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制定教育政策，必先訂定教育目標。要訂定教育目標，必須先檢討香港現況，才不會萬無方向、脫離社會現實，才能針對時弊、事半功倍。所以，我們要了解香港現今發展的真正問題所在。若不認清現今香港發展問題的所在，在討論教育目標時，便會產生目標與現實脫節的可能。
教育和社會環境息息相關，故此，討論香港教育政策必須談及香港的社會環境狀況。
香港經濟踏入停滯不景期，連串經濟現象包括廠商倒閉及裁員日增、失業率不斷上升、工商界競爭日弱、工資收入出現兩極化等。要使香港渡過經濟衰退、成功地經濟再轉型，就要提高香港的競爭力。提升知識，就等於提升競爭力。
在知識型經濟社會裏，我們必須改善人力資源的質素，以適應社會環境的轉變。要改善人力資源的質素，可以通過教育。教育培育人才，培訓具有創造能力 、分析能力、實踐能力、決策能力、評估能力、溝通能力和獨立思考能力的人，人才可以增加生產力，生產力的增加可以提升競爭力。
以下筆者將通過「學券制」、「大學學制三改四」和「英語離校評核試」，討論它們能否加強香港的競爭力。
一、大學學券制
‧私營化
在大部份的國家，教育由政府經營（尤其是中小學），是普遍的現象。私立學校多被視作非主流，香港的情況亦不例外。然而當社會不滿意以公營為主的學校教育，便會出現學校私營化這個論調，支持者希望透過學校私營化，引入富競爭性的市場機制，改善教育素質。
首倡學券制的經濟諾貝爾得主(76年)佛利民(Friedman,1955,1986)認為美國的公立教育，尤其是中小學教育，一直受到低劣的教育水平所禍害，政府不能善用納稅人的金錢，解決辦法是家長們應該對子女的教育重新操掌決定權。
把教育的決定權交給納稅的家長正是學校私營化的重點。張五常亦贊同佛利民的看法，他指出：「公立學校的主要弊端，是顧客沒有選擇的權利，也沒有有效的發言權。」家長、學生的角色應是顧客，身為顧客，自然有權選擇最令自己滿意的貨品，何況是影響終身的教育！就算對學校不滿，也無法有效地表達，自然是家長、學生，甚至是所有納稅人難以啞忍的情況。
近年，香港一系列的教育改革:推行母語教學、取消學能測驗、升中派位由五個等級(band)改為三個等，都令家長對政府的派位機制出現不滿，香港人對公營的主流教育亦漸失信心。佔香港學校約九成的公營學校(津貼學校)良莠不齊，哪所是「名校」、哪所是九流學校，是眾所周知的，在學生、家長、甚至社會大眾亦心中有數。在現行的派位機制之下，家長各有千奇百怪的對策，如搬家、虛報地址去改變學校網；四方巴結聯絡，以求利用「特殊關係」；強逼子女參加「面試班」等等，目的就是讓子女進入較理想之學校，接受較佳之教育。
近年來，有條件的香港人爭相將子女送入國際學校就讀，他們甘願放棄政府的資助，反而付出高昂的學費，不享用納稅人應有的權利，明顯地，香港的公營學校已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政府對此現象，不得不作出反省。家長要求自行選擇學校，在社會上漸成一強烈的聲音。教育私營化正是一個十分吸引的方案。
‧市場機制
學校私營化，需求與供應就要按市場的規律，否則必被淘汰。所謂市場機制，就是由需求與供應決定資源分配，這是最有效率的方法，一切的干預(如政府)都是對市場不利。供應者(學校)必須要迎合顧客(學生、家長)的需要，才能於市場立足。學校私營化，從積極方面看，學校吸引學生就讀，必盡力改進;從消極方面看，學校為了維持運作，不致「倒閉」，亦不得不力求上進。因此，學校私營化的結果必然是學校的素質上升，學校必致力於師資、課程、教學法等改革。
