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面一章要講一九九三年到二○○○年這一段。這一段我是從交通部長、國科會主委到行政院副院長，我先講一下我為什麼會去做官。你看我這樣子去做官實在是很奇怪的，一九九三年的時候，有天晚上我正在宴請新竹縣長跟新竹市長，我是要他們把一塊地給清華，清華後面有塊地，一半跨在新竹市，一半跨在新竹縣，拿了最上等的金門高梁，就在那邊應酬，這時接到一個電話，「你今晚有沒有空？連戰先生想跟你談。」我說我今晚沒有空，對方就掛掉了。過了一下又打電話來：「連先生說你可不可以飯局完以後再過來。」，我說：「好。」就去了，九點鐘才碰到他，他劈頭就跟我說：「有很重要的事情想要請劉先生做。」我說：「什麼事情？」他說：「我想請您來負責交通部。」我想他一定是從早一直會客，頭昏掉了一點，才會請我做交通部長，然後他就說交通部是跟科技相關的事情，像是：電信、鐵路、民航這些，都是跟科技有關的，你來做非常的適合，我心裡想：「他是玩真的，不是開玩笑的。」那我就跟他說：「這不太恰當吧，我沒有搞過這些東西啊。」我就告訴他不行，他問說：「你不是附中畢業的嗎？」我說：「是啊。」「那你記
不記得校歌裡面有句話？」他說：「附中青年絕不怕艱難，附中『中』年應該也不怕艱難。」我說我回去想一想，他也是附中畢業的，長我六、七屆吧，就這樣子我後來就去了交通部。
那個時候是交通黑暗期，所有的交通設施不敷使用，但是趕快趕工的時候，又會把原有的路通通挖爛掉，臺北市開始建捷運了，二高、十二條東西向快速道路、高鐵，所有東西都是那時規劃要開始動，原有的擁塞雪上加霜，所以真的是黑暗期。我記得很有趣，那時是三月，我離開清華大學，三月新竹有個大事─梅竹賽，所以我要去交通部的這件事情出來以後，清華校園裡面拉了很多的白布條、紅布條，上面寫的是：「清華校長整頓交通」，把交大氣死了，這個很好笑喔。我去的時候是交通黑暗期，國營事業進入谷底，為什麼？那時國營事業全都是所謂的獨占事業，民間的力量已經大到一個程度進軍這些事業，國營事業已經是懷璧其罪，你還在那邊獨占？所以每天都有弊案，你沒有弊案也會弄幾個案子出來跟你鬧。交通事業是黑暗期，國營事業是谷底，飛安亮起紅燈，為什麼呢？因為我前一任部長，突然之間「開放天空」，臺灣這麼小一塊地方，突然間出現了十一家航空公司，你知道嗎？像德國這樣的國家只有一家航空公司，另一家是它的分公司，日本現在有兩家，臺灣這麼彈丸之地，有十一家公司，其中一家公司只有一架飛機，為了促銷，它曾經賣過一張從臺北到高雄的一塊錢的機票，就這麼幹的，所以飛安當然亮起紅燈。交通部有八大行業，我們還有一個行業─觀光，觀光客開始下降，觀光客到臺北來連路都不會走，每條路都是挖爛的；還有一個行業─氣象，剛好那時天氣也特別壞。八大行業通通很糟糕，我的辦公室曾經被民眾打電話進來抱怨說：「為什麼今年來了六個颱風都是去日本，沒有一個到臺灣來？我們乾旱得這樣子，一滴水都沒有了。」我們只好跟他說：「最近颱風不好管啊。」所以來訪的外賓問我：「你坐在這個辦公室最重要的job是什麼？」我說：「我的job是management of complaint」。
我這就舉幾個例子，從這裡面我怎麼學著來做，我真的不懂交通，但是我們不是只說不怕艱難就可以做得好，好在交通部有專家可以教我，如毛治國、張家祝他們，因為我們做過教授，做過研究工作，所以我們曉得解決難題要靠學問、要靠研究，我們遇到一個真正實際上的困難，要先去了解真正的問題所在，把問題搞清楚，就像是去查文獻一樣的嘛，那麼你要想一個有創意的方法去解決它，別人都試過而無效的東西當然不行嘛，所以你要想個別人都沒想過的東西，這是要有創意，要試這創意，要小規模的去試，有不對的話，你要去修正，這不是跟做研究一樣嗎？最後做成功以後，還要寫個報告，這不是跟做研究完全一樣嗎？我是具有這樣的背景，用這樣的精神，把學校裡面學到的東西用到實務上面去，所以我們就開始來推動很多以前大家不敢做的事情。
