要確定界線，因而讓過去的彈性空間消失。
第三、部落地圖也會引起究竟是誰有資格可以參與來劃地圖的相關問題。
第四、部落地圖還需要注意一但地圖劃成，究竟誰有資格可以使用它？還有地圖流通的管道應該如何設計？資訊的取得與流通，其實是最關鍵，但是卻是最常被忽略的。
最後須強調的是，製作部落地圖本身便是一個社會過程，必須有一些社會組織概念的認識以及相關組織訓練能力的搭配，才有可能做出取得各方認可與確實可行的部落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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