公營學校浪費公帑，和管理失誤大有關係。公營學校浪費社會公帑，是支持教育私營化的另一理據。張五常比較香港的大學及美國著名私立大學哈佛、芝加哥、耶魯等大學，指出這些學校每個學生的經費都比香港的大學低。在資源分配上，政府往往不了解學校需要，例如政府幾年前大力推行資訊科技教育，為全港公營學校訂購大量電腦，結果部份學校或無地方放置，或無足夠師資，結果得物無所用，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假如學校私營化，學校將有較大的財政及決策上的自主權，同時因為是一種近乎自負盈虧的模式，資源運用將會變得更有效率。
教育私營化有很多種類型，政府的參與程度及角色在不同類型下都有不同。教育最極端的情況是政府完全撤手不管，不設限制，甚至不加資助，完全由市場決定，在經濟學上，這種模式是最有效率的。然而因為影響太大，反對的聲音太多太大，其他較溫和的教育私營化模式便被不少學者提出。
‧學券制
「學券制」是教育私營化的一種，也是最多人提及、討論的，外國推行教育私營化，也多採用「學券制」，因此，談教育私營化，不可不談「學券制」。
如上所述，首倡學券制的是佛利民，政府向學生家長發出學券，學生自行拿著學券選擇學校，學校再用得到的學券向政府換取資助，因此學校之間必須互相競爭去吸引學生就讀，愈多學生，即意味學校可向政府取得愈多資源。簡單來說，這種改變是從以前的錢跟著院校走轉變成為錢跟著學生走。
學券制的推行，可以是全面性的，也可由學校及學生自願參加，由於推行全面性的學券制困難極大，強行推行學券制，勢必引來在現有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反對，當中包括老師、教育處官員、辦學團體等等，政府未必可以解決大量的反對聲音。因此，給予鼓勵及足夠的誘因，讓學校自行決定參與與否，是最合適，也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為適齡兒童提供教育，乃政府的義務及責任，教育是公共貨品，一名學生接受教育，絕不會影響其他人就學的機會，而資源亦不會減少，任何適齡兒童，都有接受基本教育的權利；而在九年免費教育後，只要學生有志，並且具備足夠能力，皆可繼續升學，政府仍有責任提供資源予其就學。這是最重要的原則，不論在中小學推行，還是在高等教育推行「學券制」，學生同樣受政府資助，對他們實際的影響不大，而且他們額外得到了選擇學校的權力，另一方面，學校在競爭之下，素質卻會提高，由此可見，這是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最終，學生得益，競爭力也就增加了。
‧汰弱留強
財政問題、管制問題、附加服務是推行學券制必須考慮的三個問題。（James Catterall,1984）學者孔繁盛在三個問題的基礎上，切合香港的情況，加以歸納及分析，提出了九點推行學券制的要則，令學券制的推行維持公平的原則，例如學券面額、學校收生條件、提供足夠資料、提供交通津貼等，都是極為重要的。
孔繁盛又指出推行學券制「是希望在現今公營學校系統之外提供多一種政府資助教育的途徑，增加學校系統內的市場競爭和誘因」，因為香港現時私立學校佔極少數(約一成)，公營學校和私營學校可謂是兩種全無關係的體系，家長的選擇可謂少之又少。只要成功引入一套完善的「學券制」，就算是規模較小的，至少有部分學校的素質將會改善，是無容置疑的。
值得留意的是，大學方面的問題比較複雜。因為面對劇烈的市場競爭，一些名氣大且歷史久的大學會佔盡優勢。大學的名氣往往是學生和家長考慮在哪間院校選修課程時的一個重要考慮。但事實上，有名氣的大學未必一定代表它的教育質素佳，反之亦然。名氣稍低一點的大學，縱使有好的教育質素，亦未必能吸引學生修讀他們的課程，這便使教育素質與學生對課程的需求掛勾，這種功能喪失貽盡，而學券制亦失其本意。過份崇拜市場因素，學生變成消費者，大學可能會爭相降低要求以取悅他們，部份淺易的或由較「仁慈」的教授任教的課程成為最受歡迎的科目，結果可能反而導致教育質素下降。