比如我舉個例子。我上任後遇到的第一次質詢，就是現在的內政部長余政憲，那時他剛選上立法委員，他說：「你知不知道我昨天從高雄回臺北用了多少時間？」我說：「多少時間？」他說：「十五個半鐘頭。你這是高速公路，還是低速公路？」我說：「這個對不起。」回去就研究，所有的人告訴我最簡單的答案是：「我們正在興建第二高速公路，等建好之後，就可以很快了。」這是標準答案，但是這樣的答案是負責任的答案嗎？我就跟他們講：「不行，我們要從管理面來著手，現在有的道路有沒有用到最佳的狀況？」他們就搬出從前研究過的匝道儀控的案子，但都不敢試，這些案子如果非常成功的話，可以改進百分之十到十五的，「Are you serious？」我說：「Of course.」我們要用百分之百的能力去做，今天我們要告訴老百姓的不只是增加百分之十五的效率，而是要告訴老百姓這不是一個束手無策的政府，雖然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十五的效益，你要像百分之百那樣去拼，那麼人民會覺得這是我要的政府。「等我第二條公路修好了，問題就決了。」這不是我要的答案，可是人家就警告我：「現在塞十五個鐘頭的話，人家頂多罵一句：『怎麼這麼糟糕！』又不是你搞壞掉的，對不對？可是如果你用了新方法沒搞好的話，那全部都是你的責任。你還要不要做？」我說：「我還是要做。」你要好好規劃，在一個節日開始試做，那個時候沒有電子儀控，全部都是用人工在回報，是我們的志工、同學們在匝道測車速，回報到指揮中心來，看看匝道上管制是三十秒、是四十秒、還是五十秒，用人工的輸入，動用一、兩百人來做這件事情，結果很順暢，因為在匝道上被Q幾秒你不會太氣，因為你上了高速公路以後可以六個小時到高雄，。所以，這個連續假日完了以後，第二天報紙上就出現：劉兆玄真「行」！那我就覺得非常安慰了。
再跟各位說一個HOV─High occupancy vehicle高承載，就是高速公路上劃一條單獨的線讓高承載車走，可是我們那時候大部分的中山高是雙線的，只有兩個lane，有一條拿來做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結果我們還是要試，就想出用時間換取空間的辦法，就是在過年的時候，全線用高承載，但是時段只有六個鐘頭，別國是空間上分出一條走高承載，我們是時間上有一段是全部都走高承載，這件事情全世界都沒有試過，我們在試做的時候，日本的交通研究所還全程錄影，所以我們就要很小心的配套，告訴這些管理的人，如果真的沒有坐滿四個人要硬闖上去，你就不要管他，記下他的車牌，讓他上去，因為你這樣跟他爭執，就耽誤到大家，因為第一次做，有非常奇怪的事情發生，有一輛車子要上去，可是前面只有三個人，他說：「我這是四個人，一個在後面。」後面是棺材，你碰到這種硬拗是四個人，你就讓他過嘛，因為你沒有細節規定棺材裡的人不是人啊，這是他們回報給我的真的事情喔，所以你看這些事情就很好玩，但是你要處理這些公眾事務的時候，你就要拿捏好哪些地方該緊，哪些地方該鬆，現在高承載管理已經變成每年的慣例。
下面我要再舉很有趣的例子，就是電信自由化，這跟你們現在每個人打手機這麼方便是非常有關係的，那時全國經常有兩萬多人在排隊等門號，你說好不好笑？電信局只要賣出一個門號，就能賺一個門號的錢，可是他每天要人家等，為什麼呢？因為來不及建設。為什麼來不及建設呢？它每一次建設都要招標，都會被立法委員干涉，得不到標的就說，這邊有弊案，那邊有弊案，所以來不及建設。所以民間就有很大壓力要求開放，但是要怎麼開放呢？第一要修法，因為我們國家的法律規定郵政、電信是由國家為之，民間不可以做的，第二個就是要開放市場；第三個在市場開放後有夠多競爭的時候，市場機制就會出現，那時品質就會提高─因為競爭，價錢會下降─因為競爭。可是我很快就學會這件事情跟牛肉麵館可以自由開放是兩回事，開電信局跟開牛肉麵完全不一樣，交通部的所有事情，幾乎都是又要開放、又要管制，假如通訊的品質下降，就算再便宜，價錢再低廉，這不是老百姓要的。第二，全部開放以後，就沒人去服務偏遠地區了，因為那些不是黃金路線。電信開放後，我們不能夠說偏遠地區一分鐘，就比臺北的人打一分鐘來得貴幾倍，這些都要先想好，所以定好開放政策，決心要開放了，電信局有些同仁非常生氣，因為他們認為：
「我們是國營事業的模範生，這麼多年來建設了臺灣，讓人人家裡都有電話，我沒用國家一毛錢，我都用營收來的錢，再繼續投資下去建設，每年上繳給國庫三百到四百億，這樣的模範生有什麼不好？」我就跟她們說：「大勢所趨的事情，與其花力氣去擋，不如花力氣好好規範開放以後的事情。」剛剛我說的程序：第一要立法，第二要開放，第三要有市場機制。可是第一步就走不通，全世界任何國家立法都是很痛苦的事情，可是以中華民國第一痛苦，第一個就走不通，那怎麼辦呢？當時我就想了一個辦法，倒過來做。
