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小津 劇作家哈維爾 (Vaclav Havel) 描繪戲劇︰ 「帷幕拉開，舞台便成為一間有幾個門的房間，我喜歡門的奧祕，它們是空間的邊界，既能進也能出，是戲劇存在和不存在的界線。」 文字書寫，開啟了真實與想像的辯證關係，我喜歡文字的奧秘，文字是想像的邊界，是有形象的音樂，是具象又抽象的戲劇。 對我而言，文字是醒著的夢境，是我和這個世界的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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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五期《電影欣賞》雜誌刊登郭力昕先生長文「濫情主義與去政治化――當代台灣紀錄片文化的一些問題」，這篇文章比前作「當紀錄片成為新的教堂――試論生命及其文化現象」，立論與結構更完整嚴密，「理性的粗糙與急躁」(顏士凱語) 自然更顯痕跡。掌握論述權力的文化精英總也顯露以上對下的姿態，那麼輕易地貶抑許多人，許多事。

「生命」、「無米樂」、「翻滾吧！男孩」這三部紀錄片都是人性正面的演出，讓絕大多數觀影者深感動容，而起了積極、激勵的作用。「這些感動其實具有多樣化的面貌與深度，無法被輕率地解釋為僅是一種消費性的感動，認為這種感動一定是膚淺的，毋寧是一種精英心態的傲慢……其實只是媒體、政治人物與文化精英在消費生命所帶來的感動，對於到戲院去觀賞的不同年齡、不同階層的觀影者來說，這樣的批判實在太過廉價。」( 引自網誌作者Blasts：「對紀錄片的刻板印象成了評論的魔障」) 台灣人民對政治結構上的問題並非漠然冷酷，而是失望充滿無力感，這幾部紀錄片的放映重建了許多觀者對人的信心，重拾對社會的關懷，而郭念茲在茲的所謂公民意識的建立，其建立的起點正在此。套用郭力昕的題目：「溫情感性與去政治化不是問題，正好反映台灣人心向背的問題」(濫情主義帶貶意，非客觀描述語詞，故不用)。「生命」的去政治化，抽離社會脈絡，正是吳乙鋒的紀錄片美學手法，唯有如此才能專注地凝視親情斷裂與死亡的實像。


我非常同意林谷芳先生所言：「藝術的存在是因為與生命有對應，而不是客觀有其存在的意義」，「生命」、「無米樂」等紀錄片正是因為對許多人的生命體驗與人生經歷有對應，進而產生感同身受的同理心，益顯其觀照生命的深層價值。再次重申：「加諸個人不幸之上的結構 / 政治惡行」真的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人類的痛苦與悲劇何能完全合理地歸因於政治結構或社會制度？人性之曲折、幽微，也不必然和背後複雜而迫切的政治現實有關。郭文中所謂「靠著這些奮力生存的主角們令人崇敬的生命勇氣，此片( 指「生命」) 從而又剝削了這些人物」之語，讓人錯愕，完全沒有體諒或者理解記錄者與被拍攝者之間溝通、相處的複雜與困難。以高姿態批評「濫情」、「膚淺」、「犧牲」、「剝削」，真的比花三年長期蹲點跟拍輕鬆太多太多了。批評永遠比創作容易，單憑這點批評者就該比創作者謙虛，論述霸權不該凌駕藝術作品之上，同理，創作者當然也不能無限擴大藝術的作用。

郭文謂：「紀錄片文化靠著各種運作以圖得到更多媒體報導和觀眾參與，可能會面臨以手段犧牲了目的之矛盾」，這是多慮了。國片環境如此嚴峻，沒錢更無資源，行銷何有手段可言，多是土法煉鋼單打獨鬥，如蔡明亮的苦行僧行徑。國片工作者謙卑地尋求媒體曝光和觀眾參與本無可厚非。

振興國片乃當務之急，我贊同顏士凱所言：「無論是台灣電影或電資館，要能突破當前的窘境，立法委員將扮演關鍵性的角色。」真正「塑造拍攝主流品味之不可或缺的要素，並進而形塑觀眾觀看與理解社會的方式」的是好萊塢，舉世皆然。這麼強大的電影工業，文化入侵，唯有借助政治力的介入，國家資金的投入，國片方有振興之契機，產生與之抗衡的力量。韓國電影工業的成功，能否給予台灣些許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