此外，大學的碩士課程也要走向自負盈虧。當前經濟衰退，求職競爭劇烈，一個二萬元的海關督察，也有十個博士和四百多個碩士應徵。將來，那些可憐的父母們，要花多少血汗錢，把孩子培養成用者自付的博士，競逐那二萬元的職位呢﹖教育將要成為家長在供樓以外，一項極為沉重的負擔。
推行「學券制」是一個極為複雜的問題，有大量的問題需要解決，處理不當可能會出現不少負面的影響，反而令香港教育素質下降。因此政府必須集思廣益，仔細研究，才可落實推行。如果政府可以推出一個考慮周詳，比較完善的「學券制」，筆者相信對提高香港的教育素質是有利的。
總結而言，學券制能引入富競爭性的市場機制，改善教育素質。教育素質的改善，可改善人力資源的質素，從而增加生產力，進而提升競爭力。
二、大學學制三改四
‧歷史
一九八八年，教育統籌委員會在「教統會第三號報告書」中提出，把中七定為所有大專院校共同入學點。並把所有院校各科目劃一收讀年期。該項建議其實就是推行大學三年及預科兩年制。
一九八九年，香港政府決定統一大學學制為三年。雖面對兩間大學(中大、港大) 的反對，但該年一月底，行政局仍通過教統會建議大學學制由四改三。
一九九四年，由七間大學校長組成的大學校長會，一致認為大學學制要改回四年，但當時的教育統籌科(現為教統局)表示，該階段並不會檢討學制。
一九九六年，八間大學校長聯席召開記者會時，亦有提及大學學制問題，並一致認為要三改四。
二ＯＯ一年，特首於施政報告中肯定了大學「三改四」的方向。估計十年內可落實大學四年制，預期最快在二ＯＯ七年可開始推行，至二Ｏ一Ｏ年正式完成過渡期。而中學亦會配合改制，由現時「五二制」改為「三三制」，學生在完成六年中學課程後，只需面對一次公開考試，隨後便可接受四年的大學培訓。
‧支持論點
那麼大學「三改四」如何能加強「競爭力」呢？
首先，有學者認為大學要發展全人及提升學生的語文水平，三年修讀的時間實在不足。社會普遍認為，現今大學畢業生未能達語文水平的要求。在四年學制下，大學生會有較充裕的時間學習，相比三年制，學生更能掌握本科知識。
此外，正如嶺南大學校長陳坤耀說，如今入讀大學者眾，素質也較參差，故此需要較多時間學習，較長的學習時間，可幫助素質較差的學生掌握知識。
還有，四年制大學教育的好處，是頭兩年可以集中打好語文及通識基礎，有更好的語文能文，間接有利商業交易。而且亦能有效地掌握學習的方法和步驟，並擴闊眼界，增廣知識領域。到了第三、四年就可以集中鑽研本科的專業，有利將來的實踐、應用和研究。
並且，社會環境是不斷改變、進步，例如新科技的應用，社會要求通才，勞工需要有多樣的技能和多方面的知識，更長的學制可以讓學生修讀更多和不同類型的課程，有助增廣多方面的知識。
另一原因，乃是要與外地大學的學制銜接，以方便學生到外地作交換生。
‧考慮事項
當然，實行大學「三改四」也有要考慮的問題：
首先，擬於二○○七至○八學年，一次過把七間大學同時轉為四年制，在一年內取錄中六及中七兩批學生。換言之，該年度入大學的人數將增加一倍至二萬九千人，而大學經費將增加一成多至兩成，即每年增加約十多至二十多億元。
第二，聘請教師方面，教統會稱問題不大。但這也是其中一個需要顧及的問題，因為我們必須確保教師的供應及其素質。
第三，大學需興建更多課室，部分大學亦須解決校園擠迫的問題。
第四，需要修訂高中和大一課程等等，中學銜接大學的問題，以確保新學制之下各級學習內容互相銜接。
當然，學生最關心的，是學費會調高多少。正如負責撥款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主席林李翹如博士說：「不應完全由政府承擔，大學自己也要想辦法，靈活地去想，不一定是多一年便需要多一年資助﹔至於社會人士也應對此作出承擔﹐因為大學實際上是為社會培訓人才﹔學生亦可能要分擔…」
‧筆者見解
筆者個人認為，大學教育的其中一項主要目標，是替社會培養各行各業的領導人才。這些人才除了必須有獨立的思考和處事能力外，還要具備社會責任感和廣博學識。因此，大學課程應該包括主修、副修、選修、通識和基礎科目。而要修畢這些課程，三年時間是不足夠的。