所以我們就委託臺灣經濟研究院幫我們做一個虛擬的市場。我們的電話費非常不合理，我們有全世界最貴的長途電話費，可是有全世界最便宜的市話，市話只要一塊錢可以打三分鐘，全世界沒有這樣子的。但是我們長途電話這麼貴，我們又要搞亞太營運中心，叫全世界的跨國公司到我們這裡來營運，你的長途電話比全世界貴三倍的話，怎麼去吸引人家來？所以有的要調高，有的要調低，我們要建立一個虛擬的市場，做出來之後，一個一個族群來分析，每個月交五十塊到一百塊的人，他是損失多少錢？還是賺到多少錢？用新制跟舊制的差別有多大？全部這樣做過一次以後，再增增補補。比方說九月份開始實施新制，那是一個不得了的事情，因為你改變了全國每個人的電話費帳單，做不好的話，馬上就要下臺，我要讓絕大多數的用戶在十月份收到九月份帳單的時候，覺得合理，至少可以忍受，計算的方式去模擬虛擬市場，把當時最適的價錢先弄出來，大家接受了，我就宣布幾月幾號開放大哥大，幾月幾號開放固網，然後形成電信法非在這之前通過不可的形勢，因為已經要開放了，民間已經要投資下去了，最後逼得立法通過。
立法通過還可以講個有趣的故事，這個立法最後要通過的時候，還是有三千個電信員工在街上示威。李登輝總統把我叫到他辦公室跟我說：「你知不知道我在選總統？」我說：「知道。」他說：「那你為什麼給我搞這東西？你搞得這三千人揚言要把什麼切斷什麼的。」那時民進黨是在野黨，我說：「我已經把兩邊所有有意見的立法委員，一個、一個通通都說服了，現在你要我收兵，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用英文跟總統講一句話：「It’snow or never.」因為你選完之後馬上選立法委員，全部都改選了，第一我部長不再幹了，我講好部長只幹三年，我不幹了，又換了所有立法委員，你再重頭來吧。他很生氣說：「好，那你負責讓三千人回家去。」我說：「今天晚上修法通過後，他們就回去了。」結果我們搞到晚上一點鐘，我在立法院站在門口，國民黨的立法委員要是出來我就把他推回去，一定要逼到人數夠才行，所以通過了，才有今天的大哥大。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要提的是，有時候你可以逆向操作，完全不按牌理的逆向操作，我跟好幾個管理學者談這問題的時候，他們都說要把它寫成管理學的案例。後來我做了國科會主委、行政院副院長，到二○○○年的時候，選舉失敗，下臺一鞠躬，回到學校裡面，不好意思佔個教授缺，所以擔任講座教授，追隨我們黃教授搞通識教育，其實今天我為什麼會跑來演講，是因為通識教育的緣故。
在這裡面一再鼓勵我的，是我從小的想法。我小時候的想法是什麼？年輕的時候會問自己：我想做什麼？我喜歡什麼？其實我一直覺得這件事情不太重要，我覺得真正重要的是兩件事，一個是Do what you like─做你喜歡的事情，另外一個是Like what you do─喜歡你做的事情，而我認為喜歡你做的事情，比你去做喜歡的事情更重要。因為你不見得知道你喜歡什麼，我從來就不知道自己最喜歡什麼，我好像什麼都很喜歡，但又有點不太喜歡，包括寫武俠小說、畫畫、作詩、做化學。其實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樣，假如你從小就知道你要變成鋼琴家，那我祝你幸運，你是屬於極少數的人，You know exactly你要做什麼，絕大多數的人不是這樣，這是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真實的人生中，開始是你做該做的事情，後來那個事情變成你真正喜歡的事情，因為你做得好，就會有成就感，本來是該做的事情會變成喜歡的事情，所以你一輩子都在Like what you do，但最後你會發現你這一生都在Do what you like。
反過來講，如果你堅持一開始要找一個最愛，你找不到，會花很多時間在那裡wondering：我到底喜歡什麼？從讀書到做教授、做公共服務，我更相信這句話，我年輕的時候思考這句話，還有點半信半疑，因為覺得說不定是因為不曉得自己到底要幹嘛，只是給自己安慰的話，後來發現更多的人，跟我的情況是一樣的，只是沒有我那麼快樂，因為他沒有想通這件事情。我們其實這樣說，年輕的時候你憧憬很多很多想做的事情，長大之後，事實上你只能做該做的事情，然後你學著去喜歡你該做的事情，等到你喜歡它的時候，回想起來，好像有一點點無奈，可是別人都會說：你成熟了。That’s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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