在三年制下，同學沒有足夠時間擴闊個人視野，發展獨立思考和分析能力，只能拼命地追趕學習課程，得不到足夠的時間、空間自由發展。有不少同學更因學科繁忙的原因，被迫放棄參與系屬會及其他課外活動的機會，實有違大學讓同學多方面發展的理念，而四年制大學課程則可提供較充足的時間讓同學鑽研學術及參與課外活動。
學生將有較多時間作全面發展，除專科外也可培育其他方面的才能，包括到外國的大學交流，爭取較多人生經驗。四年制是全球高等教育的大趨勢，美國很多大學都指出，基本課程的內容愈來愈多，特別是科技和生命學科等，有些甚至連四年制的大學也開始教不完。
從上可見，推行大學四年制可以提升「人才」的素質，增加生產力，從而提升香港的競爭力，因此香港確有推行大學四年制的需要。
三、英語離校評核試
‧背景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主席林李翹如女士及秘書長張寶德先生分別向傳媒表示，為了回應「社會」對大學生的要求，八所大專院校即將實施統一的英語離校評核試（下稱英評試）。
教資會表示英評試設立的目的，是有見於社會對大學生英語水平低落之批評，希望透過考核，提升學生的英語水平。可是，政府根本沒有作過任何調查，去驗證同學的英語水平是否低落、及在哪方面低落。相反，同學於高級充程度會考英語運用科中最少取得合格成績，證明同學英語運用方面已達到一定水平。教資會秘書長張寶德先生出席中大學生會舉辦的一個有關英評試的論壇時也表示，英評試設立的依據只是一個大學生就業調查的結果（該調查項目的對象只是商界僱主，而非學生），而非任何較具學術水平、有關學生英語能力的研究。
‧短評
教資會主席林李翹如女士早前亦曾公開表示，英評試的設立只因「僱主不知道大學生的水平而已」。這不禁令我們聯想到，教資會設立英評試的目的，只是純粹從商家的角度出發，希望以評核去把學生分級，讓僱主易於挑選僱員，而並非真心地希望改善提升本港學生的英語水平。
而且，單單一個考核根本無助於提升學生的英語水平，因為它根本沒有為同學提供實質的課程及知識。況且，學習英語根本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必須由基礎教育做起，大學才開始做根本無濟於事。
英評試的設立，不單無助於同學提升英語能力，更會助長考試文化，令同學受困於機械式的操練中以應付英評試，根本是浪費資源、時間之舉。政府一直聲稱的教改方向是希望減少考試數量，為同學減壓，例如取消學能測驗，替小學生「鬆綁」；但另一方面，卻在大學增設一個英評試，難道政府沒有發現這根本是一個天大的矛盾嗎？
連英語能力也未能提升，則莫說競爭力了！
其實，除了以上的政策外，政府亦著手致力鼓勵終身學習概念，為市民提供各類的持續訓練課程及職業訓練，希望市民多裝備自己，透過持續進修，提升個人競爭力，藉此提高香港的競爭力。
參考文獻：
1) 張五常，《五常談教育》,香港,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2000
2) 孔繁盛，《香港學校私營化：教育券方案》,香港,香港教育研究所,1999
3) 孔繁盛，〈教育目標的經濟考慮〉。《公教報》。1999年3月28日
4) 〈八大學促學制三改四〉。《明報》。1998年4月1日
5) 〈理想學制須慢工琢磨〉。《星島日報》。1998年4月8日
6) 〈鄭維健：三改四是一件好事〉。《星島日報》。1998年4月10日
7) 〈潘宗光：大學行四年制最適合〉。《明報》。1998年4月18日
8) Harvey S .Rosen, Public Finance(4th edition),Chicago,Irwin.Inc,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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